祁賓鴻

香港01,國際分析與政治評論

看懂台湾选举·上|蓝绿对决仍是主流 柯文哲与民众党注定艰难

台湾选举备受两岸关注,从政党的提名结果、候选人的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倾向,到选后的政治版图变更,皆为各方观察重点。在此过程中,“制度设计”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何以形成蓝绿两党独大的政党体系,又为何出现“配票”、“弃保”的选举策略,实与制度更迭高度相关。对此议题,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于4月13日举办“连震东先生纪念讲座演讲”,邀请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以“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为题,分析制度对台湾政党、选举的深度影响。此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共二篇)。

系列报道第二篇:看懂台湾选举·下|配票、弃保与派系:胜选才是目的

选举制度影响政治运作

王业立指出,从“新制度论”的研究视角出发,目前的制度论研究可分为上游、中游与下游,上游聚焦制度的选择与设计;中游研究制度如何运作,例如半总统制下,总理与国会如何展开互动;下游则研究制度如何变迁与影响行为者的行为,例如在既有选制下,政党该如何提名、候选人该如何竞选等。

而不同选举制度,反映了不同的功能与价值选择。王业立表示,哈佛大学教授诺里斯(Pipa Norris)曾提出四个分析选举制度的指标:政府的有效统治,例如多数决容易形成两党体系,也就是容易产生议会席次过半的执政党,如此一来政策推动相对稳定;责任政治,也就是能使表现不好的政党下台;对小党的公平性,例如比例代表制下,小党的生存率能大幅上升获得支持;社会代表性,比例代表制下,弱势的社会团体也相对容易进入政坛,表达其诉求。

王业立补充,没有任何选举制度,可以同时满足上述四种标准,故选择何种选举制度,就反映了政体的“优先偏好”。王业立举例,台湾的立法委员(简称立委)选举于2008年后,正式改为“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但113席的总席次中,区域席次多达73席,占了65%,不分区只占30%,其他则是原住民代表席次。这种设计导致台湾容易走向两党制,小党虽有生存空间,但不容易跨过5%的政党门槛,故可以看出来,当初设计选制时,是希望强化政府的有效统治,避免小党林立,降低政策推行效率。

王业立接着表示,选举制度既会影响政府组成,也会影响选民服务与投票率。王业立举例,例如采取比例代表制的以色列,全国席次都是比例代表制,没有区域席次,议员便不太有选区服务的需要。而在投票率部份,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投票率往往会高于多数决制的国家,因为选民会认为,在投给政党的比例代表制下,自己的票较不会被浪费。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业立。(多维新闻)

台湾的三种选举制度

而针对台湾现行选举制度,王业立指出,在公职人员选举上,台湾如今有三种选制并行。

首先,在各级行政首长选举制度上,台湾采取“相对多数决制”(plurality),也就是“领先者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为例,5个候选人中,陈水扁的得票率是39.3%,其实没有过半,但因其为最高票,所以能当选。但近日登场的法国总统大选,就是“绝对多数决制”,也就是候选人得票率必须过半,才算胜选,如果第一轮无人能过半,就必须进入第二轮投票。而台湾除了总统外,从县市长到村里长,也都是“相对多数决制”。

第二种选举制度,则是“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SNTV)。所谓“复数选区”,是指应选名额不只一位;“单记”意味每张选票只能圈选1位候选人;“非让渡投票”,意指此一候选人的票数突破当选门槛后,也不能将多余的选票转让给其他党内同志,与日本相同;但在诸如爱尔兰、马尔他等地,便是“可让渡投票”,也就是候选人多出的选票可以转让。

王业立举例,1992年赵少康以无党籍身分参选台北县立委,一人拿下了23万票,足足多出第二名2倍以上,并可让7位候选人当选,但因台湾选制是“非让渡投票”,赵少康的票便无法转让,故实际上打击了其他泛蓝候选人的选情。

王业立指出,过去的台湾民意代表选举,主要采取“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在这个制度下,小党的存活率高,能够反映少数的主张,但这一制度也因每位候选人的当选票数门槛不高,而容易导致同党同志操戈、派系政治严重、黑金(帮派与贿选)介入选举、候选人主张激进化、因无党籍政治精英过多而侵蚀政党政治等现象。

王业立分析,人们大抵认为,此一制度缺点大于优点,故在2008年正式修法改革,将立委选举改成“单一选区两票制”,即为台湾公职人员选举的第三种制度:“单一选区”意指每个选区选出一名,选区划分需每10年检讨重划;“两票制”,则代表每个选民手握两票,一票投政党,一票投给心仪的候选人。此次改革还有一最大差异,就是立委席次由225席降为113席,可谓减半。

