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清

(๑•̀ㅂ•́)و✧

关于尖椒部落近期劳动纠纷及机构危机事件始末

作者:雅清


1

我2020年4月7日正式从尖椒部落离职,也是在当天,我作为机构被王小嗨诉“非法解雇”一案的证人参与庭审。

在庭审中,我的身份是代理主编,王小嗨的“领导”、“工作上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主导和王小嗨的工作谈话,并直接参与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人。

这是我第二次以“领导”的身份出现,这样自称是为了简明地向仲裁庭解释我和申请人——也就是王小嗨的关系。而第一次是在王小嗨公开发布的文章里,这篇文章在标题中指名道姓地提到我,并在文内称我为“对员工进行训诫”的“领导”,和“精于说谎的谣棍”。

在此之前,在我尚和王小嗨共事的1年半里,我们从未在工作中使用“领导”的概念,我也从未被王小嗨这样称呼过。

我在仲裁庭上主要陈述了以下内容:

王小嗨在职期间长期拖延工作,甚至存在连续拖延8个月账目的情况,导致机构至今(在我写文章的此刻)无法与合作伙伴分账。机构曾为其提供督导培训,我也在沟通中反复协助其寻找工作动力,并对工作量做出调整。王小嗨亦在自评中承认工作存在严重拖延问题,给同事造成困扰。但在机构做出各种努力后,状况并无改善。本着对机构和王小嗨本人负责任的态度,才最终决定与其解决劳动关系。

我参与与王小嗨的面谈沟通,提出其仍存在的工作问题及机构的补偿方案,在其并无表达异议,并口头答复“行吧”的情况下,于面谈结束5天后发出正式解除劳动关系的邮件。在面谈到发出邮件的期间,王小嗨从未以任何方式对机构的决定表示反对。

仲裁结果是机构败诉,已在拿到书面通知的当天支付了赔偿金。对于这个结果,我和我的前同事虽然失望,但并不感到惊讶——早在仲裁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也被无数圈内伙伴告知:不管机构做得多充分,在舆论和法律上,结局对于我们都会是两输的。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以及为什么在面对王小嗨长篇累牍的攻击时,我们几乎一直保持沉默,现在却要出来说话。这些我会在此一一说明。

2

我在2015年以女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尖椒,并在实习期结束后正式入职。草根机构的人员流动性很大,4年间,尖椒的人员构成已经和当初完全不同,我也从一无所知的“小白”变成机构“资历最长”的成员。而尖椒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传统始终未变,由此也诞生出了轮值主编的制度。

王小嗨2018年入职后,由我和他共同担任轮值主编,每人轮流负责一个月的线上平台选题策划,而我作为机构的“代理主编”,承担更多的协作职责,包括与同事在个人成长方面的面谈及每半年一次的工作评估。

王小嗨的简历,称自己有项目管理经验。但在无法完成项目目标后,又改口说自己没有相关经验。
王小嗨成为轮值主编时的邮件

此后,我多次当面提出王小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轮值主编,无法在当月整理完自己的排稿记录,导致我接手时需要反复核对已发布的稿件和作者信息,并造成稿费计算的错漏。

在编辑部开选题会时经常保持沉默,没有表现出发掘选题的意愿,在我主动提议其写某个议题时以各种理由表示“不好写”、“写不了”。

对自己负责的平台运营状况无法做及时跟进总结,在反复督促的情况下,也只是在记录表中堆砌大量毫无重点的后台数据,而不做数据分析和梳理。

开会时表示愿意接受网课的统筹工作,但系列课从第一次开课后连续停滞数个月,对此的解释是“老师都没空,我也没办法”,也没有相应的可跟进的计划。在我联系好导师,拉了讨论方案的群之后,才在提醒下开始写策划案。

其主动表示“有兴趣”、“可以接手”的网店工作方面,亦存在不上架商品、拖延账目整理的问题,导致我受到合作方的催促,也给负责财务的同事造成极大压力。还曾在半夜突然发布上新推文,而同事对此毫不知情。

