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狗ydog
杨大狗ydog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研究生在读

从微博搬运一些零碎的思考

很开心收到matters的注册码!今年七月份发了申请,用的gmail邮箱,没想到梯子都过期了都还一直没收到,心里特别难过。因为现在在外媒工作,办公室电脑可以直接爬墙,今天check email就惊喜地发现了注册码,立马来注册了。我是从端传媒一路路摸索来matters的。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在大学四年里感受最深的就是整个价值观的转变以及信息渠道的转变。这个转变包含着时代的特征和我个人的经历,以后还会拓展去讲。

区块链技术我最早在去年七月得知,当时就一直在想如果可以有社交媒体运用就太好了!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抵抗我最憎恨的censorship!我因为曾经在微信发表言论被举报过,后来都转战到了微博,在微博上留下了很多只言片语的思考。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微博审查掉了(这也让我深感区块链讨论平台的重要性),现在先一点点搬运过来,略加编辑。这些仅仅作为自己的拙见,想要与大家讨论,文笔不好不要见怪。:)

*发布于 2018年8月17日

#关于生育权利的一些记忆
我最初意识到计划生育这个事不对是在2012年,我15岁,读初三。那时候在《南都周刊》看到失独父母上访的报道。我开始意识到,作为独生子女的责任,原来是非常重的——多生子女是1和很多,而独生子女是1和0,有和没有;而成年的独生子女,经济压力也非常重,未来可能还要两个人养四个父母一个孩子。
后来出国玩,跟青旅的外国人聊天,他们纷纷表示计划生育是unbelievable的——国家限制你生孩子?简直就是威权,专制!我发现我没办法反驳。此时好像一个门被打开,其实我们被洗脑太久了:人口太多了,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生一个挺好的——所以我习以为常了,我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

然后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我妈,一位是我的人生导师。


我这个人很喜欢小孩子,我从小就喜欢跟小孩子玩,但是我直到12岁才有了家里第一个表弟,我跟他感情很要好。
在此之前,我妈曾经问我,你想要一个弟弟吗?我说,嗯…最好是妹妹吧!我喜欢小女孩。我妈没说话,摸着肚子看着墙发呆。一段时间后,我妈做了一个手术很虚弱的样子,在医院里躺了一段时间,保姆照顾她,我就自己上下学。
等我上了高中才知道,我妈把孩子打掉了,应该是个小弟弟。原因嘛,我爸彼时在国企工作,生了这个孩子就会没工作,也养不起。

另一个的故事是,今年元宵花市回中学。我初中的信息技术老师提出要见我。其实这门课在中学不是很重要,所以按道理来说,我们接触应该不多。但其实这位老师是一位鼓励我们读哲学,鼓励我们思考社会的老师,也许是出于欣赏,以前他常跟我聊天,给过我非常多建议(比如不要学新闻,甚至提供了例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曾经是赵思乐的老师。哈哈!)。所以他对于我而言,是一个人生导师、良师益友的存在。
他特地在热闹的花市里找到我,跟我面对面聊了一会。他提醒我,我在朋友圈发的东西有时候太radical了,其实很多东西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发出来让人留了把柄,要保护自己。正当我们“争论”时,他说了自己的故事,他的第二个孩子:作为公职人员,是不可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二胎的,虽然彼时已有风声说要开放,但始终未成文;当时,夫人怀孕四个月了,他发朋友圈公布喜讯;不知道被谁告诉给了学校领导,他被迫在孩子五个月的时候,陪夫人打掉了孩子。
“孩子已经成型了,是个女孩。”
“我跟我的夫人为此吵了不少的架。我觉得这样对她很残忍,但是没有办法。”
“校长是个很会做的人,他只是劝我,叫我想清楚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在他们家失去这个生命的六个月后,国家用了一个月火速取消了这个长达三十年的基本国策,全面开放二胎。
如今,这位老师也已经有了二胎,是个小弟弟。
但是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在大红灯笼旁,在一派欢声笑语,歌舞升平的中心广场,他跟我讲话的时候的那种无奈又绝望的眼神。我也记得,我双手交叉,在手臂上留下的指甲印,一边听,一掐进肉里。我能够理解他的愧疚感——一位教人向善的老师在自己最爱的人面临伤害时却不能挺身而出,甚至我感受到生不逢时,造化弄人的悲凉——我一下词穷,不知如何回应他这个故事。


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花市热闹的舞台,然后用一句话把这个经历结束了:虽然有了第三个孩子,他们家不会忘记第二个孩子,还是会把那天当成一个忌日,也会告诉给孩子们听这个姐妹的存在,因为那是个生命。


也许我讲的故事不像引产,上环那么残忍,却在城市中更普遍,更容易发生。这个政策的吃人之处,是把无辜的孩子扼杀在手术室里,子宫里和脑海里。是我们还在15岁的时候就背下来并无条件相信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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