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燃烧


一、桐木棺材

农村有句老话,“莫提七十三,莫讲八十四。” 意思是73岁和84岁是老人的两个坎儿。我无法体察日渐衰老的姥爷是否对死亡感到恐惧,但这种隐秘的情感变化确实有迹可循。过了七十大寿后,姥爷开始动手,给自己做了副棺材。

母亲告诉我,市面上能买到的棺材尺寸都比较小,姥爷生的高大,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是怕自己死后装不进那些个棺材里。姥爷什么都会做,小到桌椅,苍蝇拍,大到自行车,甚至盖个简易的房子。一副棺材对他来说不算困难,难得是用心,是细致。这项工作姥爷前前后后忙了两年,为此他在后院专门建了个工具房,房子背靠主院,四周的砖墙整整齐齐码到半人高,上面是遮阳遮雨的木头顶子,墙壁钉子上他的工具挂得整整齐齐:锯子、刨子、斧头、木锉、凿子、划线器……

后院的木材一天一天沉默地变化着,我却始终不知道该怎么走近它,也无法像以往姥爷干活时一样站在一旁端详着,给他打打下手。夏天,后院的菜长得繁茂,豆角、西红柿、辣椒、丝瓜……日头明晃晃的,光点从核桃树下筛落跳跃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生机,轻盈闪亮。我在藤下摘菜,从前院传来的亲人们的笑声和讲话声。顺着层层叠叠的叶子,我看到姥爷一个人在锯木头,木屑簌簌地落在他的黑色布鞋上,墙角的铁器泛着幽冷的光泽。重复单调的来回中,姥爷时不时拿起搭在脖子上的旧毛巾擦擦汗,他看起来那么专注,郑重,被照亮的灰尘因此显得肃穆,纷纷向他聚拢。姥爷身边,一副棺材已经有了雏形,正常尺寸大小,是给姥姥的。

我看了一会,想着或许等到下一个冷峭的冬天,等灰白的脏雪盖住后院儿,姥爷应该会像往年一样在地上挖个浅坑,把萝卜、白菜放进去。等我再来拿菜的时候,那两幅棺材应该已经做好了。它们会被漆上光亮的黑漆,在四野茫茫中等待着。想到这儿,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准备抬脚离开时,被豌豆藤下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剌到了腿,突然觉得好疼。

后院的香椿树

二、喜宴与大火

去年10月,我回到家乡参加表哥的婚礼。是晋南一个灰扑扑的小城市,秋天已经显露出萧瑟的端倪。办喜事的那几天天气并不好,云冷树冷,阴沉沉的。偶尔午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太阳破云而出变得猛烈,照在身上却还是很凉。我和哥哥姐姐们楼上楼下地跑:在小区的铁门上、窗户上都贴上火红的喜字,往柳树上挂上一串串红色灯笼,帮搭棚子的师傅们搭好铁架,铺上红地毯和红油布……满眼都是跳动的红色,这种喜悦很轻易地点燃了黯淡的天光。

是一场喜宴。手忙脚乱的狂喜中,我们谁都没有想起姥爷。

等喜事儿过后,我才回到姥爷家。院里的石榴树叶子开始枯萎,枝上挂着一两颗皱缩的果实。是姥姥留给我的,她知道我最爱吃石榴。打开后院的门,想要重新拉上时,我发现从前姥爷系在门上的橡胶皮绳不见了,只剩一个结焦黑地挂在铁门高处的栏杆上。再往里走,整个后院空空荡荡,菜园一片落败,光秃秃的灰黄色里有稀疏几点绿色。从前修的篱笆也不见了,院子被几根带刺的树枝潦草地围起来。向前院看去,是遍布整面墙的、更触目惊心的黑色。

那是大火留下的痕迹。火灾发生时我还在国外,家人们怕我担心便没有告诉我。那场大火在母亲的讲述中又熊熊燃烧了第二次:由于室外搭灶做饭的疏忽,火星跳到土灶周围的柴火上,又迅速引燃了堆积在后院为过冬准备的木材。菜园四周是开阔的荒地,风又急又猛,等留意到时,火已经再难扑灭了。

“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火,小姆,一根钉子都没剩下。” 母亲说这是关于大火,姥爷对她说的唯一一句话。那两副崭新的桐木棺材,与轰然倒塌的整个后院一起,变成了灰烬。


好像就在那刻,我突然理解了姥爷的颓然。那天见到他时,姥爷坐在客厅的角落,电视机声音震耳欲聋,他看起来那么疲惫,虚弱。傍晚的光线像将要熄灭的柴火灰一样,爬到他的膝盖上,手指上。姥爷的手夹着烟,垂在椅子扶手旁,手背的皮肤松松垮垮,皱纹上遍布黄褐色的斑点。他的呼吸声融化进静默里,没有形状,姥爷好像快要睡着了,烟灰缓慢又悄然地落在地上。

