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國際分析與政治評論
告别切格瓦拉 古巴将迎来邓小平或戈尔巴乔夫
三十年前，随着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美欧等西方民主国家则沐浴在“历史的终结”的辉煌之中。 三十年后，中国共产党已然接过共产主义事业的大旗，在带领国民奋进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示着另一种政治社会发展的可能。反观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已被历史淘汰，或陷入持续衰弱乃至改姓更名，或是依旧在摸索前行之路。 借苏联解体三十周年之际，本系列通过七篇文章，以数个政党的经验与教训，回溯人们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尝试。
作为西半球仅存的共产政权，古巴见证了左翼与反美的激情年代。
由拉美的主体视角观之，古巴的革命斗争本与共产主义无关，其更多是受1910年的墨西哥反迪亚斯（Porfirio Díaz）独裁斗争扰动，并在民族主义狂飙下，萌生了“走向共和”的政治意识，从而化育切·格瓦拉（Che Guevara）、菲德尔·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英雄群像，汇为抗击美国门罗巨棒的时代象征。
1959年起，菲德尔着手推动社会主义改革，招致了美国的断交伺候，沉重的政经封锁更是宛如利刃直插心窝。为求政权存续，古巴大力倒向苏联寻求支援，盼以冷战下的地缘效忠，换取来自莫斯科的发展红利。对苏联而言，牵制美国的筹码永远不嫌多；对古巴来说，苏联的政经援助确为及时雨，却也让自己除了反美之外别无他路。
苏东剧变后，古巴顿失依靠，不仅经济跳水式衰退，民众更是成群外逃。2006年起，菲德尔因病入院，其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接掌革命火炬，推动市场化改革，放宽私营部门管制，也积极缓和对峙半世纪的古美关系。虽说上述耕耘进度缓慢，古巴却终究是吹起了改革新风。
而后伴随斐代尔于2016年逝世、劳尔也于2021年4月19日后退休，古巴代际接班启动，61岁的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正式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挥别革命年代、肩负政经重担，迪亚斯-卡内尔正带领古共驶向改革深水区。
从民主斗士到马克思主义者
回顾古巴变天源起，卡斯特罗兄弟与共产主义的相遇，仿佛某种“命定的偶然”：看似本无关联，却终在结构驱使下合作。
1925年，古巴在第三国际影响下成立共产党。然其早在革命爆发前，便放弃武装夺权，选择了议会道路，并于1939年正式合法化，改名“共产主义革命联盟”，又在1944年改为“人民社会党”。当卡斯特罗兄弟于1950年代发动武装革命时，共产党只将其视作“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左翼”，而非符合马列主义规范的大众革命。同持此般看法者，还包括已然革命的中苏两国，故古巴革命不如朝鲜与越南，同受国际左翼阵营声援，而是在某种孤军奋战下，完成了自我转型与蜕变。
1952年，古巴军事强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变夺权，自由派为此打出“恢复宪政”的旗帜，团结各方共组民主联合战线，卡斯特罗兄弟正是其中之一，两人虽属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派，却从未以马列主义为诉求。面对西方记者，菲德尔总称自己是为“民主斗士”；面对古巴群众与左翼人士，其虽会论及“社会公正与平等”，却从不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词汇。菲德尔甚至曾在此前批评共产党“投降巴蒂斯塔政权”，古共也在1953年卡斯特罗兄弟起义失败、锒铛入狱后，嘲讽此为“资产阶级的冒险活动”。双方虽未结血海深仇，却绝非同道中人。
