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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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國際分析與政治評論

普京最高目标:乌克兰的“芬兰化”

当地时间3月12日,乌克兰媒体《每周镜报》披露,从“可靠外交人士”处,获悉俄罗斯新提的6点停战条件:第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要求,保持中立地位,俄罗斯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第二,将俄语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取消所有对俄语的限制;第三,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第四,承认“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第五,乌克兰去纳粹化,禁止极端民族主义、纳粹和新纳粹政党,废除现行美化纳粹和新纳粹的法律;第六,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完全放弃进攻性武器,成为非军事化国家。

如此条件,据称是3月10日俄乌外长于土耳其会谈时提出,乌方外长库列巴(Dmytro Kuleba)表示,若乌克兰同意俄方条件,俄军将立即停火。但《每周镜报》同时称,如果答应上述6点条件,乌克兰实与“投降”无异,且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要求,其中前5点须载入乌克兰宪法,对当今反俄为大的乌克兰政坛而言,不啻是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而冲突爆发至今,俄方要求看似持续变动,实则思路一脉相承,且主轴日渐明晰。2月24日俄军行动时,普京表示欲让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3月7日,俄方首提停火四点:乌克兰去军事化、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修宪去除加入北约的内文并放弃加入“任何联盟”;今日6点条件,则多了保障俄语地位、取缔纳粹等明确要求。

综上所述,四大符码贯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后秩序构想:让渡部分领土、外交中立、限缩军备、打击极端反俄情绪。如此要求,勾勒出普京此次行动的理想结果:一个“芬兰化”的乌克兰。

被嘲讽的“中立政策”

回顾历史,芬兰经验可谓是乌克兰的前车之鉴。

1939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为扩张苏联缓冲区,对芬兰发动了冬季战争,双方于风雪中血战多时,最后暂签停火协议;1941年,芬兰选择与纳粹德国合作,进军苏联,结果招致后者于1944年的强烈反击,芬兰领导人最终飞往莫斯科寻求和谈,并与苏联签订和平条约:割让佩琴加(Pechenga)、卡累利阿(Karelia)与萨拉(Salla)的部分领土、芬兰湾的些许岛屿,并将波卡拉(Porkkalanniemi)租借给苏联50年。苏联亦向芬兰提出赔款要求,后者须在6年内向苏联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

此外,苏联还要求芬兰进行“自我整顿”:允许芬兰共产党在修改部分党章后,成为芬兰的合法政党;取缔苏联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芬兰政党;驱逐芬兰境内高达20万的德国驻军,否则苏军将“亲自驱赶”;在苏联监督下重组芬兰国防军,放弃军备升级。上述要求,芬兰皆应允并执行。

1946年起,两位芬兰总统确立了战后的中立化政策,由巴锡基维(Juho Kusti Paasikivi,1946年至1956年)到吉科宁(Urho Kekkonen,1956年至1981年),两人先后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创建了深厚互信,对外拒绝加入北约,对内压制仇苏言论,并在传媒、出版品、教科书等场域广泛自我审查,削减两场苏芬战争的呈现版面,避免唤起民众的历史仇恨,影响政治上的中立空间。另外针对选举,立场过于反苏的候选人往往会遭取消资格,或被迫自行退选,也是为避免反苏政策的再起。

如此策略实践,被称为“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持续直到冷战结束,并在西方得到了“芬兰化”(Finlandization)的贬称。1979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甚至如此讪笑芬兰:“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然而这般理想主义式谴责,听在当年芬兰人眼中,实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残酷冷笑。

回顾1939年的苏芬战争,芬兰的游击式反抗吸引了全球目光,诸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皆予以声援,更有多达12,000名外国志愿兵前来参战。但细究“外援”内容,身为芬兰邻国的瑞典担忧触怒苏联,因而拒不出兵、严守中立,但有部分未受完整军训的瑞典民众前来助阵,构成了12,000名“外国志愿兵”主体;德国因与苏联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愿给予实际作战援助;美国一来鞭长莫及,二来奉行“孤立主义”,故也只能作壁上观;英法则正与德国交战,于是仅送来库存的残枪旧炮,供芬兰军队使用,后两国虽答应出兵,但其真正目的是为夺取瑞典铁矿石产区,芬兰的死活依旧无人管顾。

