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紅後專」，人皆「活貨」、、、

1958年的中國，大躍進帶來的浩劫，官方宣稱的「天災」，是徹頭徹尾的「人禍」，死亡人數成為國家機密……

2019至2020年的香港，也經歷一場「大躍進」。原來，「一國兩制」躍進為「一國1.5制」，然後已是「一國一制」……

大躍進的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今天成為「黨有多大膽，港有多大鏟」；「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今天成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一國一制」……

1949年時，毛澤東承認新中國仍未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所以需要最少要十至十五年，甚至二、三十年的時間去過渡。結果，「二、三十年」成了「幾年」。毛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告向社會主義社會改造的過渡。然後到1958年，便高舉「三方紅旗」，誓言「超英趕美」，向共產主義邁（躍）進……

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被中共扔掉。1990年的《基本法》已經支離破碎。2014年的「八三一」，露出極權的尾巴……2020年的特區政府，更將「高度自治」拱手相讓。「五十年不變」？？還不用等到2047年，「一國一制」的時代業已降臨……

今天的香港，在重演1958年的「躍進」與「人禍」……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對大躍進作出如下評價：

毛澤東對經濟發展的錯誤看法還不足以釀成大躍進的巨大災難。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是這些看法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政治運動使經濟政策蒙上了政治忠誠與否的色彩，與階級鬥爭劃上等號。大躍進未能刺激經濟增長，而大躍進的政治因素把它變成了一場災難……中國從此以後將「政治掛帥」，強調人的因素和群眾的熱情。專家不再主導決策過程……專家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只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地位和權力。（頁156）

這不正是今天的香港嗎？政府施政的錯誤的巨大災難，不僅在於政策本身，而是政權將之視作「政治忠誠」與否的審查與鬥爭。「政治掛帥」成為公務員、醫護人員、教師、國泰、港鐵、紀律部隊奉為圭臬的法則，被套在頭上的「金剛箍」。「講政治」徹底凌架於「專業」之上。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提出；「我們各行各業的幹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當「紅」的標準被嵌入「專」的範疇，真正的意思其實不是「邊紅邊專」。「政治是統帥，政治是靈魂」，所以，「紅」與「專」之間一旦出現矛盾，唯一選擇，絕不可能是「只專不紅」或「先專後紅」，而是「先紅後專」。

「紅」是甚麼？當然是黨性。今天，如何成為「政治上靠得住」、「關鍵時起關鍵作用」的「紅」人？那就不僅要在辦公室供奉領導的圖像（圖騰），更要「把心交給黨」，「聽黨話，跟黨走」，自願為黨奴。

近日讀陳冠中的小說《北京零公里》、書中的「活貨哪吒城」的空間、是沒有聽者的世界、唯一聽者、就是自己、活貨與活貨之間沒有思想交流、似乎也是當下香港的寫照、黨國時代、等待復活的主席、人間地獄、冤死之人成為活貨、永遠無法擺脫的恐懼、憤怒、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