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

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关注威权政治和统计方法

怎麼才能讓獨裁者放你出國

如果你是某個獨裁政權下的一名異議分子,那麼被遣送出國大概是你最為理想的結局之一。一方面你能在安全無虞的條件下繼續宣傳自己的主張,並收穫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另一方面你可以積蓄力量,招攬門徒,一朝時局有變,立馬坐個罐頭車回國化身革命導師。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獨裁者願意放你出國。對於大多數異議分子來說,這顯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眾所周知,曼德拉在監獄裏前前後後呆了二十多年,昂山素季連諾獎頒獎儀式都無法出席。革命先烈李大釗和伏契克,甚至直接被反動派吊死在了絞刑架上。

乍看上去,將一切反對勢力用鐵拳無情碾碎,似乎是獨裁者們的最優選擇。畢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確保政權穩定,自然要儘快把潛在的火種一一掐滅。那些漏網之魚之所以能僥倖去國,大概只是出於某位天降偉人一時的良心發現。但實際上,相對於直接鎮壓,流放有些時候反而能給獨裁者帶來更大的好處。

社會科學家們早就發現,鎮壓並不必然減少反抗。特別是對著名反對派的迫害,可能會引發人們的義憤,導致所謂的「反衝(backlash)」。比如1975年,朴正熙將軍以「通共」為名處決了八名反對派成員。他的本意是震懾韓國民眾,沒想到卻將先前屬温和派的基督徒和知識分子們都推向了政權的對立面,抗議一時間此起彼伏(Chang, 2016)。這背後的邏輯是,集體行動的發生需要公共信號的指引。政府的殘忍暴虐,相當於為民眾提供了一個行動的「聚點(focal point)」,讓不同群體之間的合作成為可能。此外,肉體消滅還會讓曾經的無名小卒一下子變成聖徒,無形中提升了其知名度。MIT政治系Richard Nielsen教授的研究發現,極端宗教分子在遭到暗殺之後,其著作的瀏覽量會急劇上升。

相比之下,流放能極大地減少異議分子在國內的影響力,還不會造成民間和國際輿論過於強烈的反彈。久居國外的反對派,由於無法參與國內的政治進程,無法獲得第一手的經驗,甚至會逐漸地被民眾遺忘和拋棄。因此,明智的獨裁者會謹慎地選擇打擊政敵的策略,而不會盲目地使用暴力。

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史丹福大學的Jane Esberg利用智利的數據對上述論斷進行了檢驗。1973年,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政變推翻了左翼的阿連德政權,智利從此進入了長達十七年的右翼軍政府時期。在此期間,幾千名異議分子遭到殺害、監禁和流放。

Jane Esberg考察了智利1973年的國會大選——政變之前智利最後一次全國性選舉——並收集了候選人的個人資料。這些候選人不少來自左翼政黨,因此在皮諾切特時期就成了政府的潛在威脅。基於智利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供的信息,Jane Esberg得以梳理了每個候選人在1973年之後的經歷。她發現,有13%的人遭遇了政府不同形式的迫害。那些在選舉中獲勝的候選人得到了更多的媒體報導,但被迫害的概率平均也要高出10%。對於左翼候選人,這一數字還要更高。這說明,政治影響力較大的反對派確實會得到獨裁者的「特別關照」。

但與此同時,獲勝的候選人被暴力鎮壓(殺害或監禁)的可能性反而更低。Jane Esberg比較了那些極為接近的選舉中的贏家和輸家,發現他們被迫害的概率雖然接近,但前者被流放的比例卻要遠高出後者。換言之,對於得票份額相近的反對派,勝選帶來的輿論關注能為他們的人身安全提供額外的保障。歷史檔案表明,允許哪些人離境確實是皮諾切特的有意選擇,而非反對派們努力爭取的結果。由此可見,作為異議分子,你唯一能依賴的自保手段,大概就是在政府對你動手之前,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了。

當然,不要以為離開了國境線就萬事大吉。獨裁者會努力確保你的名字和事蹟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如果你不識相,出國之後還試圖引人矚目,那江南案的子彈和托洛茨基腦袋上的冰鎬,就都是你的前車之鑑了。

參考文獻:

Chang, Paul. Protest Dialectics: State Repression and South Korea's Democracy Movement, 1970-197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sberg, Jane. Anticipating Dissent: The Repression of Politicians in Pinochet』s Chile, working pap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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