负责项目管理时多次抱怨合作机构没有足够产出,却在同事询问进度、提出帮忙时表示“没关系”、“能解决”,结果项目结束时发现预算花不完,并且也没有完成项目目标。

在王小嗨公开发布文章并进入仲裁程序后,其拖欠的工作仍未完成。这是王小嗨回复同事提醒账目结算的邮件,反映了其对团队协作的一贯态度。事实上有很多工作如果不及时做好,数据就会流失,比如网店后台的流水超过三个月就会被阿里巴巴系统吞掉一部分,无ch恢复,可惜这一点王小嗨可能是在法庭上才第一次知道。

在发现问题之后,机构没有马上做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而是尽最大努力,试图与其“共同成长”。但与缺乏动力、无意沟通的人合作,是一场巨大的耗竭。

沟通的诚意也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在王小嗨的公开文章里,我与其面谈的过程被称为“训诫”,是我单方面下达“指示”和“命令”。我由此被塑造为一个“邪恶”的领导,尖椒也因此受到“不公开不透明”、“职权压迫”等攻击,百口莫辩。

3

面对仲裁结果,尖椒没有继续上诉,而是选择尊重法律判决,给付赔偿,也就意味着这件事在机构层面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想说,现在这个结果,对于团队造成的损害是巨大且持久的。

一旦走进法律程序,意味着所有东西都会成为证据。要证明解除劳动关系的过程合法,需要提供非常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工作标准的证据、没有达到工作标准的证据、提出警告的证据、提供培训的证据、调整岗位的证据、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口说无凭,要有证据。

机构在此时就不得不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小型团队运作机制不是为了预防法律风险而设,基于民主团队的信任关系,也不会在日常工作中给自己的同事实时签字或录音。

没有证明员工不能完成kpi的证据,因为工作量和工作标准是在讨论中制定的,如果某位同事负责的平台没有完成指标(打个比方,微信粉丝数没有达到上一年定的kpi),团队会在开会的时候做总结和反思,但不会因此降薪降职。

在仅有几人的小团队里,岗位的分配是非常灵活的。如果有同事比起文字工作对视频拍摄更感兴趣,ta就可以调整工作方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机构也会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同事一起开拓新的领域。这些都是在一次次集体会议和单独面谈中诞生的。王小嗨在刚入职时的岗位是编辑,随后自己提出有兴趣接手网店,开发网课,以及此后我和其就工作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多次面谈,并在王小嗨表示忙不过来的时候,征得其同意,接手了另一半轮值主编的工作——尽管我们不会做冗杂的人事管理文书工作,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调整。

我们的谈话过程不会有录音,面谈和督导过程经常会涉及同事的个人发展和情绪上的需求,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也没有留下正式的文字记录。日常沟通的邮件和群聊信息,也不会像很多企业一样要求所有人齐刷刷地明确表态“收到”,更没有在对方同意解除劳动关系后要求当场签字(这一点大概是写在不少“HR工作指南”里的)。

高自由度的工作方式对团队成员本应是有利的,我自己也受惠于此——只有一家充分尊重成员自主和能动性的机构,而不是一家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运转良好的大企业,才会让没有学历和职业背景的人,也能有足够的机会进行自我表达与自我成长。

但事实证明,它也是极为脆弱的。作为草根机构的建设者,大家因为相似的理想聚集在一起,维持关系依靠对彼此的信任。民主决策并不意味着机构就是乌托邦,其间一定会存在漫长而痛苦的摸索,不断地试错,反思,甚至争吵,需要参与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情感劳动。但无论如何,一切都是可沟通的,每个人的表达都要得到尊重,这也是我们坚持民主的原因。

而一旦信任断裂,内部的平衡就极易遭到破坏。在沟通中消极抵抗,需要表态时保持沉默,事后对外称自己受到“压迫”,不敢表达;在工作中拒绝履行承诺,理由是“领导”没有给出具体的要求……这些都无法成为证明“不胜任工作”的呈堂供词,却会让机构的运作陷入停滞,让伙伴为了避免“压迫者”的嫌疑而不敢主动推进。

完善机构的管理机制很重要,但这应该是为了让团队能够更好运作,也更好地保护机构和伙伴。如果认领一个弱者的身份,将别人架在权力者的位置上,就能因此占据道德高地,否认自己在工作中的自主性,回避自身职责,其结果对机构将是毁灭性的,也会令自愿承担更多责任的人心寒。

