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爱的实践

我非常想和大锐聊聊,可具体聊什么我也没想好。我就是很想听他的声音,他那犹豫,忧惧,心事重重的声音。就像期待很久的一个飘忽雨夜,在雨夜中人总会莫名其妙地心碎,又莫名其妙地拥有一个深沉沉的梦……大锐的衰弱使我安全。我想分享给他一些景色:今天早上拉开窗帘,阳光满溢,大朵轮廓清晰的棉白色云朵聚集在远处高层的中间,坚实,饱满,馥郁如同一颗果实。“我怎么能舍得夹竹桃树下的花影呢?”我对自己说。顺着澄澈跳跃的笑声向楼下看去,有几个孩子坐在地上,像小狗一样亲热,像小狗一样快活,旁边的长椅上坐着他们的maid,我就又想起大锐了。想起大锐说,如果关注性别议题你可以在新加坡做研究,新加坡几乎都是双薪家庭,女性职场就业率高女性地位高,可新加坡却也拥有逐年增长、数量庞大的女佣们,去关心她们,去加入NGO,保障她们的权益……

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已经忘了。长久以来,大锐对我而言是一个先行者,孤单,勇敢,风尘仆仆,我尽力紧跟着,又不断惭愧着,失败着。我确信大锐对我的信赖,“我对你一直有期待,总有一天你能看穿意识形态。”,可赤道的潮热始终无法过去,我的焦虑像一场悬而未落的雨,一些热切降临,又悄无声息地滑落……它不曾润湿我。新加坡的云朵记录着我的浅薄,我像个可以随时抽身的观察者一样伪善,伤感,为穿着肮脏工服的棕色皮肤青年,为食阁里步履蹒跚收拾餐盘的老人,为关心气候关心香港的孩子,为在Aljunied深夜走向黑暗烂尾楼里的华人同胞——那些稀落的灯光无法照亮此地的未来,也黯淡地无法稀释乡愁。

大锐对我感到失望,我是知道的,这些丧失了交谈和触摸渴望的目光追随,是抽象的同情,如此羸弱,单向,分裂,这不是真正的理解,也不是可以行动、促进改变的团结。大锐的离开是必然,他离开后,我发了场持续不退的高烧,过敏导致的红点让我陷入患了骨痛热症的恐惧(看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而我在工作6个月后仍没有通过公司的试用期,这意味着我没办法使用医疗保险,况且骨痛热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好在是虚惊一场,极端无助的几天,过敏发烧都退去后,我的脚指甲又染上了真菌感染;做了回国的决定,开始投递简历,不断体会着希望,落空,燃起希望更多落空的漫长的路,至今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我依然没有变成大锐期待的同路人,依然惭愧着,失败着。这些碎片般隐伏的日子很快地在脑海中重回,楼下孩子的女佣们坐在长椅上,她们看起来并不苦恼,带着享受秋日的明媚笑容,亮光闪闪烁烁的那个瞬间,我看到她们身上有一种放松的轻柔。大锐带给我的目光延绵着,短暂的美丽新世界随树影摇摆,秋天碎在她们身上,我想起大锐说过的那个问题,我想试着回答。

无论是被人轻视贬低,或是诱饵式的赞誉,家务劳动一旦被划分到私人领域,女性在家务中的付出和奉献便无法被衡量,也就无法被支付。19世纪70年代后,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职场劳动,政府允许外国女性来新加坡做家庭女佣。资本给这份工作定价——2019年,女佣收入一个月400新币到500新币(人民币对新币汇率5:1),最昂贵的菲律宾女佣工资大概600新币。在新加坡的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引言是  虽然女性在家庭教育、社会安定、环境保护、持续发展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  “家庭教育”,“社会安定”,男权体制对女性的期待和定义仍然聚焦在温柔的妻子、承担孩子教育工作的母亲、维系整个家庭安稳和谐的伟大奉献者这样的角色,在这种情况里出走的自由是如此珍贵,可这样的自由是穿着高跟鞋,背着LV香奈儿,踩过对别国女性的压迫……这样的自由是答案吗?我不知道。芭蕉在风中颤动着,沉默看到我,在粗糙的想象中我再次噤声:她们来自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她们也有自己的孩子,也有陪伴照顾抚养孩子的权利,有和家人长久居住在故乡的权利,有接受再教育的权利,有摆脱全球经济不平等导致的结构性暴力的权利,她们也有潜在的创造力,有塑造自己生活甚至改造社会的能力……如果,如果被解放的幸存者能够真的相信这些,真的相信战争、贫穷、饥饿、死亡划开了一条压迫与被压迫的分界线,相信“虚假的慷慨”无益于状况的改善,相信脆弱和无助应该带来援助而非新的伤害,相信真正的自由仍在沉睡,相信“她们”、更多被留在原地、留在线那头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也有尊严,也需要关怀与爱。如果,如果我们能真正地与被剥夺的女性、贫穷者、“暴徒”、与不再畏惧失去、已没什么好失去的那些走上街头的人站在一起,我们会得到答案吗?