然而历史的齿轮持续转动。卡斯特罗兄弟于1955年大赦后获释，随后转赴墨西哥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而正是在此卧薪尝胆期间，两人与来自阿根廷的共产主义者相遇，三人在推翻亲美巴蒂斯塔政权上达成共识，并于1956年同返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的丛林中展开游击战，最终于1959年成功迫使巴蒂斯塔出逃，古巴由此变天。这位阿根廷人成为牵引卡斯特罗与马列主义的重要桥梁，并协助菲德尔在执政后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在后世口中，其有不少知名头衔，但从“红色罗宾汉”到“共产主义的唐吉诃德”，无一称号能比其名更响亮：切·格瓦拉。
而在个人层次上，古巴革命的左翼化也存在结构因素。卡斯特罗兄弟起义之初，民主联合阵线、冷战下的美国皆对共产主义存在排斥心理，不论卡斯特罗兄弟意在伪装潜伏或无心插柳，古巴能在美国眼皮之下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与其对马列主义的公开否定息息相关；古巴革命胜利后，菲德尔既要摆脱美国企业对古巴的宰制、获取经济主权，更要遂行个人夺权，故在上述两重脉络交缠下，其先是用军队向自由派施压，迫使总理辞职、总统出逃，又持续激化革命氛围，以街头民粹压倒议会政治，最终导致自由派退出政府。
1959年下旬起，菲德尔全面掌权，将格瓦拉拔擢为国家银行总裁，古巴经济政策由此急遽左转，从政府勒令降低房租到全面没收外资，为时仅仅1年。在此之前，美国本还对卡斯特罗政权相对友善，视其为简单的民主化运动，没想到手中握有的古巴40%甘蔗田、90%的养牛场、90%的矿场与80%的公共事业，会在一夕之间尽被没收，其才惊觉后院蹲伏的并非温驯家犬，而是捍卫经济主权的共产幼狮。而已改名“人民社会党”的古巴共产党，也在卡斯特罗政权全面左倾后，于1961年与其麾下势力合并为“统一革命组织”，并在1965年正式改名“古巴共产党”，回到1925年的原点，但这次更加真枪实弹。
从1953年到1961年，卡斯特罗兄弟完成了从“民主斗士”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蜕变，并在争取国际支援的背景下，向中苏伸出友谊之手，格瓦拉遂于1960年、1965年两度访华；劳尔也在1961年挫败美国“猪湾入侵”后，于1962年率团访问苏联，洽定了来自莫斯科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如此方能在美国严格的贸易禁运下，捍卫革命成果。
然而古巴的巨幅左倾，虽让其收回经济主权、获取苏联援助，却也使其在“大陆革命”的口号下一路狂飙，成为拉美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与输出地，引发了周遭各国的愤怒与集体孤立。格瓦拉于1965年出走古巴，远赴刚果、玻利维亚等地推动游击战，并在1967年命丧枪口，堪为古巴此一阶段政策的悲剧隐喻。1970年代起，古巴放弃“大陆革命”路线，拉美各国这才逐步与其复交。
周恩来曾在1971年如此评价格瓦拉，“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其同时感叹格瓦拉与古巴输出的革命路线，“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他们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其结果是游击队员一个个牺牲了，最后他自己被杀”；至于中国与古巴的革命经验相较，周恩来认为，“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豆子比大砲重要
而在输出革命外，1959年古巴经济政策的急遽左转也引发毛泽东关注。
1960年，古巴共产党虽未加入政府，却已开始与左倾的卡斯特罗政权合作，毛泽东遂在古共送来的党纲征求意见稿上如此批示：“不要急于全面过渡，把国内搞得太紧张；不要把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当作敌人赶出去，要创建包括所有民主派、民主政党和所有爱国者的民族统一阵线；不要一下就没收全部外国和本国资本主义；对被国有化的业主要考虑一定的补偿；对农民在房前屋后要考虑给一点自留地；国际上不要宣布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的同志，应该说拉美邻邦是自己的盟友；不要过早地和美国对立，引起干预。”
