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者維繫統治的秘密——當代視角下的威權主義理論

在討論威權主義研究在今日政治學中的發展之前，我們首先應當釐清「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這個詞的來源為何。今天我們講到威權主義之時，大多數時候所指的只是民主國家的反義詞。但在歷史上，人們表達同一概念的時候，更常用的術語其實是「獨裁統治（Dictatorship）」。威權主義是在政治學大師胡安·林茨（Juan Linz）的推廣下才變得廣為人知。而在林茨那裏，威權主義不過是非民主政體的一種，即那些無法被歸類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和個人統治（Personalistic）的混合型政體。

但即使是「民主VS獨裁」這一經典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過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把民主等同於暴民統治，是他筆下三種惡政之一。羅馬時期，民主這個概念鮮有人提起。而獨裁者（Dictator），一開始只是羅馬的一種制度安排，指在特殊時期由元老院授權，全權處理軍政事務的個人。到了啟蒙時代，孟德斯鳩（Montesquieu）將政體分為君主制、共和制和暴君制——無論民主還是獨裁，都沒有在他的框架中出現。即使在歐洲的第一波民主化期間，人們也不覺得自己是在爭取民主。那個時代的人們在談到「民主」的時候，所想的仍是古希臘的公民大會和抽籤任職。用民主來指稱由選舉來決定領導人的制度，大概是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創造。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最早使用「獨裁政權」來稱呼自己的體制，意指過渡時期由黨控制一切的安排。直至二戰期間蘇德交惡，在希特勒的宣傳戰下，「獨裁」才逐漸演變成了貶義詞。冷戰開始之後，兩大陣營的分歧，被美國人貼上了「民主」和「獨裁」的標籤，這才有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詞義。

因而不難想像，早期的威權政治研究，不可避免地帶着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特別是到美國贏得了冷戰之後，研究民主何以持續，威權何以崩潰，成了學界的標準範式（比如亨廷頓著名的《第三波》）。亞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一直對這種風氣嗤之以鼻，覺得鼓吹「歷史終結」的論調忽略了現實政治的複雜程度。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非民主政權確實沒有要崩潰的跡象，獨裁者們反而活得越來越滋潤了。他們不但學會了如何促進經濟增長，還從民主國家借鑑了各種手段——憲政、選舉、議會等等——來維持統治。俄羅斯、土耳其、委內瑞拉，都是典型的例子。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Levitsky和Way於2010年出版的重量級作品：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當代的學者們慢慢意識到，民主政治才是人類歷史上的例外，而非相反。民主和威權並非水火不容，可以放在統一的框架中加以解釋。威權政體的「韌性」，反而說明了關於權力運作更加本質的一些規律。因而在過去的幾年中，對威權政治的研究得到了飛速的發展。

政治學研究一直可以分為兩大主題：制度和行為。前者關注結構性因素，比如法律、選舉制度、政黨等在不同的環境下如何互相作用。後者則強調個體能動性（agency）的重要性，着重考察個人如何根據遊戲規則和信息調整自己的決策。目前，對威權主義的分析還集中於前者，但近兩年來後者也愈發被學界重視起來。2017年，該領域的三位重量級學者，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Scott Gehlbach，耶魯大學的Milan Svolik和芝加哥大學的Konstantin Sonin發表了一篇綜述性文章，總結了當前從結構視角出發分析威權主義的理論進展。他們主要提及了四類理論：勝利聯盟、權力分享、選舉操縱和輿情控制。

勝利聯盟這個概念可以追溯至理性選擇學派的祖師，William Riker。最初這只是指民主國家中，政客在不同制度安排下想要實現政策目標所需的支持者人數。比如通過法案需要簡單多數，修改憲法就要三分之二多數。但隨後紐約大學的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Alastir Smith兩位學者將之拓展到了非民主政體，用以指代任何統治者想要維持統治所必需的聯盟大小。他們認為，為了實現政府更替，民主國家的候選人需要爭取到過半選民，而威權國家的政客只要幾位大佬的支持即可。任何權力爭奪，都可以看作是候選人收買勝利聯盟的過程。在民主政體中，候選人需要收買的人數更多，所以公共品提供的水平也更高。

