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流

凡夫之人,以为有女。

春节消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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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扫尘日,小年起,除夕止。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大集。腊月二十八,打糕蒸馍贴花花。大年三十,祭祖贴门神,爆竹声中一岁除。”小年过后,我们习惯用农历计算日子。民谣里的春节事记紧锣密鼓地流传了上千年,这是一份独属于母亲的时刻表,每位母亲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

窗明几净,茶几上摆着永远吃不完的瓜子水果,餐桌上总有佳肴,茶水从未放凉。春节,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之多,知会的是如此之少。酒足饭饱后,我们享受着节日强烈的情感体验,看不见满溢出垃圾桶的瓜皮纸屑,浸泡在碗池里浮着油星的成堆碗筷,看不见温馨之外家务劳动的徒劳琐碎,永无止境,也忘记了始终忙碌的母亲。

这是两位母亲和两个女儿的故事。庞杂、肮脏又隐蔽的家务劳动勾连出一种现实,透视出的家庭内部结构分工和失衡的性别权力结构里,藏着一代代女性共同的命运。


一、两个母亲的春节一天


淑荣第一次喊痛,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

把客厅的茶几和沙发擦净,台面上的东西规置整齐后,正蹲下擦电视柜时,淑荣感觉足根发胀,跟腱处传来一阵细细密密针扎般的疼痛感。淑荣嘀咕了一声,“脚后跟怎么这么疼。”声音很快淹没在吵闹的电视机和麻将声中。没有人察觉。

用脚掌承力,忍着疼痛擦完客厅和厨房之间的隔断置物架,淑荣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年夜饭。年夜饭姊妹两家人也要来,“清蒸鱼,红烧肉是必须要有的。嫁到南方的侄女喜欢喝玉米排骨汤,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得给她煲个汤喝。侄子不吃香菜,上菜前得挑掉。儿子一辈爱吃重油重辣的菜,孙辈小孩要吃软烂的辅食,还要给男人们拌几个清爽点的下酒菜。”淑荣在脑中回忆了一遍菜单,拟定炒菜的顺序,开始切菜备菜,逐渐忘了脚下的疼痛。

第二次没有忍住说出痛时,是吃过年夜饭后的晚上8点半。

春节联欢晚会开场的歌舞表演正热闹,淑荣洗完碗后小心翼翼地避开家人看电视的视线,拿着拖把拖地。右手腕一拉一推,配合着的左手向下用力。俯身时,她觉得自己脊椎僵硬发麻,稍稍弯曲,疼痛就顺着骨头一直蔓延到耳朵,电视机里的歌声开始夹杂着耳鸣。蔓延到眼球,眼前白色的地砖上浅金色的细纹开始盘绕起来。淑荣挺直腰背,头晕目眩。

“我腰疼得不行。”淑荣说。孩子们关切地问,“姨怎么啦?”淑荣弯腰,一边用纸巾把拖出的头发和脏尘包好,一边说,“没事儿,等下休息一下就行。”

淑荣当然知道原因。这天凌晨5点半,她起床开始剁饺子馅。牛肉是前一天解冻好的,用料理机绞肉馅肉汁和营养会流失,是年夜饭要吃的饺子,她决定亲自用刀剁肉末。去筋膜,腌制,调馅儿。7点半,淑荣开始包饺子。包了大概150个饺子后,把孩子们叫起来吃早饭。洗碗收拾干净,又要准备午饭。下午亲戚们就来了,必须把家再打扫一遍,不能让人看了笑话。

这一天,淑荣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刻。第一个相声表演结束后,她扶着腰回屋躺下,后腰背的痛感依旧没有消失。2021年的春晚,淑荣没有观看更多。


与淑荣一样需要为全家人准备饭菜的,还有如芬。

潮汕地区,正月初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自1995年嫁人后,26年来,初二这天,如芬没有一次回过自己的娘家。身为长子的媳妇,如芬需要呆在夫家迎接返亲的小姑子们。她在厨房和天井间来回忙碌的声响,是夫家四个姐妹闲谈声和笑声的背景音。

