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鐵,北京同志中心負責人,關注性別平等和多元性別及其相關議題

从“同性伴侣抚养权案”看中国同性婚姻问题


    本文首发于LoveMatters(微信ID:LoveMattersCN),标题为:25年前没有“同性恋”,25年后ta们争夺抚养权

近日,“国内首例同性伴侣子女抚养案”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截至4月23日中午,该话题总共有3.7亿的阅读量,有2.2万的讨论。新京报“我们视频”旗下的热点栏目“紧急呼叫”发布了相关的新闻视频微博。值得注意的是,热度比较高的评论都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著名的性学家李银河,曾经在媒体访问当中声称,“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变化最大的,1989年北京(有婚前性行为)的随机样本是15%,2011年清华大学做过一个研究已经达到71%。”

“性”这个议题,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在中国社会,能见度也越来越高。而过去曾经因为“性”而被污名的同性恋人群,也逐渐走到了大众眼前。

2003年,李银河老师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了《中国同性婚姻提案》,至今已过去了17年,同性婚姻这个议题,在中国社会的位置是否有了改变,又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一、    同性恋群体从暗柜藏匿转向光下行走

1997年刑法改革,“鸡奸罪”才从“流氓罪”当中被删除,实现了对“男性同性性行为”的非罪化;2001年,中国精神病分诊手册才将同性恋从性变态当中删除。在90年代,从国家的相关政策上,虽然实现了同性恋的去罪化和去病理化,同性恋们仍然生活在“暗柜”当中,许多人戴着“异性恋”的假面具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同志的生存困境。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特别的年份——1995年。这一年,北京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妇女大会,在非政府组织的论坛上,在各国女同性恋、跨性别、双性恋和同志友好的公益人以及政府官员的积极影响下,大会批准了一个和“同性恋”议题相关的帐篷——分论坛的场地。第一次,中国的女同性恋、生理女性酷儿们,和海外的同性恋者与酷儿们相遇,了解到了国际上的同志运动的发展状况,生发出中国同志公益的萌芽。也是这一年,北京的中关村,出现了“瀛海威公司”的广告牌,该公司推出向家庭开放的全中文网络,是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同年,水木清华等BBS系统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和获取资讯的方式和习惯。

过去,同性恋者很难通过大众媒体,或是周围的人那里获取和多元性别有关的资讯,在实现自我认同上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因为对身份存有很大的困惑,严重的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通过互联网,同性恋者可以通过BBS、博客、聊天室等不同的平台认识其他性少数群体,获取更多与多元性别有关的资讯。促进了同性恋社群的自我认同,发展出了蓬勃的线上社群,也为同性恋社群在线下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2001年,崔子恩、石头和李银河一起登上了湖南卫视的电视访谈节目“走进同性恋”,成为崔子恩和石头成为第一批公开出柜的同性恋,; 2005年,央视报道了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的男同的故事;2006年,成都的一位女同性恋“于是”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上公开出柜。而在互联网上,更多的同性恋在博客上、或者网站上书写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被看到,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的社群伙伴。如1999年,厦门一对男同志开了一个名为“爱情白皮书”的网站,记录两人的爱情生活;2005年,现任亲友会负责人阿强开了名为“夫夫生活”的博客,记录和呈现了自己作为男同性恋的生活和价值观。

2005年之后,也开始有许多关注同性恋社群的公益机构在各地成立,这些机构的推动下,更多的同性恋选择了出柜,在阳光下做真实的自己。根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UNDP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的数据表明,有近15%的性少数者在家庭当中主动或者被动的出柜,有44.5%的性少数者在学校当中出柜;有5%的性少数者在社会生活当中全面出柜。


二、    婚姻平权从学者领衔走向社群发声

众所周知的是,第一位在公众视野为婚姻平权发声的人,是学者李银河。在90年代初期,除了李银河之外,也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万延海、张北川等,妇女领域的学者如刘伯红、荣维毅、荒林,媒体人冯媛、吕频等,在各自的领域为同性恋者发声。

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也在妇女权益、艾滋防预的领域当中得到了一些生长的力量与发展的资源。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同性恋群体相关的草根组织还并没有做好准备来争取婚姻平权。毕竟,在一个充满对同性恋的歧视的社会环境当中,大多数同性恋尚未实现出柜做自己,婚姻平权听起来还很遥远。

然而,人们对于爱的向往是无法阻挡的。即使中国的法律制度目前还不承认同性婚姻,这也无法否认和阻止同性伴侣之间爱情的发生。

进入21世纪,同性婚姻的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逐渐成为更多人关注的焦点。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国家;2000年,荷兰率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之后,更多的国家受到了鼓舞,纷纷实现了同性婚姻,如加拿大、南非、阿根廷等国,或者实现了民事结合,如捷克、瑞士、匈牙利、意大利等国。

在中国的同性恋社群当中,2000年之后,不仅有人开始在公众大胆出柜,也有不少人大胆的用公开举办同性婚礼、或者挑战民政局、甚至挑战目前异性恋霸权的婚姻制度的方式,来表达同性恋社群争取同性婚姻的诉求。

