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狗ydog
杨大狗ydog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研究生在读

记一次痛苦的争论及思考

出生长大在大陆以南,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被TVB和南方系的媒体包围;就读华侨文化及其浓厚的大学,未来即将来港读MA。这是我到23岁前的生长轨迹。

在初中(2012)开始阅读南方系的刊物,高考完力排众议选择新闻系,在大学四年里经历了“对新闻的想象”-“信仰的崩塌”-“价值观的重建”的过程;40天前,为了让身边的人了解更多香港的情况,开始向墙内转发相关的新闻;生平第一次被禁言,在微博,七天。这是我23岁前,追寻理想的轨迹。

不知道何时,我成了朋友圈里的“异见分子”。其实这个异见的起点是我对新闻业的失望,延伸到对制度的失望和愤怒,再到自发地在墙外阅读起失败者的历史书写。多少个深夜,我看维基和端新闻的文章看得睡不着觉,愤怒,落泪。再后来,我开始有意识的搬运墙外的信息给身边的朋友,我希望至少身边的人可以开始反思现在的情况,而不是被温水煮青蛙。有几位真的被我真诚打动了,我们一起聊我们对国家的失望与爱,聊我们在这几年如何挣扎和自我疗愈。但是在更多人的眼里,我成了个“键盘侠”,成了个愤青。

前两天,我往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洁平写的《49天,香港反送中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一位身在美国准备就读法学硕士的高中同学在评论里跟我吵了起来。

他指责我转发的这篇文章不够客观,文章提到中国媒体是大陆宣传机器,他认为外国媒体也是外国的宣传机器,(当我提出中国媒体奉行苏联的喉舌论时 p.s.这是马克思新闻观课的内容)他说中国的媒体不屑于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争论中他再指出,外国媒体干涉内政,香港问题属于本国实务,我国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都做得比外国媒体好,至少不会干涉他国内政。最令我不解的一点是他说的这段话:

“我不是吹毛求疵要求每一篇报道都要面面俱到,我说的是能不能每一篇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引导,能不能不要每一篇都在支持港独,能不能不要这么偏激,能不能客观一点中肯一点全面一点。如果可以,我国党媒也不用苦口婆心补充这么多‘有利于’我方的信息了。”

就算我在朋友圈评论回复强调了三次“兼听则明”,“多了解事实后再去做判断”,他的结语仍然没有放弃给这次运动贴上“外国势力煽动”的标签。我忍不住跟政见相同的朋友吐槽,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而且他人在美国,为什么可以用起国内的话术用得一套一套的啊!我的朋友安慰我说,没事以后拉黑就好,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我第一次,第一次感受到深深的无力感。

以往我体验过无力感,是在我在国内媒体实习却经常被否定有价值的选题的时候;是在我转发一些写得很理性克制的文章却在半个小时后被屏蔽的时候;是我看见积极站出来的年轻人被“消失”的时候;是我简单转发了端的push截图,却被微博禁言7日的时候。

但这次激烈讨论的无力感与以往的都不同,因为以往的无力感都是我一个人的剧场,我可以通过自我消化来平复心情。这次的争论却让我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我那么努力想要去做新闻,甚至赌上我自己的未来,只是想要为大陆的、身边的人传递信息,帮助大家明辨是非,想社会进步。但是,他们值得吗?

我一直自诩是个温和的,价值相对中立的自由主义人士。我可以接纳各种各样的政见和观点,就算我的母亲每次饭局上都要感叹一句“现在生活真的变好了,感谢共产党”,我也能够轻轻一笑。因为我知道大家的经历不同,看事情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GFW的“受害者”罢了。

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特别是出了国的青年人,会相信“境外势力”这种话术,会把所有参与运动的人称之为“废青”。我犹记得上次在我朋友圈大规模转发赵皓阳那篇批判hk的群体,很多都是在外留学的年青人。这些都是我认为,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看不到的信息,应该更了解如今中国的处境的人。

其实我很不希望他人看见我身上的刺,我也不喜欢他人眼中的我是“激进的愤青”,甚至“港独”等(for god's sake,我真的不支持港独)。但是我发现,国内的政见天平已经倾斜了,我仿佛被迫成为一个激进人士。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是我身在墙内一知半解,而变得太过西方,太狭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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