从在自家不用干什么活的小女儿,到作为大儿媳为24口人准备饭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年初一,如芬需要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用到的所有食材。初二早上8点前,带着大包小包东西,如芬一个人会先赶到揭阳市丈夫老家所在的农村。

潮汕人对食材要求高,摆在如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处理公公专门为过年养的活鸭。

帮忙杀鸭,是这天男人们会帮如芬做的唯一一件事。先用冷水浸湿鸭毛,再烧一大锅热水,烧到水面起鱼星子后把鸭浸在滚烫的热水里。然后开始拔鸭毛,热水太烫,鸭毛不易拔脱,如芬蹲在铁锅旁,一拔就是一个小时。

洗菜准备饭菜的间隙,小姑子们会带着家人陆陆续续地到来。马蹄糖、束砂、瓜丁这些茶点如芬早就提前摆好,每来一家人,如芬要拿出洗净的茶杯,为亲戚们倒上煮好的茶。孩子们爱玩“鱼虾蟹”游戏,棋牌骰子如芬也要备好。

初二是款待女儿们的节日,小姑子们会在新年烫个新发型,穿着黑色过膝长靴,光鲜亮丽的回家。相比之下,如芬显得朴素,但见亲戚们总不能太寒酸,如芬也会稍微打扮,涂个口红,穿上平时不穿的小短靴。

蹬着小短靴干活不方便,如芬从厕所提一大桶水,歪斜着身子哗啦啦地把水倒在天井角落的大铝盆子里。烧热水麻烦,被别人看见了还要说矫情。在冰水里,如芬蹲着洗完所有的菜,再起身垫着脚尖避开水渍,把菜端去厨房。

这顿饭,如芬要准备至少4个小时。饭后洗碗,又要收拾两个小时。经过多年,如芬已很少会因委屈落泪。印象中,在大年初二流泪是2019年。如芬的母亲很早去世了,父亲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每年初二,他都会搬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女儿们回家。2019年,日头升起又西斜,邻居们的后辈们吵闹着来了又离开,父亲始终像他脚下的影子一样沉默。那天,父亲没有等回任何一个女儿。


二、节日里的隐痛:身体劳动,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


结婚的头一年,母亲频繁地来淑荣的小家庭看她。起初淑荣觉得纳闷,好端端的,妈为什么老来看我呢。后来听母亲讲,淑荣才知道,公公一家有家暴的前科。气愤时,公公会随手抄起身边的物什打婆婆,有时是椅子,有时是擀面杖,有时就只是拳头。

母亲来看她,是看她有没有挨打。

淑荣也曾庆幸过,自己嫁了个不会打老婆的男人。但度过20多年的婚姻生活,成为妻子,又成为母亲后,淑荣才知道,并不是只有显性的暴力和伤害,会令女人感受到性别的压力和痛苦。

压力藏在自己春节期间要擦拭干净的每一块玻璃,用冷水洗的每一棵蔬菜,扫过拖过的地,和每一顿自己需要准备的饭里。家务劳动是如此单调乏味、支离破碎,在一遍一遍重复相同动作的快节奏中,淑荣感到厌倦,沮丧。

由于“家庭”被严格划分为私有领域,任何形式的家务劳动都不会被计入到社会生产中。这样一来,即便家务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它所创造的价值注定是不可见的,被贬低的。就像没有人理解淑荣身体的疼痛一样,初二的聚会,没有一个人会对如芬说一句辛苦。

今年春节相较往年温暖,小姑子们坐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茶吹水。如芬就在一旁的角落来来回回地穿梭在厕所、天井、和厨房之间。如同一个被隐身的人。太阳的阴影分开界限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干燥暖烘,笑声不断;一边湿水横流,安静阴冷。大姑子想去帮忙,被小姑子劝住,“她一个人做就好啦,我们继续聊。”

丈夫有时也会想帮忙,但当着亲戚的面,一个大男人帮老婆干活面子上总有些挂不住。他支使着女儿帮如芬洗菜,婆婆又把她拉回来,“你要陪弟弟妹妹们玩游戏呀!”