如此求告无门的惨痛经历,让战后的芬兰领导人学到教训: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只有当苏联“感觉安全”,芬兰才能安全。欧美各国自可说着冠冕堂皇的漂亮话,但巴锡基维与吉科宁明白,弱小的芬兰不能对西方援手抱有期待,与其重演流离失所、国破家亡,不如理解苏联的战略与地缘顾虑,并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往来与对话,用行动证明自己“值得信任”。

而也正是在两任领导人努力下,苏联的“信任”给了芬兰发展空间:苏联不仅削减战后赔款数额,更宽限了支付期限;1955年,苏联海军、炮兵部队撤离芬兰;1956年,苏联提早归还本该被租借到1994年的波卡拉。与此同时,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降低同苏联的贸易往来,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更在1960年代起提高军事预备役比例与国防预算,走向依赖大片国土与民防的“全面防卫”路线。上述举措,皆在苏联眼皮底下进行,莫斯科亦有能力阻止大部分行为,但正因双方共享了高程度互信,而未发生明显冲突。

在欧美主导的后冷战叙事下,“芬兰化”成了小国自弃尊严的代名词,但回顾历史脉络,战后芬兰领导人实是凭借了精细复杂的内外操作,强化了与西方阵营的联系,同时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最终芬兰并未加入北约,也未沦为苏联卫星国,并得以茁壮为高工业化的自由经济体,同时拥有大批后备军人。

乌克兰的未来方案

而对当今乌克兰来说,其也面临了类似处境与战略抉择。

战争开始后,乌克兰军民恰似当年芬兰,身躯虽小却有坚强意志,但终究难敌滚滚钢铁洪流,虽对俄军造成损伤,却是大势已去、难挽战局;西方表现则与当年面对苏芬战争时如出一辙,口号喊得震天响,夸奖乌克兰人(芬兰人)抵抗意志坚强,展现全球声援的热情,实际却是运送老旧的不对称作战武器(残枪旧炮)、口惠而实不至,令人怀疑其是否意在创造东欧版的阿富汗,使俄军身陷战争泥淖。

在此局面下,基辅的“最佳选择”也不幸与当年芬兰相同,那便是走向谈判桌,与莫斯科协商。而综观普京所提条件,亦与过往苏联对芬兰的要求类似:让渡部分领土主权、对内降低仇恨情绪、对外维持中立、消除对莫斯科可能构成的军事威胁。

过去芬兰付出了佩琴加、卡累利阿等地,今日俄罗斯则要求克里米亚与乌东独立;过去苏联强制芬兰取缔“法西斯”政党,恰似今日要求乌克兰整顿政坛“纳粹”风气,为的都是拍熄已然燎原的反苏/反俄情绪,此次俄方明确提出确认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便是意在阻止乌克兰日渐强烈的“去俄罗斯化”政策,并让过往被迫关闭的俄语学校、电台、新闻台重新开启,如此方有长期维持亲俄民意的可能;当年苏联虽未明言要求芬兰不能加入北约,却是直接驻军芬兰,直到确认芬兰确有中立“诚意”后才撤军,今日则是要求乌克兰修宪放弃加入北约,确保中立地位;过去苏联主导了芬兰国防军的重组,今日莫斯科则要求乌克兰放弃攻击性武器。

四大领域条件,与1944年的逻辑一脉相承,普京盘算亦与当年斯大林类似,并非出于“大斯拉夫主义”等意识形态构想,决定发动战争,而是在地缘政治视野下,要替国家创建战略缓冲区,并深知西方仅能提供口惠实不至的援助,故不惜违反国际法,并以军民生命、俄罗斯经济与名声为代价。

然虽说如此,今日的“芬兰化”背景仍与1944年有些不同。如今的俄罗斯已无过往的苏联国力,故而容忍了北约的多次东扩、直到逼近家门口,这才赌上国运发兵乌克兰;眼下的国际环境亦非战争年代,俄罗斯也无当年苏联自成一格的巨大体系,故逐渐发酵的经济制裁必然吞噬其部分发展成果,即便战争结束,全球反俄猎巫仍会持续;且俄乌如今谈打交织,倘若乌克兰缺乏有远见与胆识的政治精英群,和平条约可能持续难产,拖延下去徒增变数。

但不论普京的规划最终能否实现,芬兰与乌克兰的经验皆为国际政治的残酷体现。正如芬兰总统吉科宁所说:“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当外界一厢情愿期待英雄却又只能开出空头支票,耻笑“芬兰化”是懦夫行径却又一兵不发,站在舆论高地煽动冲突甚至持续“拱火”,吉科宁的话足为弱势方借鉴:“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


原文发表于2022/3/18《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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