我叫了声 “姥爷”。姥爷的听力已经受损,他没有转头看我。


三、漫长的冬天

设计、选料、打眼、开榫、净面打磨、刷漆……姥爷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给自己做那副棺材的呢。他会想自己有一天,躺进这种完全的漆黑沉进土里吗。我不知道,也不敢想。那场大火之后,母亲给姥爷塞了一万块钱,看他是否想重新选木料,再做一次。姥爷把钱还给了母亲。我们竭力避免某种凝重,却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安慰那种彻底的伤心,安慰无可挽回的失去。没有人再提起大火,死亡,或是棺材。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像刻意避开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我们都知道,姥爷老了,他已经没有精力再重新做一副他想要的棺材。

十月过后,我回到热带,从国外一份值得艳羡、还算体面的工作中离职,告别我最喜欢的大海,告别阳光明媚,洁净多雨,好像永远不会有什么阴霾的国家。之后的几个月好像频频燃起的一场又一场大火,我被烧得体无完肤,开始体会一无所有,体会与不相识的舍友共睡一张床,体会饿肚子的滋味,体会寒冷,深入骨髓、刀切一般的冷。


我更频繁地想起姥爷。想起我们坐在院子门楼下,看傍晚的火烧云把天空染得五光十色,玫瑰色,浅紫色,胭脂色,霞光下是一小片绿色的麦地,我们养的狗奔跑在麦子里和麦浪一同起伏着。穿堂风轻轻柔柔,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一个有靠背的大凳子,一个小凳子,我和姥爷坐着,坐过我的童年,青年,坐过他的壮年,老年。我喜欢姥爷沉默的方式,他屏息,纯粹,置身其中,他教我投入,体会大自然里气象的喘息。我是个农村孩子,不知道如何表达,姥爷是个农村老头,他不知道还能更多地给予我些什么。门楼慷慨地摊开手掌,姥爷在风的平坦和雨水的丰盈里,交付给我他全部的柔情。

秋天过后,姥爷病了一场,住院,又出院。在北京,我租的地方热水器不稳定,有好几次,洗澡洗到一半时突然没有热水,我站在冰冷的水下着急忙慌地冲掉身上的泡沫,眼前迷迷蒙蒙泛起一阵泪水,觉得自己正赤裸着站在废墟中,生活已然山穷水尽。极端的无助迷茫会带来怯懦,我开始期待着能有个谁能拉我一把,像小时候迷失在苹果园,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时,在心里哭喊着希望姥爷能够出现。


四、苹果树与狼

姥爷话不多,算得上严苛,他很少流露出幽默或亲昵的那一面。牵手、撒娇、拥抱,这些从未发生在我们孙辈和姥爷之间。可姥爷总会出现。和家乡所有农民一样,姥爷照料着几亩地,种着一片苹果林。暑假的正午燥热难耐,姥爷赶着黄牛,我们几个孩子坐在牛车后面,土路翻起滚滚热尘,麦田和向日葵被烤得无精打采,只有终点的苹果林是唯一的乐土。林子前面姥爷盖了间水泥房,一张铺着席子的床,一个铁炉子,几个小木凳,这就是全部了。房子和苹果林中间是口浅浅的井,井绳垂落,吊着一篮苹果浸入水面。姥爷把井绳摇上来,再放下去铝桶,先吃个苹果,再喝碗井水,清脆爽口,冰凉沁脾,从头发丝一直舒服到脚趾头。


村子靠着汾河,有望不到边的林海,废弃的深井,狼出没的山崖,被挖沙船挖空的河滩。古老的传说和真实世界交织在一起:炕上熟睡的孩子被狼叼走,老人被野狗咬死,儿时的玩伴在河里游泳时掉进漩涡,他的棺材和他一样瘦小。村子最东头的院子里关着一个独眼女人,她整夜气若游丝的哭声让院里的野草在月光下疯长……

所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与自然的裂痕,它有让人茫然的灵魂,有游移不定的光和暗影。它让人渴望,像狗一样快乐,又迷雾重重,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死亡的鸿沟。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像苍黑的月般紧紧跟随,我想姥爷并不能体会。姥爷总爱说,“怕什么!” 被割伤了,“怕什么!”,拣点刺儿菜马蓝止血。被烫伤了,“怕什么”,姥爷立刻拉起我的腿放在冰凉的水管下冲凉。考不上实验班,“怕什么,再学就是了!” 

