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然

旅美自由撰稿人

专访政治学者明克胜:改革时代终结后,中国将何去何从?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一历程,不仅占据了1949年以来当代史的半程以上,也构成了几代人对于当代中国的不同记忆。

对于这四十年改革时代的评价,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全面深化进程方兴未艾;有人认为,改革停滞不前,进入深水区后,步履维艰且前途迷惘;有人认为,改革早已流产,“后八九”以来的三十年不过是假改革之名而倒行逆施,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终会得而复失。

在这种背景下,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今年3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著《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威权体制的复苏如何正在削弱它的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他明确提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终结,四十年改革历程一去不返。

1990年代,年轻的明克胜曾经在台湾和云南等地游历,见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刻、以及两岸关系的转折点。而在新书中,明克胜将四十年来改革时代的基本特征,归结为“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开放”以及“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并将这些改变进一步归因为中共党内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part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如今在他眼中,这四十年历程既非一场“失败”,也不同于“八九”之后的短暂停滞,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以上三方面的改变已经停止,而以这些特征为标志的改革时代也已终结。

对于近年来一度喧嚣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明克胜认为,很多判断和提法针对的其实是改革时代的中国;他们所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都是1990年代直至200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然而,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终结,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态已呈现出迥异于改革时代的诸多特征:威权体制的全面复苏、中共对于全社会的绝对领导、大刀阔斧的反腐运动和政治清洗、顶层权力的高度集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肆意蔓延......

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涌现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临意识形态、社会治理、国际关系及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危机,中共和中国究竟其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未来仍充满变数。


改革时代的终结

您新书的标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威权体制的复苏如何正在削弱它的崛起》。这个“时代”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何认为它已经终结?

明克胜(以下简称“明”):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时代。不同于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它具有以下三方面最为显著的特征,即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开放、以及政治上的相对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中国告别了贫穷与落后,数十年保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结束了相对封闭于世界的局面:一方面对外打开国门,允许各种不同的(特别是其认为有用的)思想观念涌入;另一方面对内允许在党内外展开不同意见的表达和争论。政治方面,中国摆脱了1978年之前的政治动荡、以及依靠激烈的政治运动和丛林法则的政治统治,凭借党内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对稳定。

我之所以认为改革时代已然终结,正是因为以上所说的这三方面改变已经停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于这四十年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乐观者认为大获成功,悲观者认为终将走向失败,还有人认为目前局势只是正常的起伏波动。如果您认为这个时代已经终结,又如何为这四十年盖棺定论?

明:我认为很难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失败”的,因为不同的人对于所谓“失败”有不同定义。对于中共党内、乃至西方社会中那些认为今日中国前所未有富有和强大的人们而言,他们或许会强烈地反对这种看法。因此我认为,能够首先达成“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然终结”这一共识,或许更为重要。

至于所谓“失败”的说法,我能够理解持这一观点人们的立场,但我还是认为,首先需要指出这种“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聚焦于到底哪些环节正在或将要崩溃。

在我看来,面临崩溃危险的,正是由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推动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及其确立的政治规则;这些政治规则的确立,正是为了防止中共重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或陷于类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动荡。因此,如果说是失败,我认为,真正的失败在于中共自己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将面临崩溃。

此外,我也不太同意把当下看作只是中共传统上“收-放”统治策略中较为收紧的时期。目前所发生的变化不只出现在政治领域,而是遍及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哪怕只看政治领域,这些变化也不仅是表面问题,而是包括将权力重新集中于某位最高领导人,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为最高领导人的终身执政寻求可能性等深层剧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些剧变已足以印证一个时代的终结。


大约三年前,您在一次面向中国留美知识青年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的改革时代已于2012年终结。在本书中,您又认为习近平于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宣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提法,标志着中国改革时代的终结和“习近平时代”的开始。那么,这种终结能够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吗?