2005年,四川就有一对男同性恋伴侣公开办婚礼,并邀请当地媒体来报道。由于是地方性的新闻报道,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2009年,北京的一些同志机构合作,在前门大街举行了一场高调的同性伴侣婚礼拍摄活动,一对女同伴侣着婚纱,一对男同着西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大胆秀恩爱。经过多家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这场“街头婚礼”引起了世界轰动。在2009年“前门婚礼”的启发与鼓舞之下,之后各地的同志婚礼纷纷涌现。2011年,在武汉的光谷广场,有两对同性伴侣举办了公共场合的婚礼,同样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2012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举办婚礼,引起了公众的关注;2012年,北京有同性恋情侣在情人节前往民政局登记注册,被拒之后接受了新闻采访;2013年,北京和广州分别有两对女同情侣前往民政局登记注册,同时,她们还与一些同志父母一起,呼吁人大代表关注和支持同性婚姻,受到了广泛的报道;2016年,湖南的一对男同伴侣因试图结婚被拒,将当地政府部门告上法庭,成为了中国同性婚姻第一案;2019年10月31日-11月29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通过中国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有超过十万网民提出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人大法工委的发言人也首度公开回应“同性婚姻”的议题。在微博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成为历史性事件。


三、    倡导策略从能见度提升为主走向多维度倡导

回到1995年,在世妇会上,有外国记者向世妇会的工作人员询问关于女同性恋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同性恋”。2018年,在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的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则在对其他国家代表针对中国LGBT议题的公开回应当中表示:“中国保护LGBT,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人群体的健康权,向所有公民免费提供基本卫生服务,允许自愿开展变性手术,尊重他们的隐私。根据婚姻法,中国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并非是因为歧视,而是基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虽然没有承认同性婚姻,但是表了国家对于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权等方面的保护。

在这13年当中,整个同性恋社群经历了一个从“不可见”与“不被承认存在”到“可见”与“被承认存在”的过程。同性恋社群在婚姻平权的议题的策略上,也发生了改变,从以提升同性婚姻议题的能见度为主,发展为面向不同受众的倡导工作的结合。

1.针对社群的倡导和赋能工作

对于绝大部分的社群而言,中国要实现同性婚姻,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同性恋进入了和异性恋的婚姻关系,或者是进入了“形式婚姻”。根据2016年的研究显示,在进入婚姻关系的性少数当中,84.1%与异性恋配偶结婚,另外有13.2%为“形式婚姻”5 ,2.6%在国外登记同性婚姻。

因此,需要同性恋社群有更多人站出来,表达自己与婚姻相关的权利诉求。这也需要同性恋相关的公益机构,去做更多的社群的教育工作。如果同性恋社群无法实现比较好的自我认同和社群认同,内化了恐同,大量的人不出柜,始终躲在和异性恋的婚姻当中,同性恋是不可能争取到婚姻权益的。与此同时,产生的大量的“同夫”和“同妻”带来的问题,会使社会进一步歧视同性恋。

2.针对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李银河提出了“同性婚姻法案”之后,同性恋社群越来越多的开始重视对于专业人士的倡导工作。 在过去十年当中,曾经有同性恋机构组织同性恋亲友去联络和游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支持“同性婚姻提案”; 也有同性恋机构去发掘和维护对同性恋群体友善的律师,这些律师为许多同性恋社群的伙伴提供了和婚姻权相关的法律援助,有的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诉讼案的辩护律师,成为了同性婚姻权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者。此外,同性恋社群也积极与部分法学家们产生了互动与合作,在法学领域探讨了中国实现同性婚姻的可能性与策略。

近两年,许多公证员也加入到支持同性伴侣权益的队伍当中。2017年,长沙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办理“意定监护”,两人在一起已经有10年之久,打算用“A卵B怀”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宝宝,两人希望回国生产的过程当中,对方能够为自己的手术签署同意书,因此考虑到采用“意定监护”的方法。 正赶上2017年民法总则修改了意定监护制度,她们顺利的完成了“意定监护”的办理。2019年,更多同性伴侣希望通过“意定监护”来保护自己的伴侣权益,更多的公证员参与到相关的培训当中。 在同性婚姻尚未合法的今天,“意定监护”也不失为同性伴侣保护自我权益的一种现实策略。

“迪迪”和“达达”的抚养权案还在继续。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无数的“迪迪”和“达达”,因为中国尚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备受困扰,ta们仍然无法结婚;或是即使在海外结婚,采取辅助生殖手术拥有了孩子,又面临给孩子上户口的问题;孩子并不能像异性恋家庭的孩子一样,合法的拥有两个爸爸、或者两个妈妈;同性伴侣感情一旦破裂,海外离婚的手续非常复杂,孩子的监护权成了另一个问题······

如果未来,同性婚姻的问题在中国仍然得不到解决,我们可以预测会有更多类似的案件发生;我们也可以预测,这些同性伴侣组成的“彩虹家庭”的孩子,未来一定会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甚至是面临被歧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这些家庭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7268.html

联合国新闻:https://news.un.org/zh/story/2018/11/1022202

腾讯网:https://new.qq.com/omn/20190809/20190809A0IVX100.html

https://news.ifeng.com/a/20160419/48511752_0.shtml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1001-same-sex-unions-turn-30-in-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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