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anmapleleaf

Liberalism, feminism, celibacy.

《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阅读小记

朋友就此文论及“基础建制能力”的内容向我提出了一些疑问,我大致解答了一下,现将回复记录如下,不保证完全准确。

我的大致理解是,作者想强调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举例而言,基础设施一方面有助于信息和政令的传递,有助于中央直接与地方乃至基层发生联系、对后者发布命令,进而整合政治共同体,防止地方各自为政的倾向;一方面又加速了病毒的传播,有得亦有失。

迈克尔·曼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问题。如在苏东国家,国家权力很大,由行政力量垄断经济活动、调配稀缺资源,禁止公民社会的存在即私人社团的活动,但这不意味着国家能力很大,也就是说国家不一定能办好事情,不一定能完成其政策目标。

例如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效率低下,生活日用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十分匮乏;国家权力太大导致官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污公款,等等。这方面可以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不过文章比较长。

在我的理解中(下面摘自我的期末作业:),迈克尔·曼在其理论中区分了两种权力,一是国家倚靠合法暴力、独断专行地推行政令的专制性权力,曼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意志“悬浮于社会之上”,没有实现下沉和渗透。

国家基础性权力则指国家能深入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疆域内有效贯彻决策的能力。国家不能彻底摆脱与社会的沟通和互动,不能完全拒绝与公民团体展开制度化的谈判和协商。

倘若国家与市民社会能展开常规的协商和交易,社会群体能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进入议事过程,这不仅能督促政府对社会的合理诉求采取积极回应的态度,更能在有效调和利益分歧的基础上,获得民众对政策规划的支持,使公民能积极、主动地服从政府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最终顺利地贯彻国家意志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赢,从而避免强制推行政令所带来的纷扰。

而作者的理解看来与我不同,ta可能更侧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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