明:事实上,我并没有将2012年或2017年视为中国改革时代终结的具体节点。确切来讲,一些标志着改革时代终结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早期,因此这并不完全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在他执政以来,这些趋势逐渐变得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我们要试图呈现一个能够展示中国改革时代的图景,我想大概是一个“几”字型进程——先陡升,再平缓,最后沉降。

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有一系列关键时点,但是,经济增速的放缓、意识形态的收紧和政治规则遭遇挑战这三个方面的整体性转变,却是出现在2000年代早期;而进一步的恶化,则确实发生在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之后。

1989年之前,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时代,党内仍有一些宽松空间,可以讨论诸如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处理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将向何处去等根本问题。1989年之后,重大议题讨论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继续贯彻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尽管如此,在1989年之后,仍有一些关于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讨论;甚至有人认为,在一党专政的背景下,仍有一定的司法改革和媒体监督的空间。

2003年左右,改革进入“深水区”,尽管一党专政仍在持续,律师和媒体却似乎得以形成合力,共同施压,以敦促中共进一步深化改革。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孙志刚事件后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然而自此之后,中共的决策者们开始担心这种外部社会压力,而且不愿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下去。随后,《南方周末》等相对独立媒体和调查记者群体被整肃,“公盟”等公益组织被骚扰,许志永、滕彪等维权人士被打压。种种迹象表明,“胡温十年“中,改革时代的帷幕就已开始徐徐落下。

倘若现在就来分析2017以来习近平时代的第二个时期,或许还为时尚早。但是,如果我们把习近平时代这六年和之前的“胡温十年”相比,确实能发现一些明显差异。比如,“胡温十年“中,集体领导制下中共的最高权力相对比较分散,作为党魁的胡锦涛并不比政治局的其他八位常委更加强势,甚至还会受到江泽民和其他政治老人的某种制约。当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际,中共的执政基础、动员能力和集体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削弱。对于习近平而言,彼时的当务之急,即在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并通过排除异己,确立、集中并强化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中心,使得中共重新巩固其绝对领导的执政地位。


2008年在中国改革时代中有非常特殊的象征意味。有人认为,自此中国开始以全新形象和崭新姿态走上了世界舞台。您怎么看待2008年这一历史时点在中国改革时代中的意义?

明:你所描述的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2008奥运本身在中国改革时代中有那么重要的历史性意义。相反,2008年这一历史时点的重要性,或许体现在这一年前后的其他某些事件,比如在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及自此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以来,中共党内意识形态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全球性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西方经济、金融和社会体制中的诸多弊病,反过来让中共过于自信地认为,西方也面临着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中国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向西方学习。总而言之,上述这些事件对于中国改革时代的意义,或许比奥运本身更为深远。


一直有声音认为,中共主导下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在维护权力的基本层面上其实并没有根本变化。近期中美关系全面紧张,似乎又为这种声音提供了佐证。您又如何看待这种“变”与“不变”?

明:的确,在美国学界和政界,有人认为中国自1978年、甚至自1949年以来,并未发生什么变化,但我个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1978年之后,中共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监督权力。当时,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最高权力往往都高度集中在“一把手”或少数个人手中,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或防止权力滥用,以避免毛泽东时代因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文革式政治动乱的重演,是中共内部必须面对且亟待解决的体制性难题。

对此,邓小平和党内的其他政治精英,于1980年代先后在中央逐步推行党内民主,确立了领导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制;在地方逐步推行基层民主,确立了县、乡两级的直接选举和村镇选举。这些改革的共同目标,是试图从体制上寻找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不同途径,并且在确保一党专政的前提下,为普通民众表达诉求及解决争议寻求新的发声通道。随着这些改革举措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将矛头从地方的、局部的和具体的问题,逐渐转向更高层级、更大范围和更加整体性的矛盾。这一点令中共备感不安,因而也就时常出现“进一步”之后又“退一步”的改革困境。可见在不同时期,当权者的焦虑来源并不相同,这也体现出“变”的客观一面。

然而,目前的问题,已不只是改革进进退退或止步不前,而是之前核心的改革共识正在逐渐被突破,珍贵的改革成果(比如集体领导制)正在逐个被侵蚀。


威权体制及其接班人难题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俨然已成为邓小平以来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甚至堪比1960年代的毛泽东。您如何解释习近平在短时间内集权成功并推行铁腕统治的现象?又看待来自体制内外的回击和反弹?