毛泽东所言，乃中国大跃进挫败后的经验总结，但卡斯特罗政权显然未听入耳。1968年，菲德尔提出“革命攻势”口号，动员全古巴增产蔗糖，企望借此累积资本、推动国家工业化。而为达此指标，古巴社会经历了风声鹤唳的政经清洗，诸多小商贩被没收财产，学生也遭大量停课，下放蔗园充作劳力与后勤；游手好闲者、反政府人士则被送进“军事协助生产阵营”（UMAP），开始劳改生涯。但如此大费周章，虽在客观结果上整顿并动员了古巴社会，锻造出相对忠诚、服从的人民群众，却未让蔗糖产量由此激增。
1970年代，古巴放弃“大陆革命”政策同时，也放弃了“革命攻势”路线，增产蔗糖计划最终未达指标、功败垂成。此后古巴虽仍坚持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却未再诉诸大规模群众动员以达政经目标，而是更加倚赖苏联的经济喂哺，并在中苏交恶后，于1966年和北京决裂。若无苏东剧变，这个加勒比的共产小国或能长久维持这般状态。
1991年起，苏联解体诱发了古巴经济雪崩，大量百姓成批外逃，劳尔终在哈瓦那公开发言，“豆子，比大砲重要。”成为后世解读古巴政局风向的关键指标。然而卡斯特罗政权的共产底色浓厚，要一夕右转无异于缘木求鱼，故劳尔迟至2006年兄长菲德尔入院、自己全面掌权后，才能真正推动经济改革，走上迟来的“邓小平路线”。
在劳尔主政下，其为古巴国有经济引入市场化力道，削减臃肿的工资体系、出租休耕地，同时引入中国式产业园区，修设外资减税新法，并重启外债谈判，期望让古巴重新融入全球市场。2011年，劳尔在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共六大）上明确提出全面推动“经济模式更新”，进一步放宽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古共七大上，劳尔强调深化经济改革路线。
然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有时弱不禁风。私营经济必然引发贫富不均，古巴的社会不满由此加剧，劳尔的改革力道因而屡遭掣肘、难以大刀阔斧，类似困境，也体现在推动古美关系上。2015年7月，古巴与美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未全面撤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换言之，最沉重的经济枷锁仍在压迫。
然在政治改革上，劳尔可谓决断如流。2016年古共七大召开，劳尔推出干部任期制，宣布“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60岁，进入政治局的新人年龄不能超过70岁”；2018年4月，劳尔将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职务移交58岁的迪亚斯-卡内尔，正式开启古共代际换血进程。与此同时，“打江山”一辈仍身兼“扶上马，送一程”责任，稳固政局避免动乱，故迪亚斯-卡内尔直到2021年4月古共八大后才正式接班。
综观新一届古共政治局委员名单，1959年革命后出生者高达71%，平均年龄为61岁，除了现任国防部长、现年77岁的阿尔瓦罗·洛佩斯·米耶拉（Álvaro López Miera）曾于青少年时期参加古巴革命外，卡斯特罗世代的革命元老尽皆退位。然由劳尔亲信仍存在政府各部的现象观之，未来的古巴或会维持“新老共治”的格局一段时间。
迪亚斯-卡内尔生于1960年，是典型的后游击队时代精英，相对不具共产革命包袱，却也由此成为西媒口中热捧的“古巴戈尔巴乔夫”。在可见未来里，迪亚斯-卡内尔的掌权路将与古巴发展共享类似宿命：古巴期望美国解除经济制裁，但又能保有经济与政治主权，正如其希望藉市场化改革活化经济，却也不想一夕丧失社会主义的平等底色；而迪亚斯-卡内尔虽肩负带领古巴持续改革的任务，却也要避免成为“古巴戈尔巴乔夫”，以免遭党内老将质疑斗争，但古巴共产政权若要存续，便不能停下经济改革进程，迪亚斯-卡内尔即便不能在任内完成，也身负栽培“古巴邓小平”的重责大任。
苏联解体三十年，古巴共产党正在美国制裁、疫情流窜的夹击下，摸索经济风向、艰困前行。
原文发表于2021/12/31《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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