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賓鴻
祁賓鴻

香港01,國際分析與政治評論

习近平“隔空交手”李登辉 透露台海两大讯号

经历2020年的疫情大考、中印边界冲突,以及方兴未艾的中美竞争,中国共产党于2021年7月1日迎来百年党庆。典礼当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涉及“解决台湾问题”部分,引发了台下听众的热烈回应,掌声不绝于耳,习近平更一度为此中断发言,足见台湾议题在当今中国民意里的分量。

然而台湾不仅长年自外中国政治脉络,亦对对岸的民意变化麻木无感。七一党庆前夕,习近平于6月29日向中共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并在仪式中表彰获勋党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其中“我将无我”四字,在台湾引发了意想不到的波澜。

颁授七一勋章当日,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并直指所谓“我将无我”,乃习近平“抄袭”李登辉而得。如此指控的“证据”在于,李登辉有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陈永峰认为此乃李登辉揉合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京都学派哲学”和基督教思想而成,意为“我既是我又不是我,而且我要超越自我,我连我都不是,就没有我”,呈现了李登辉的“无私”精神。

然而面对“抄袭”自李登辉的“我将无我”,陈永峰反不认为这是“无私”的风范,而是习近平“不自信”的流露,并解释道:习近平嘴里说着“无我”,实际上却无限延长自己的任期,又大搞个人崇拜,共产党正把中国当成中南海的殖民地。

如此双重标准、几近宗教崇拜式的解释,在台湾引发了不少舆论回响,《自由时报》等媒体更纷纷转载,并照搬陈永峰的思路,评论道“虽然两句话长得很像,但格局和高度完全不能比”。平心而论,如此现象虽说荒谬,却透射了台海格局的两大现实。


台湾听不进的“中共故事”


首先,“离心”已是两岸难以停下的政治趋势。

在海峡一端,中共经历十年打贪反腐、从严治党,逐渐寻回零落民心,并成功将共产党与民族复兴相连结,通过自我的“刮骨疗毒”,再次扎稳政治根基,更在2020年的疫情大考后,收获不少发自民间的“制度自信”,迎来近年罕见的支持高峰,百年党庆的“正红”色调由此确立。

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迈入资本主义世界,“民主化”的压力亦如影随形,“共产党终将垮台”的暗喻随着时间递进而日渐鲜明。1991年的苏联解体,更让中共遭到了灵魂拷问:红旗注定被历史淘汰,不少官员更趁此危机放飞自我、大贪特贪,上演一波“末日前夕的疯狂”。于是在内部信仰沦丧、民间“思变”的氛围下,“爱国”与“爱党”在中国长期剥离、甚至渐有对立之态,党的话语体系进不了主流文化市场,革命历史亦成了冰冷的汗牛充栋。

在此境况下,中共唯有力行自我改革,方能在“亡党”悬崖前力挽狂澜。而所谓改革,不仅是反腐打贪、整肃党纪,更包含内外信仰的重塑,意即通过传媒的革新、话语体系的改良,搭配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进程,再唤党员与人民对中共的信念。如此工程进行至今,已借《山海情》、《觉醒年代》等献礼剧在年轻人中的大量出圈,吹响了胜利号角。百年党庆的高唱正红,亦象征中共走出崩解低谷的再次复兴。

然而当中国社会愈发能接受“中共故事”时,台湾的心墙正日渐高耸。自民进党崛起、国民党以理想献祭选票后,台湾看似仍有多元民意主体,实则皆往“独化”终点迈进,只是蓝绿速度有别。在此语境下,中国若非敌国、就是他国;中共则尴尬成为多数蓝绿精英的共同敌人。当《觉醒年代》吸引中国大陆青年关注时,多数台湾青年已奉李登辉为“隐形国父”,即便李登辉希冀的日本皇民台湾,或与支持者的想象有所不同、甚至相去甚远,依旧无阻青年对其的无限吹捧与追缅。

要而论之,陈永峰的论调之所以能有广大市场,原因并非台湾社会关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字,恰恰相反,习近平所言其实无关紧要,多数台湾人只想借此体验“国父李登辉”压过“敌国领导习近平”的快感,用无聊的口舌之争吃中共豆腐,让难成对手的两人强制交锋,尽管其对李登辉所言或也一知半解,但为满足挑衅中共的需求,其不惜对一个作古政客强制挖坟。


“觉醒年代”的最后狂飙


然而陈永峰所言同时暴露台海另一现实格局,那便是台湾民意的自我劫持。

综观其评论,陈永峰对习近平的“抄袭”指控仅是前菜,而真正的主厨特餐,乃是对其李登辉的狂热褒举。陈永峰表示,“我是不是我的我”为台湾历史打通了重重关卡。对李登辉而言,“台独”无须言明,“中华民国”虽不能与“台独”共存,却可以通过种种操作,让“中华民国”成为“不是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岸冲突,更走向务实“台独”。

陈永峰接着加码,认为李登辉若还在世,民进党与蔡英文的“九二共识”危机或许都能迎刃而解,因为对李登辉而言,“九二共识”同样可以在承认后,通过种种操作,成为“不是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也可以是“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陈永峰指出,李登辉自我超越、柔软、注重实证,是完全的务实派,知道如何替台湾寻求最大利益,用不同的面对付不同的对象,每一面都是李登辉,也都不是李登辉。

若撇除对李登辉的操守论断,陈永峰可谓讲出了台湾何以“实独”多年的“大白话”,那便是放弃对只字片语的坚持,用各式话术瞒天过海、应付对岸,看似披着“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皮囊,实则主动邀请台独菌丝前来寄生,上一秒还能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国统会”,下一秒就侃侃而谈“台湾人的悲情”。如此技法,启蒙了台湾多数蓝绿政客,只要对岸尚未出手,其便能用敷衍话语一拖再拖,能独一天是一天。

然而李登辉虽有“务实”一面,亦有陈永峰等看不到的自毁危机,关键还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上。自李登辉炒作“台湾人的悲情”、促成民进党崛起后,台独民粹的潘多拉之盒由此开启。早年的台湾民意或以反共为主流,却少有反中立足之处,但伴随台湾青年逐渐进入“觉醒年代”,政治人物的瞒天过海空间受到箝制,并开始出现反嗜危机。过去的台湾政坛,或许还有独与不独的模糊空间,如今在台独民粹高涨下,政坛方唐镜们被迫玩火,在独与更独的光谱上反复横跳。长此以往,既催发中国民间高涨的武统喧嚣,亦挫伤了鸽派的论述空间。

李登辉或许擅长玩转“我是不是我的我”,但照见如今两岸民意的针锋相对,一方是重掌民意大旗的百年大党,经济蓬勃发展、风光无限;一方是基建落后、缺水缺电,只剩意识形态却还自掘坟墓的贫瘠之岛,两方一旦对撞,台湾注定会成为“不是台湾的台湾”。或许这才是李登辉“思想”最大的世纪魔术。

原文发表于2021/7/2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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