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敗者回憶錄20：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抗戰末期，從上海淪陷區逃難到國民政府統治區的安徽省屯溪市。為什麼是屯溪？因為在抗戰期間，當江浙等東南各省許多大城市相繼淪陷後，位於安徽南部的古鎮屯溪，就成為一些黨政軍機關、文化團體及大中院校緊急遷往的小後方，是東南部抗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原來只2萬多人口的小鎮，增加到20萬。江浙人之多，市場之繁榮，有戰時「小上海」之稱。但即使是住在這個「小上海」的旅舍，我還是第一次見識了在地上牆上爬滿蛀蟲的糞坑，並必須在那裡方便的恐怖。這似乎是我對短期寄居的屯溪，仍然記得的印象了。
沒有多久，日本投降，二戰結束。我家在屯溪大概只待了兩個月，就遷回勝利後的上海。
到處掛滿了慶祝抗戰勝利的標語，和領袖蔣介石的肖像。市民在狂喜中，迎接重慶國民政府的回歸。重新掌權的國民政府，一方面懲治「漢奸」，另方面也出現大規模的「接收」敵偽資產行動，「接收」後來被形容為「劫收」，因為許多並非敵偽資產的公營或私營機構，也因為在淪陷時期不可避免與汪政府打交道而被「接收」。「接收」是一塊肥肉，不同級別的接收大員是大小肥差。貪污行賄瞬即泛濫，而黑社會也很快恢復活動。淪陷時期上海儘管多數人的生活艱困，但治安和社會秩序良好，黑社會絕跡，戰後似乎一切又都回來了。
回上海後住了大約半年，社會變化太多太快，來不及存入記憶中。記得的事有：當時還在國共合作時期，姑姐李麗蓮和姑丈從延安來上海做統戰工作，聯絡文化界；稱作「法幣」的貨幣開始貶值，房屋的交易用金條；很少見到父親，他在北平和東北有新的工作。大約1946年初，媽媽帶著姐姐和我，遷去北平。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飛機很小，飛行時機身搖晃，我們都嘔吐了。
從住慣了的繁華的上海，移居到古老純樸的城市北平，對我可以說是耳目一新。那時的北平，只有一百多萬人口，是中國末代皇朝的帝都，但自1927年起，這裡已經不是政治中心，也自然不是經濟、文化活躍的城市了。所有的房子仍然是平房，或兩三層的小洋房，因為帝居規定，所有民居不能高過皇宮。那裡風沙和塵土飛揚，遇到下雨天，就是滿街泥濘，故有「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壞名聲。
但古城卻散發著美麗迷人的氣息。那裡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不像上海或南方那樣天氣變化不測。穿單衣、穿夾衣、穿棉衣，都有一定的時候。城市到處有大樹，也有許多公園，最多人去的公園，是曾經作為皇室們花園的北海。北海有全城最高的白塔。夏天從白塔望下來，全城被大樹濃蔭和湖水籠罩，一片綠色；冬天從白塔望下來，全城又被白雪覆蓋，一片銀白。冬夏都看不到屋瓦和馬路。而秋天，城中有一大片鮮紅，那是香山的紅葉。
北平的居民，純樸而幽默，街上到處都響著「勞駕，勞駕」的聲音，「勞駕」大約就是香港人說的「唔該」之意。馬路上極少路人的爭吵，講話的聲音也不大，不管哪個階層的人，都很有禮貌，相互忍讓似乎已成為人民的生活習慣。這是我在大上海所見不到的。
我不知道那時候的市政是怎樣運作的，但大概國民黨並不那麼中央集權，地方應有自治的權限。那時的北平市長是教育家何思源。
我於1946到1948年居住北平，是10歲至12歲的少年，那時的生活，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氛圍，一直讓我懷念。十多年後，我到北京找尋過去的感覺，卻再也找不到了。
（文章發佈於2021年6月7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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