王业立补充,虽说台湾的立委选举改为新制,但包括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等其他民意代表选举,采用的仍是SNTV的旧制。其他无涉公职人员的人民团体选举,则多采用“连记投票法”,例如农会、政党选举等。以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为例,其采用二分之一限制连记投票,也就是每人可投不超过应选名额1/2的票数,这种制度设计就极易导致买票、灌票、配票的情况。


蓝绿对决与小党求生

王业立接着分析,根据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多数决制容易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则容易走向多党制,但台湾的情况,这个法则仿佛只说对了一半。在台湾的县市首长、总统选举场域,确实出现蓝绿两党对决的现象;但到了乡镇基层选举,两党对决便似乎效力不彰,候选人更多是比试动员能力、服务能力、所属派系。

王业立指出,回顾台湾总统、县市长选举历史,两党对决堪称主旋律。1994年赵少康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长,获得30.17%的选票,算是蓝绿对决的例外,但当年陈水扁也因泛蓝阵营分裂,以43.67%的得票率当选台北市长;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宋楚瑜以无党籍身分拿到了36.84%的票,也算例外,但那年陈水扁的得票率也不高,仅有39.3%,之所以能胜出,就是因为宋楚瑜这个例外。

但王业立表示,如果观察台湾的基层选举,也就是乡镇市长、村里长的选举,得票最多的往往都是无党籍人士,且比例一年比一年高,这其实有悖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以2018年村里长选举为例,无党籍人士得票率高达77.5%;而民进党已经执政,同年的村里长基层选举却只有5.31%的得票率。王业立也补充,当然许多基层的“无党籍人士”并非真的无党,其背后往往都有蓝绿任一势力的支持,但其毕竟不愿意挂上政党,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此外王业立表示,2008年的选制改革,大幅改变了台湾的政党体系。在2004年区域立委选举中,小党尚有生存空间,亲民党在225席中拿到了34席,台湾团结联盟(简称台联)也有12席;2008年,国民党在113席中拿到81席,民进党则有27席,小党在区域立委的当选席次可谓没有,亲民党、新党、台联无一例外。因为选制改变,政党之间的不比例性变得严重。

王业立再举例,以台湾2020年的立委选举为例,区域席次部分,除了蓝绿两党外,基本上小党都没办法胜选。例外就是台中二选区的陈柏惟,为台湾基进拿下1席,另有5席无党籍人士,其实也并非真的无党籍,而是泛蓝与泛绿的延伸,泛绿阵营就是林昶佐等3席,是在民进党礼让、且全力辅选下胜出;泛蓝的则是傅崐萁、高金素梅这2席。

王业立表示,2008年台湾选制改革后,无党籍与小党只能力拼县市议员等基层选举,因为其仍采用SNTV制,其余选举便基本上没有耕耘空间。故2022年11月26日的基层选举,可以看到诸如台湾民众党等小党都卯足全力,希望拿下席次后,可以在各县市成立党团,为日后进军立委做准备。

王业立指出,选举制度不只影响台湾的政党体系,更会影响候选人的竞选策略、选民的投票行为。例如因为行政首长采取“相对多数决制”,多数选举人的主张与立场,都会尽量“向中间靠”,以争取多数选民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浅蓝、浅绿、中间选民。王业立举例,此次国民党可能推出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就提出“中正纪念堂改名方案”,虽是为争取浅蓝乃至中间选民支持,却激起了深蓝选民的不满;正如陈水扁担任总统时,其也采取相对“向中间靠”的路线,令不少深绿台独选民非常不满。

王业立补充,在台湾可以观察到,其实候选人“越向中间靠”,越容易被两边夹杀,但绿营支持者往往会“含泪投票”,蓝营支持者则反会“含泪不投票”,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党的得票数差距。如此说法虽然还有待理论验证,却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2006年陈菊与黄俊英对决高雄时,蓝营票区的票便没有开出来,由此开始了陈菊与民进党在高雄的长期执政。

但王业立进而分析,若在县市议员等采用SNTV制的基层选举中,便能观察到候选人“激进化”的现象,而非“向中间靠”。因为在这个制度下,候选人主要是与党内同志博弈,党内竞争胜过党际竞争,故往往出现同志反目、兄弟阋墙、每次选举都在喊抢救的怪象,人人都抱怨同志不择手段挖自己的票。

王业立指出,这种情形导致了严重的派系政治,且派系利益往往高于政党利益,因为派系选票或许更能确保候选人胜出,例如台中的红派、黑派,以及台湾南部非常强大的派系政治等。近期的高雄市议员初选,蓝绿两党便皆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现象。


原文发表于2022/4/17《多维新闻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