近年來，MIT的Acemoglu和他的學生Egorov以及Sonin一起，將勝利聯盟拓展到了動態情形。他們的主要洞見是，政治玩家在考慮結盟夥伴時，不僅會計算當期的收益，還要考慮未來的權力格局。比如今天內務部長跟總書記一起幹掉了某個人民委員，那內務部長固然少了一個政敵，但面對着一個沒有了掣肘的總書記，明天沒準就會落得個鳥盡弓藏。同樣，實施經濟改革可能會增加獨裁者的收入，但也會增加經濟精英的博弈能力，給未來的政治形勢帶來不穩定性。預計到這種可能性，獨裁者也許就不會允許經濟改革的發生。更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見我在政見的文章《非民主國家的權力遊戲》。

對權力分享的研究最早見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ger Myerson的論文。他提出，任何統治者都無法獨力治國，必須依靠一個精英群體來鎮壓來自底層的叛亂。為了獲得這些精英的支持，統治者必須跟他們分享權力。可是古語云：伴君如伴虎。精英們深知，一旦加入統治者的陣營，一不留神可能就家破人亡。為了取信於精英，統治者必須建立一個「朝廷（court）」，從而精英們有一個互通聲氣的渠道，一個人被清洗，所有人都會第一時間得到消息。這樣一來，統治者就會投鼠忌器，只有在理由足夠充分的時候才會對某個精英下手。藉由綁住自己的手腳，統治者反而可以提高政權穩定的概率。

之後的政治學家指出，在當代的威權政體中，政黨和議會都能扮演「朝廷」的角色。Gehlbach和Keefer於2007年發表的文章就指出，共產黨國家中黨員和非黨員的區別，往往就是黨員能夠分享內部信息，從而在投資時不需要擔心財產被政權徵收。黨通過對經濟精英的吸收，可以有效降低人們對政策的擔憂，提高民間的投資意願。這也是威權國家刺激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Boix和Svolik發表於2013年的文章則發現，定期舉行議會的威權政體會更加穩定。

正如Svolik在他2012年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樣，任何獨裁者都面臨着來自內部精英和外部民眾的雙重風險。如果說勝利聯盟和權力分享幫助他們降低了第一種風險，那麼選舉操縱和輿情控制就讓他們得以最小化第二種風險。Wintrobe寫於1997的文章提出了所謂「獨裁者困境」：如果放開輿論，那革命爆發的概率無疑更大；但如果一味壓制輿論，那獨裁者就無從得知自己真正的支持率有多少，更沒法對症下藥，最後很可能落得個跟齊奧塞斯庫一樣的下場。這時，選舉的價值就凸顯了出來：一方面，匿名投票讓民眾願意顯示自己的真實偏好；另一方面，由於整個流程被獨裁者控制，他也不需要擔心會失去權力。

史丹福大學的政治學家James Fearon在他2010年的論文裏就闡明，即使不舞弊，選舉也會給獨裁者帶來好處。威權政體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各方都缺乏透明的信息。民眾可能會錯誤地認為，經濟衰退是因為獨裁者能力不行，進而發動革命將其推翻。但從選舉結果中，民眾可以觀察到其他人對目前形勢的評價，從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才會行動。假如選情太不利，獨裁者會樂意直接下台，避免在進一步衝突中落得更慘的結局。Fearon的同事Magaloni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這個問題。她認為即使獨裁者地位無憂，也會操縱選舉來彰顯自己的民意基礎，達到威懾反對派的目的。紐約大學的Rozenas和羅兆天則區分了事前的操縱和事後操縱，並研究了何為最優的操縱策略。最後，Svolik指出，選舉操縱其實是個很複雜的工作，獨裁者必須倚靠底層代理人執行這項任務。但代理人只有預計到獨裁者能獲勝的時候才有激勵幫忙。換言之，他們只會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結果獨裁者一般不是大勝，就是大敗。

所以，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獨裁者還要頻繁使用各種治理工具——收買、審查、宣傳和鎮壓。Guriev和Treisman最近的工作論文討論了這幾種工具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收買永遠是獨裁者的最優選擇。如果能用錢讓反對派閉嘴，那就沒有再使用其他工具的必要。但收買的成本往往過於高昂，所以獨裁者會一方面審查反對派的言論，一方面用媒體塑造自己偉光正的形象。只有這樣也行不通的時候，獨裁者才會考慮鎮壓。此外，審查、宣傳和鎮壓都有很大的成本。審查會讓獨裁者少了一個監督底層官員的渠道（Lorentzen, 2014），宣傳會讓媒體失去吸引力，減少政府從中獲得的收入（Gehlbach and Sonin, 2014），鎮壓則可能造成focal point，引發全社會的backlash（Esberg, 2018）。是否能在特定的情境下選擇合適的策略，就是區分權力遊戲中高級玩家和低級玩家的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