在这样爱的延伸,爱的实践中,我们会得到答案吗?我很想问问大锐,和大锐聊聊,从一个虚妄的梦境开始,从我无法落地但确实承载一些光华回忆的新加坡生活开始,从一些感受,一些痛苦中得到的个人政治开始。可大锐走得太快,走得太远,他的知识和行动累积的经验让他能够轻易看到本质,这些叙述过于简陋,情绪波动,反反复复,对他而言或许已经不再重要。我们最近的交谈还停留在9月初,因为想应聘报道记者,我尝试第一次采访,采访对象是在家乡县城周边乡镇小学工作的一位女教师。由于招生困难,西贾乡的初中在15年解散,作为初中数学老师的贾老师只好回到乡里的小学,她给我讲她的生活,她的家人,给我讲断级的、空荡荡的学校,苦闷的自己和同样苦闷的孩子们。

“虽然家在襄汾城里,可两个星期才能回去一趟,有时候在超市偷偷听别人聊天,我觉得自己非常土,什么也不懂。呆在村里,可从早到晚都在忙,根本没法融入,没法参与当地人聊的家长里短。”我的语言显得匮乏,提纲上列的问题漂浮又空洞,好在老师是那么体恤,那么温和,她努力展开自己的生活,细致耐心地与我分享一切。“读初中的女儿生病了,宿管老师打了好几次电话,可我又走不开,只能周末接她回家。那天下大雨,我们在小区门口下车,我抱着儿子,丈夫拉着女儿,我们淋着雨跑回家,全身都湿透了。可她一点也不抱怨,边跑边笑。”“儿子7岁了,本来想让他上县里的小学,可没有人接送,只好把他带在身边,今年的一年级只有15个孩子,能去城里私立学校上学的,不管多贵,家长都努力送进去了,剩下的就是爷爷奶奶带的留守儿童。孩子们也很无聊,看不到新的,听不到新的。”和贾老师通话的时候,天渐渐暗了,寂静如此完整,我不敢看楼下那些花了,似乎我多看她们一眼,她们就要坠落掉下一朵。

贾老师讲话声轻柔,坚定,徐徐道来,夹杂着“诶呀”,“可是……”,“呢”,这样灵动的字眼,显得生机勃勃,沾染着风吹过4月荒原的广阔。她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在大车上》,想起坐在大车上的、同样从事乡村工作13年的女教师玛丽雅· 瓦西列芙娜:

她有这样一种感觉, 仿佛她在这一带地方已经生活过很久很久, 将近一百年了。 她觉得从城里到她的学校, 一路上每块石头,每棵树, 她都认得。 这儿有她的过去, 有她的现在, 至于她的未来,那么除了学校、 进城往返的道路, 然后又是学校, 又是道路以外,她就想不出什么别的前景来了。 ……关于她做教师以前的往事, 她已经不再去回忆, 而且也差不多忘光了。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 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 想到过教育的益处, 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 也不是教育, 而是考试。 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 想到教育的益处呢? 教师们、不富裕的医师们、 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 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 为民众服务, 从而得到安慰, 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 木柴、 坏道路、 疾病的念头。 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 只有象玛丽雅· 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 而那些活跃的、 神经质的、 敏感的、 常谈到自己的使命, 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 丢掉这种工作。

如果是大锐,他会怎样写呢?空心化的乡村,被私立资本挤压的公立基础教育,或是阶层壁垒,被垄断的资源,特权暴力?我是那样缺乏,缺乏独特的选题方向,有逻辑的主线问题,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我能记得的,是贾老师给我的感觉,在偏僻和困惑中不哀伤,不因此衰弱下去的感觉。我能想到的画面是她立在莽莽雪地,一条消失的河流在她脚下显出踪迹,她正在努力辨认着动物的脚印。既像是季节的结束,又像是季节的开始。“隔壁住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孩子刚一岁,她丈夫因为准备国考一直没有工作,一家人挤在学校的宿舍里。去年冬天很冷,学校里暖气也不好,我们给每个孩子盖好被子才回宿舍。”贾老师顿了顿,她的声音让我想起蜂蜜的颜色和味道,我突然间鼻子一酸,“他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在一起哭。”她说。

那些孩子的未来会怎么样,这种不平等会消弭吗,他们会遭受诸如“懒惰”、“不思进取”等等的道德审判吗,他们会怎样长大呢,会意识到不公正然后对暴力作出反应吗?还是会被严格地驯服,在恐惧和无助中被分解掉某一部分的自我呢?那场雪没有融化,使我迷惑的一切,至今我也并未看清。大锐离开的这些日子重叠在一起,似乎比以往的所有时光都要缓慢,都要支离破碎,更加迷雾重重。我计划着一场旅行,去法国,去里昂的海岸,去印尼,去看火山和星空,在幻想的平静里,此刻对未来的忧虑变得不值一提。不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风景,注定幻灭的逃避,而是我想起大锐说的话,“而你有那么多选择。”,“你说给女孩一个公园,这样的女权主义书写建立在掠夺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居住空间。”,大锐在激烈争吵后忽然对我说,”我是睡在公园里的人啊。”

“人们在运动中学会爱,也会忘记爱。爱会被崇高化,却忘记最朴素的意义。平等原来是可以互相指责,然后消除分歧,继续共同行动。”那时,我们在Signal上发着会消失的文字,明明60秒后一切都不留痕迹,可我们还是充满力量,渴求着觉察更多,痛苦更多,渴求着与被轻视、被否定、被抹去、被暴力对待的人们一同呼吸,渴求着不退缩不妥协,那样地活着。我们丝毫不会怀疑那一刻,它消失着,也确确实实存在着。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在初初相遇的北京,与新认识的朋友漫游在凌晨两点的街头,我一回头,就能看到大锐走在我的身后。这样的夜晚还会发生吗?颤抖的星星溶解在泠冽的冬日晚风,想到我们相爱,我感到那么心满意足。


在这样爱的延伸,爱的实践中,我们会得到答案吧。在互相指责之后,我们会消除分歧,共同行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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