亲戚们上桌吃饭,如芬站在一旁负责上菜。上完最后一道菜,饭局已到尾声,亲戚们招呼着如芬挤一挤坐下。如芬找来蒙尘的塑料凳子,擦拭干净后坐在人群外围,在离自己最近的菜里夹一大筷子,扒拉着米饭。白切鸭有一点绒毛没有煺净,如芬听到公公嫌弃地高声说,“连个鸭毛都弄不干净。”

见如芬只吃一道菜,孩子们问,“舅妈怎么不吃?”如芬通常会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我等下吃。”婆婆也会迎合着,“她胃口不好,不爱吃东西啦。”“她不吃,是因为她不想吃。”大人们心知肚明但自我欺骗,孩子们信以为真。同一种心安理得中,如芬始终离饭菜很远,潦草地吃着手上的这碗白饭。

除了烹饪、清洁,购物这一类的身体劳动,作为家务劳动的统筹者和指挥者,如芬和淑荣都需要付出大量的认知劳动和情感劳动。这种负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春节时更重。

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认知劳动是一种性别现象,预测需求,确定满足需求的选择,做出决定并监控进度,女性在整体上需要作出更多甚至全部的认知工作。

这些劳动相比于实际的付出,更难以被看见。春节祭祖时的规矩,买肉要去哪里买最新鲜便宜,给孩子们包多少红包,买什么样的新衣,正月里不同日子的宜忌……这些中绝大部分,都要家庭中的女性来完成。

至于情感劳动,也是压在女性肩上的重担。美国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她1983年的著作《被管理的心脏》中提出“情感劳动”一词,其定义是在工作中为了迎合别人而抑制自我情感的一种劳动形式。Arlie 说,“情感劳动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工作,诸如为度过一个完美的圣诞假期女性要面对的压力,处理琐事的焦虑,就是一种情感劳动。”

国外女性要面临的圣诞节焦虑,在中国,变成女性们的春节焦虑。每年年末,小年一过,淑荣心里开始积团着说不出的紧张和恐慌。“怎么能不害怕过年呢,一到那会儿,女人的家务活永远也做不完。”淑荣说。

委屈、愤怒、焦躁,无论压力有多大,这些情绪在春节时都不被允许。淑荣一遍一遍回想着春节时的那些快乐记忆,“孩子们都回来了,大家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谁都乐呵,谁都没有烦恼。”这些快乐回忆鼓舞着淑荣,鼓舞着如芬,鼓舞着所有的母亲,把自己的需求坚定地放在一旁。家务工作是女性与自己订立的秘密合同,隐蔽在每一扇屋门之后。她们必须为所有人期待中的美好新年负责,哪怕牺牲的是她们自己。


三、以爱为名的劳动——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的共同困境


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被称为“家务劳动”。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上野千鹤子写道:问题的核心在于劳动的分割——有收入的工作和无收入的工作,以及其对应的男女的性别分工。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不被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这种被剥夺感,淑荣有很深的体会。36岁时,淑荣进入新的领域开始创业。随着工作的日益繁忙,淑荣发现,丈夫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工作,而自己除了本职工作,在家庭领域内面临的家务并没有因此减少。不管多忙,淑荣都尽量在中午回家给读书的两个孩子准备午饭。晚上等孩子回家后,还要准备夜宵。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家庭内的生活开支,都是淑荣一个人负责。

“他没有缴过一次电费水费,没有给家里买过一卷卫生纸或者一桶洗衣液。”淑荣说。

今年春节,在学校任职的丈夫早早放假,开始了自己的假期。他选择与朋友一同去东北自驾游,直到年根才返回家乡。面对家里打扫的压力,淑荣第一次请了家政阿姨。

家政阿姨们一个下午就把家里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为此,淑荣支付的费用是400元。“她们干活的时候有说有笑地聊着天,刚开始我很吃惊,怎么干活能这么耐心细致,还这么快乐呢。后来我明白了。这是人家的工作,人家挣着钱呢。结束后,我赞叹她们打扫得那么干净,她们也很有成就感。”淑荣说起自己,语气颓然下去,“我也有工作,可在家里干活是我的附加劳动,没有工资的。”