明:在我看来,习近平得以快速集权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打破既定的政治规则并付诸实践,特别是通过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扫除异己。在他上台伊始的2012年,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相对较为分散。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实现集权,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党内的这一权力危机;并且通过一系列举措向党内外证明,他有能力克服这一危机,进而使得中共能够重新恢复绝对领导的政治地位。

此外,反腐败运动对于习近平集权的意义也不容小觑。反腐败运动固然首先旨在清除党内的腐败现象,也自然还有政治斗争的意涵,但它的目的却绝非仅限于此。通过反腐败运动,在官僚体系内部制造出的不安定感和不稳定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中国的官僚体制,而这一点在客观上对于习近平集权也有所帮助。

从五年多的反腐运动效果来看,习近平是一位政治上非常精明的领导人。至于他是否在上台伊始就对这一切胸有成竹?囿于中共政治的高度不透明性,我对此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其后一连串的举动,特别是有步骤、系统性地对其政治对手的打压,让我更倾向于认为,习近平至少对此早有准备。特别是当他看到了胡锦涛在卸任之后受江泽民的约束以及彼时中共整体的权力状况,在逻辑上,他也有理由这样选择,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鉴于中共政治如黑箱般的不透明性,我无法预测习近平之后会遭遇什么,但真正令我担心的是,这种集权进程对中共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任何制度下,权力过分集中在任何一个人的手里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在习近平诸多集权手段当中,今年3月的“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尤为瞩目也备受争议。您怎么看待作为威权体制的中共在接班人选任方面的制度性难题?

明:在我看来,修宪只是习近平集权过程中的一个注脚。相比之下,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的意义则更加深远。次年3月的修宪,只是顺理成章的自然结果,或是对之前修改党章的一个补充。

我无法预测习是否会终身连任,但如果中国开始走这一条路,很有可能会遇到老问题。中共在接班人选任方面的困境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是任何一个威权体制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接班人选任方面服从于丛林法则,诸如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等曾被指定的接班人,最后都未能善终。1980年代以来,尽管一党专政依旧持续,但包括接班人选任在内的诸多党内规则逐渐明确,最高权力和平交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也曾得以实现。特别地,在十八大之后,胡锦涛全身而退,将权力全部转移给习近平,甚至使人们认为中共的接班人制度已日趋明朗。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似乎在重走过去的老路,而这在根本上也是威权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后所必须面对的更深层次挑战。


法治进程的逆转:以新疆和党权扩张为例

您在书中曾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1980年代的司法改革标志着改革时代的诞生”。然而,西方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对法治在中国是否存在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法律只是中共用来维护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及政治利益的手段或工具。您怎么看待法治在中国改革时代中的意义、以及这些针对法治在中国实际运行状况的争论?进入习近平时代以来,司法改革日渐式微,您对中国下一个阶段的司法改革有何展望?

明: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1978年底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可见,彼时的中共领导人,曾试图借助法律使得国家的治理趋于稳定化和常态化,以避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灾难和历史悲剧重演。

尽管中共党内对于“法制”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有些人倾向于更加实质的法治理论及实践,有些人只把法律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但这些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的讨论,都于2000年前后戛然而止。事实上,真正令我担忧的是,哪怕是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手段或工具的法律,在中国的改革时代终结之后,其基础也正在被侵蚀。

这里,我可以提供两个具体例子来进一步阐述,它们都是目前正在发生、尤其值得关注的事情。一是目前全新疆范围内大规模的非法拘留,二是新一轮的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