4

作为个人,看到自己在文章里被用“谣棍”、“丑恶嘴脸”等词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不必多言。这也是我从机构离职的直接原因。我没有信心一边承受被曾经的伙伴持续攻击的精神压力,一边还能如常工作。

但这不是最让我难过的部分,我真正不能忍受的是,王小嗨在文中不断称自己和工友一样住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实际是某连锁品牌公寓,用“与工人同志并肩战斗”、“从她们身上感受了无穷的力量”、“收到了赞美、喜悦和意义”来标榜自己,而同时,我一边充当着文中邪恶的“领导”角色,一边要面对这样的评论:


王小嗨的公开文章发布后,微博出现自称“知情者”的匿名“爆料”截图

谁能定义工人群体,谁能宣称自己真正“和工人同志站在一起”?有人能做这样的代表发言吗?至少我不能。但我可以告诉你,被贴上“低学历”、“工人出身”的标签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的话语不被重视,你的经验被人否定;意味着永不停止的自我怀疑;意味着在和学者交流时会被劈头说“你说话水平真不像初中生”;意味着作为一个工作五六年的成年人,还要被当作什么都不懂的工具人“小姑娘”;意味着当你指出因为年龄、地位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可能会陷入“自贬”与“玩弄身份政治”的两难;更意味着做这样的坦白没有任何“力量”、“光荣”可言,是纯粹的疲劳和羞辱。

(尖椒部落没有招过什么“小姑娘”。我现在已经离职,没有必要费心在各种公开平台为我“争取权益”了,更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信息特意私信转发给我。)

而从事服务工人的工作,意味着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评估工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否对服务对象真正有益。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伴随着获得信任的喜悦和不被信任的痛苦,伴随着交替而来的价值感和无力感。最终让我们坚持的理由,不是因为它够“先锋”,而是我们相信其意义。

它们不是你应当拿来给自己背书的工具。永远不是。

5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里,我也在思考为什么现在需要公开做这样的表达。

曾经我和机构的伙伴一直认为,沉默地等待仲裁结束、事件过去,不针对每一点攻击和骚扰做机构层面的公开回应,是最好的做法。但现在我已经离职,发言仅代表个人。并且我也意识到:这件事对于我们是没有“过去”可言的。

在尖椒的几年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我不会说尖椒是“革命的号角”,“来尖椒工作是三生有幸”(就像王小嗨在第一篇文章里所称的那样),这顶帽子太高,也太危险。它对我重要,是因为我参与它的成长,见证过它的希望和局限。同样,所有曾为尖椒做出贡献的同事,都会在不同的阶段为其开拓不同的方向。

草根机构不是一块冰冷的招牌,它是由我们这些活生生的,有情感、会受伤的人支撑的。人的努力才能决定机构的存续。而反之,对机构的摧毁,也就意味着摧毁我们做出的尝试,以及在其上寄托的信念。

在王小嗨2月公开发布多篇文章,称尖椒存在大量“内幕”,并神神秘秘地暗示“幕后人士”的存在后,尖椒的一位伙伴被叫去警局,反复盘问文中所写内容是否属实。

4月15号到16号,我的室友、尖椒的伙伴丸子无故被jc带走问话,持续了24小时,内容涉及王小嗨在文中所提及的信息和劳动仲裁相关信息。我们在16号晚上公开发朋友圈,请求关注。事后,我看到了王小嗨15号发布的微博:

而就在仲裁结果出来后,一位已经离职一年多的前同事也遭到王小嗨的支持者质问:“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这件事最坏的影响,是让早已离职的同事被骚扰和质疑,让伙伴的声誉受到损害,让仍在坚持的同事遭遇风险后还要被冷嘲热讽,那作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既然我没有能力让它“过去”,也就没有办法,更没有资格保持沉默。

我讲述是为了给伙伴正名,也为了找回自己失去的声音和被征用的身份。沉默地离开不是我们应得的结果。


丸子出来后有朋友想给她发红包安慰,但都被她拒绝了。最近她捡了一只流浪猫,携带疱疹病毒,患有口炎和心脏病,需要终身治疗。我目前没有稳定收入,无法分担费用。如果有想要对她表示支持的朋友,欢迎打赏,打赏所得我会全数交给她,用于支付诊疗费和购买猫粮。


谢谢一直关心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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