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双职工家庭中,即使夫妻双方在有酬工作方面是对等的,但女性对家庭主妇一角所负有传统职责的认同程度并不低,女性仍然是那个被驯化的爱操持家务的个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发布的最新全球报告,男女就业率差距在过去27年里缩小了2%;然而另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这些职业女性当中的绝大多数依然未能免除家务劳动的重担。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英国女性平均比男性多做60%的无偿劳动。2018年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仍然不均。女性平均每周比男性多做7小时家务劳动。亚莉·霍希尔德说,“女性经济独立看似预示着性别平等的曙光,但在家庭中,职业女性仍然要在第二轮班中继续从事家务劳动,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辗转腾挪。因此,女性不仅更容易在职场中遇到“玻璃天花板”,也因为休息时间的压缩而比男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有经济能力的淑荣尚且可以选择市场上的有偿性劳动为自己分担。身为农村家庭主妇的如芬,必须独立承担全部的家务。

做家庭主妇的前几年,家庭琐事上,丈夫全权听自己的,这种话语权带来一种领域内的权力感。如芬很满意,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感到自豪。

但渐渐地,终日被整理床铺,接送照料孩子,去超市购买日常用品淹没后,如芬逐渐失落,被不满足感折磨。春节时,丈夫在家一波一波地招待朋友。打完牌后男人们要喝酒,丈夫走到厨房大声唤如芬,“快收拾下准备下酒菜啊!”饭局终于结束,看着喝得烂醉的丈夫,如芬大声咒骂着,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把铝盘砸在地上摔得叮咣响。

事后,如芬又要帮丈夫清理,把他抬上床。即使发火时留心着避开瓷碗,那些摔在地上的碗筷,终究还是要自己捡起收好。“全部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吗?”夜晚,如芬躺在鼾声如雷的丈夫身旁,又一次失去睡眠。

贬低家务劳动,使之碎屑化,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此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这种观念在不经意间以某种形式灌输给家庭主妇。“就是个家庭主妇,活还干不好。”这是如芬每个春节都会听到的话。家庭主妇,这个温馨的神话,如芬早已亲手将它戳破。

但另一方面,家务劳动也总会被冠以“神圣”之名以得到救赎。淑荣提到爱,提到孩子们的理解和丈夫偶尔流露出的赞扬和感激。“我爱我的孩子们呀,他们学习和工作已经很累了,春节时好不容易能休息。那些活我干就好。”淑荣说。

不可避免地,如芬也早已把“家务劳动执掌者”这个角色内化。“要老公和孩子们干点活,他们也收拾不干净,干不麻利,还是得我自己来。”如芬补充道,“而且都是一家人。”有时叫丈夫洗碗,他就只是洗碗,碗池旁和桌上的污渍,摆在餐桌上的剩菜,厨房里有味道厨余垃圾,仍原封不动的摆着。多数情况下,如芬把丈夫刷过一遍的碗又重新刷一遍。想着,算了算了,心甘情愿地重复着以爱为名的无偿劳动。


四、进入家务链条的女儿们:反叛者和积极承担者

在天津参加工作,租住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后,淑荣25岁的女儿一扬发现,自己在做家务时总是不自觉地模仿母亲,模仿母亲有关家务劳动的标准和例行常规的内容。

“我妈会蹲在地上擦卧室的地板,注意是用手擦,不是用拖把拖,所以地板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每次洗完碗,我妈会把抽油烟机和灶台上的油点都一并处理干净,这样厨房才不会累积那么难擦的油污。”一扬跟舍友这么讲,语气充满骄傲。

春节时,一扬在家里也积极地承担着家务,擦地板,收拾床铺,洗碗。初三亲戚们来家里,母亲做饭,一扬负责善后洗碗。16个盘子,21个碗,洗碗碗后按形状大小摞好放进碗柜。用清洁球沾洗洁精擦一遍抽油烟机和灶台,再用干净的湿抹布擦两遍,最后是擦桌子,把厨房的地拖一遍。一套流程下来,一扬用了近50分钟。

过年吃晚餐时,母亲一定是最后一个上桌的。桌上杯盘狼藉,看大伙吃得不错菜都快光盘了,母亲又起身炒了一个菜。上完最后一个菜,母亲疲惫地缩在角落,恹恹地喝着米汤,却还提起语调问亲戚们,“够吃吗?不够咱们再切块牛肉吧!”