其一,新疆于近期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范围内最大规模的非法羁押,这一举措已经突破了任何意义上的法律规制。不同于之前对于个人或团体的非法羁押,中共在新疆所采取的羁押行为所针对的不是具体言论或行为,而是在区域社会环境下对特定群体(如维吾尔族)予以分类管制和制裁。同时,自1978年以来逐步确立的、诉诸法律解决争议与危机的模式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更值得担忧的是,当局对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如非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人及基督徒)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更加强硬,而这些变化是否会导致官方在新疆的一些做法逐步转移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但这种高压治理手段的扩张势头值得担忧。

其二,新一轮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方案已于上半年浮出水面。在这一方案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党的权力正在进一步侵蚀国家权力。例如国家宗教事务局被合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务员局被合并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等等。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正在全面覆盖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有悖于自1978年以来党和政府通过诉诸法律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既有路径。

最后,回到司法改革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有一定空间,我也认为习近平仍在试图寻求更能适应其统治模式的司法体制;同时,也不能说习近平时代以来司法改革毫无进展。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司法改革从属于更大范畴的政治改革和政治气氛。因而,当整体的政治形势向个人集权和党强化领导的方向发展时,司法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被边缘化。


中共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1949年中共建政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化解这一治理危机也并非易事。那么,您怎么看待在改革时代终结之后,中共对于社会的全面、绝对领导,与公民社会自生演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明:纵观四十年改革时代,中共曾有诸多改革契机可以化解这一危机,比如政治民主化、党内民主以及司法改革。如果中共让这些改革继续下去的话,本可以使中共获得体制内外之不同社会群体的支持和拥护,使社会有机发展并形成一些新的参政渠道。但是,这些苗头都还在摇篮中时就被扼杀掉了,这一点确实令我非常担心。

说到这里,我想起《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话:“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在这里谈论的是个人的培养,以及每个人如何将其内在所拥 有的“发端之心”培育成仁爱品质。然而,我想指出的是,个人的培养与国家的治理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也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也有诸如党内民主、村民自治、舆论监督等发端之心,允许它们有机发展,可以实现政治治理的持续进步。然而,如果是像中共在过去30多年来所作的这样,频繁地裁剪修整,只会剩下一片随时有滑坡风险的荒山,并失去社会有机生长和持续发展的可能。

我在书中曾经用都江堰和三峡大坝,来分别代表两种社会治理模式,分别对应着“疏”和“堵”、或者“放”和“收”的治理策略。都江堰的模式并不同于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道路,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社会自身的有机生长和演化发展。


在中共所面临的诸多危机与挑战中,意识形态危机或许是最严重一环。中共一方面提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甚至诉诸儒家思想作为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却从未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为核心的西方普世价值。您怎么看待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明: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在普通民众心目当中的感召力。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遭遇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中共继承了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遗产,并将其作为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找到能够吸引和凝聚14亿中国人、并适应于(甚至能够引导)其自身政治体制发展的意识形态资源。

因此,无论是2012年提出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习近平到曲阜孔府的考察,还是近年来中共对于佛教较为和缓友善的态度和政策,这些都表明,中共结合其自身的政治遗产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资源,试图发展出一套更具有适应性和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以对抗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以及诸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不能为中共所接受的宗教信仰。

事实上,中共未必是想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了一种工具主义的方式,试图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将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和列宁主义的政治遗产相对接,甚至有选择地吸纳其他宗教信仰中的部分要素,为其一党专政的政治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基础和新的话语叙事。此外,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全面压制和邓小平时代的相对开放,在改革时代终结后的习近平时代,中共很可能支持一部分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而打击另一部分,以最终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您在书中提到了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比如1971年的林彪叛逃和2012年王立军进入美领馆。这些难以预测的不寻常事件,一方面看似具有较高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共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关系。在改革时代终结之后,类似的“黑天鹅事件”是否会扭转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明: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遇到“黑天鹅事件”。对美国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6年特朗普上台都可以算作“黑天鹅事件”。从长远来看,关键的问题不是“黑天鹅事件”会不会发生,而是一个政治制度有没有足够的弹性来应对这些事件所带来的危机,能不能找出来办法来缓和“黑天鹅事件”所造成的冲击,寻找造成它的背后原因,以避免其再一次发生。