好像这世界上,没什么是姥爷怕的。在苹果林里,腐烂的酸味和风声都被放大。姥爷拿着剪刀,肩上扛个短梯,走进枝桠乱横的林子深处。我们在白天放肆玩耍,可青绿色的天空暗下来时,我们都怕了。芬芳甜蜜的果实像个诱饵,树下杂草和落叶里藏匿着虫子和游走的蛇。在落日余晖被林子的幽深彻底吞没前,姥爷总能找到我们。走出林子时,天已经安全黑下去了,悬在房梁的小灯泡发出昏黄湿软的光,姥爷的衬衣口袋里,是他摘给我们的野酸枣。


我想姥爷并不能体会。可姥爷就是这样,他让人感到安全。母亲读初中时,天不亮就要从家出发,走几里地去乡里唯一的中学上学。两个村子的连接处是一条长长宅宅的土桥,沟壑下是坟地和稀落松弛的玉米地。母亲说,凌晨5点钟,手电筒光弱得只能照清脚下的路,她在过桥时低头着快步走,风声呜咽,决绝地撞向耳朵,她听到土狼的嚎叫。

母亲把这事儿告诉姥爷,姥爷的回答是:“怕什么!狼来了给它一条腿就是了!” 当然,母亲没有真正与狼交锋,也没有失去一条腿。这个答案冷酷,古怪,几乎不夹杂一丝温情,母亲又好气又好笑,但她确实不再害怕了。


有一次,我和哥哥姐姐们去偷别人家的枣,没想到枣园里有狗看守着,狗声招来了人,我们撒腿就跑。哥哥们即使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都不忘用麻袋把枣扛回来。我们害怕姥爷,在姥爷面前不敢大声说话,不敢犯错。可我们又那么确定,在外头犯错了,姥爷总会抗下一切。几个孩子灰头土脸地沾着一身草跑回来,姥爷看着一麻袋的枣,笑得好大声,“偷人家这么多!不过怕什么,赶紧跑就对了。” 青枣又大又甜,姥爷留下了这一大袋子果实。事后,他拿着钱去给人家道歉了。


五、老去的执事,和他的春天

姥爷能干,勤劳,一生都没有停止劳作。除了干农活,姥爷还是村里的 “执事” 。他身形阔挺,穿衣不刻意考究,衬衣、马甲、大衣、帽子、手表,一个不差。在农村的宴席上,姥爷穿着黑色大衣,儒雅又威严,在屋里院外进进出出,张罗着仪式举行,指挥着桌椅摆放。在村里,只有受人崇敬的老人才能被信任做 “执事” 这个工作。和姥爷一起活跃在村子大小红白事的还有发小的爷爷。他们一个严正,做事利索不拖泥带水,一个温和,细致体贴讲话幽默。在宴席开始前,他们会找到我和发小,匆匆给我们安排一个座位后,便又去忙了。

近些年,城镇化发展很快,古老的传统逐渐消失,和村子一起老去,死去。婚丧嫁娶很少在农村自家院里办,人们更愿意让镇上或者县城的饭店承包宴席,客来客往,省事方便。传统喜丧事不再繁复琐碎,似乎也因此失去了一些郑重感。生命的降临和死亡,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和离散,姥爷会有更多的理解吗?前年,那位和姥爷搭档的爷爷去世了。姥爷自己也早就退出那些 “荣光” 时刻,连骑车子去别人家打牌这种社交都很少了。


最近一次看望姥爷,是在五月初。姥爷正在菜园里施肥。春天洗涤了大火过后的灰烬,这一小片土地完全变了样,在温暖的风中再次复苏。重新种上的葱和辣椒长得很高,还有一小块是姥姥种的花,芍药开得张扬又精致,蓝紫色的鸢尾在风中颤动。姥爷从河滩里拉来了一些长方体石条,插在地上,做成了新的篱笆。后院里姥爷又重新搭了个小屋子,堆着一些杂物。墙壁上依然挂着姥爷的工具,不过只有孤零零的两把剪刀。

哥哥提着粪桶帮姥爷干活,姥爷坐在核桃树下休息。上午10点,天还没热起来,太阳把我们的脖子和脊背照得暖暖的,风很舒服,像是抚摸。粪肥的臭味在风中飘着,姥爷指挥着喊,“倒到黄瓜苗边就行了。”哥哥呆住了,问姥爷,“姥爷,哪儿块是黄瓜苗啊。” 我笑疯了,顺着哥哥的背影看过去,我看到靠着前院的那面墙:姥爷把它重新刷成了白色,更高的地方他可能够不到,上面还是黑黢黢一片,惨烈地提醒着曾经发生在这儿的那场火灾。


姥爷的耳背比上次见他时更严重,加上我声音低沉,我说的话他几乎都听不清。有时候我说一连串几句话等他回应,他只是看着我笑,带着点歉意似的指指自己的耳朵。我几乎要哭出来。姥爷给我递了个凳子,我坐在他身边。他的背影用几近凝固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切:年龄和苦难,牢固和侵蚀,宽阔与光明。以往的时光重回,是个不必交谈的时刻,我们究竟能抵御永恒的失去和匮乏吗?好像突然间,我不再执着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春天还是来了,在光影斑驳的沉默里,春粗糙又包容地,摇晃在我们之间。

我的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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