看着母亲和推杯换盏的哥哥们,一扬心里堵气,口无遮拦地问,“怎么都是妈妈做饭,怎么都是妈妈们最后一个上桌?”这样的情绪不值得被认真对待,一位哥哥端着酒杯,“这你就不懂了吧,做饭的人闻着香味就饱啦。”大家哄堂而笑,母亲面色尴尬地朝一扬使眼色,暗示她不要多说。

16个盘子,21个碗,一扬数着,边洗边忍住眼里泛起的蒙蒙泪水。厨房就这么小的一点地方,母亲在这儿付出了又将要付出多少时间呢。如果没有她,这快一个小时内,母亲的腰痛和脚痛该怎么办呢。

这些问题,一扬无法回答。同样进入厨房,进入家务劳动这个链条,为此感到伤痛和困惑的,还有蕊蕊。

蕊蕊很小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和哥哥的不同。当自己踩着凳子在灶台前有模有样的做菜时,哥哥已经会学着父亲说,“厨房是女生的地方,我可不能进去。”长大后,每年春节,蕊蕊和母亲一起做饭时,会要求哥哥去小卖部买块抹布,多买几双筷子。奶奶拦住她,“叔伯都在呢,让你哥和大人聊天。你去吧。”

那句话带来的伤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蕊蕊从此抗拒厨房。即使看着母亲辛苦,她也只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擦拭整理的工作,再也不会踏入厨房。


一扬和蕊蕊面临的,或许是全体年轻女孩的困境。成长到20岁,30岁时,年轻女性很容易进入到链条之中,厨房里便多了她们这一代女性的身影。这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传承:厨房里缺少劳动力时,桌子坐不下所有人时,上一代女性和下一代女性会主动进入厨房,会主动起身让其他人先吃。男人酒醉后,她们要负责开车把自己的父亲,哥哥,弟弟们安全地送回家。

这种代际的性别观会无意识地渗透到女性的意识里。很自然地,女孩们会进入厨房,成长为自己的母亲。这是女孩的社会化:从童年时期直接的家务劳动操练,到以母亲为榜样,对其行为进行普遍地模仿,在自己的家务劳动方式中不断地提到母亲的家务劳动行为。女儿养成的态度无论是像一扬,对母亲家务劳动和标准进行持续模仿,还是像蕊蕊,对母亲家务标准的直接背离。这两者,都属于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2021年的春节,一扬发现,这种家务链条的形成远早于女性在“成为家庭主妇”之前。根源可以追溯到更幼小的童年时期——女孩被教育要将女性气质与家庭生活等同起来,并且女性的身份也围绕着家庭主妇这一形象来被塑造。

新年时要给比自己更小的一辈孩子准备礼物,大家不约而同地给男孩子们准备玩具枪,给女孩子们的礼物,则是芭比娃娃,或者是家用玩具:迷你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的组合。

看着小侄女头戴着公主皇冠,认真地摆弄把迷你汉堡和迷你蛋糕摆放在玩具锅盘内时,一扬想:长大后,她会从真正的洗衣机、炊具、簸箕和拖把那里获得快乐吗?她在练习册里看到诸如“爸爸去出差,妈妈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餐”这样的句子时,会感到怀疑吗?在看到电视机里洗衣粉,酱油的广告主角都是女性时,她会感到困惑吗?被自己长辈们强调美丽,听话,懂事,兄弟们却被称赞勇敢,聪明,将来一定会改变世界时,她会欣喜地接受这种不同的祝福吗?


一扬没有再想下去,这种性别分化的教育和规训仍在继续,而一扬没有答案。她们是淑荣,是如芬,是爱娣,凤华,彩英,她们是母亲。她是一扬,是蕊蕊,是丹妮,娜娜,是女儿。还有更小的芷妤,梓涵,她们还是小小的女孩。多么芬芳美好的春节,往后会是一个更加可爱的春天。下午4点钟,她坐在沙发上,阳光照亮她手上的斑点,照亮她因为洗太多东西而发皱的皮肤。她放空地盯着一片植物的绿叶,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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