事实上,中共并不是没有应对“黑天鹅事件”的经验和能力,比如1989年前后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如前所述,在改革时代,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开放和政治上的相对稳定,以及与之伴生的中共党内外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这些“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危机。但真正令我担心的,是在改革时代终结之后,上述三方面的趋势开始转变,中共面对未来类似的“黑天鹅事件”的能力显得更加脆弱,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也会与日俱增。


中国与世界:威权主义的变奏

最近数月以来中美关系又进入了新的低谷。贸易战不断激化,而且有全面升级的趋势:移民政策收紧,对在美华人之身份背景的普遍怀疑,以及多所美国大学决定停办孔子学院等一系列动态,似乎又暗示着美国将要采取更加激进和强硬的对华政策。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下一个阶段的走向,以及中美关系在改革时代终结之后的发展?

明:事实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总是一致的,往往会出现内部或前后的矛盾。我所观察到的还不只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即美国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于中美关系的谨慎、保守甚至是悲观。

2000年初当中国准备加入WTO之时,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特别是人权组织和军队方面——也曾有不同的声音。尽管大家都不知道中国具体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但整体上人们还是会觉得中国社会充满资源,中国未来充满机遇。然而,15年乃至20年之后,目前主张与中国合作或者积极接触的声音,已经大大减少。中国的国内政策和社会环境,不由得使得人们担心;他们既担心美国的在华利益,也担心中国中国政治的整体走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势必会影响当下和今后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


近年来中国似乎逐步放弃了之前邓江时代的“韬光养晦”和胡温时期的“和平崛起”的策略,而是实行了全方位对外扩张。经济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输出,地缘政治上和非西方国家的联合,以及外交上一连串强硬举动,似乎表明中国正试图在世界舞台上争夺更多领导力和话语权。甚至有人把当下中国和二战前的纳粹德国比较。您怎么看待这种比较?

明:虽然外界仍在观望新疆局势下一步的发展,但就目前而言,把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和纳粹德国相比较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更恰当的说法是,中国在其内政方面正在恢复1976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极端做法。外交方面,我也不认为中共的战略目标是要征服世界,它只是要为中共和中国的发展创造安全、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区域产生更大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以及二战以来确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然而,事实上,只要中国的崛起是朝向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可以接受随之改变的国际秩序。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向这个方向发展,而是俨然走向了反面,即强化威权体制。


威权主义的兴起不仅在中国出现,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右翼色彩政党和民粹主义领袖不仅席卷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甚至也对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挑战。您如何看待于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的兴起?怎么理解中国在其中的角色?

明:威权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兴起过程是不同的: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兴起,主要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民粹主义抬头,进而导致民主体制被侵蚀。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是自上而下的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导致的政治退化。

至于彼此之间的关联,这也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将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即为何威权主义会在全世界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下先后兴起。我认为,这或许与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有着某种联系。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国家与社会中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分配不公平乃至财富悬殊的局面。同时,全球化的进程还对既有体制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冲击;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和其他新兴民主国家,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也难以幸免。它所带来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还包括市场、移民,消费、媒体和大众文化等等。

因此,我们是否能够将特朗普、习近平、普京和埃尔多安等人的崛起视为一种历史反弹?借用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辩证法、或者用黑格尔式正-反-合术语来说,我们或许可以把20世纪的国际化视为“正”,而把这一批领导人的出现视为“反”,至于随后的“合”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恐怕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大的智识挑战。

(羲然,旅美自由撰稿人;原文首发于端传媒Initium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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