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何不乐
云何不乐

Gender Studies博士生,同志文学的研究者,社会运动的观察者。 武汉,Durham,桃园,Bloomington

红太阳下的黑灵魂:一位老同志的弹指“芳华”

Q老师今年66岁,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或许因为曾是文艺工作者——剧团演员,跳过3年民族舞,唱过24年京剧,戏曲圈中小有名气——他说话时声音柔和、语调舒缓,听不出杀气腾腾的武汉腔。追忆起性取向的探索,他坦言自己的同性欲望学龄前便萌芽。儿时扮家家酒,分配角色,小伙伴们争当爷爷、爸爸,他却乐得扮演妈妈;稍长的小孩抱着小小孩“生娃娃”,于是乎他对性形成了朦胧的概念。待上初中,虽然仍和女同学有接触,他觉察到自己更钟意男孩——并未觉得此种情愫有何不妥。他少时的情感历程,对于00后、90后的中国同志大概也是心有戚戚,尽管彼此相隔半个世纪的风雨。


情书

Q老师中专时,人生陡然改变:文革期间,他“被出柜”了。那年头,同性恋是要入刑的,流氓鸡奸犯会被游街示众。他就读的中专隶属一家水运企业,除了客船,船上工作的多为青壮男性;男人们三四个五六个群居生活,与异性隔绝,是境遇式同性爱滋生的乐土。1966年,Q老师在中专学习了一年有半,那场席卷全国、持续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勃然兴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资本家和走资派首当其冲,但同性恋属于“坏分子”,同样成为打击目标。大字报遍布校园和街巷,他得以了解”鸡奸犯“一词,清醒意识到自己的取向和他们相同,惶惶不可终日,搞不明白自己一小小少年,如何忽然间犯下严重错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当时,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话剧、唱红歌、跳集体舞,他是其中一员。宣传队有位清秀俊美的舞蹈老师,因传言与一位帅小伙发生过同性性行为,被拖到各班级批斗,最终判刑三年。革命风头正劲,他却干了桩后悔终生的傻事——送“情书”给男同学。许是年少懵懂,许是情窦初开,他为暗恋的男生写了张小纸条,当中不含任何淫秽或挑逗的话语,只单纯希望做朋友。不幸,男生收到纸条后,大为震怒,将纸条呈交校方,要求严肃处理,不依不饶。校长本欲开除Q老师,经过其父恳求,总算保留了学籍,反正教育瘫痪,学校早已停课。经历这番闹腾,父亲无疑清楚他的性取向,只是终其一生都没与他正面谈及。而母亲老问他,“为什么要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回答始终如一:“我怎么样都是你把我生成这样!”


情书事件的处分被压下,风波倒愈演愈烈,1970年,Q老师中专毕业安排到江西某市的一支宣传队,同性爱的恶名亦随之流传。在那座长江边的小城,他和当地的男同事,小G,发展出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情谊,俩人很熟很要好,却连拥抱和牵手都没发生,颇有些模范夫妻相敬如宾的气味。临近除夕,他们闹了点矛盾,小G有心邀他到家中过年,又不愿直接开口,遂写了张纸条相请,托一位女同事转交。女同事完成任务后,打趣道,“你们怎么像谈恋爱一样?”谁料,当初一同分配小城的同学们,不仅热衷于传播丑闻,而且向公安机关告发他和新同事有不正当关系。由于他俩没任何出格的举动,公安的调查一无所获,但这场闹剧冲击到二人的情感,至少使对方家庭产生警惕,火速替小G物色女友。1972年4月,他被调回武汉,为原系统工作,一个月后,小G成家了。关于婚事,小G只字未提,Q老师是从小G姐姐那儿获悉婚讯:临行前,姐姐请他吃饭,告诉他小G五一就要结婚,他听闻,心头阵阵酸楚。离开时,小G到他宿舍道别,乘船返汉的当天却没来码头相送。几年过去,小G随团来汉演出,未通知他,凑巧,他在剧场发现小G。问为何不和他打声招呼,推脱说忙,提到自己已结婚,打算生二胎。此后再无联络。直至去年,Q老师在同性恋亲友会遇见一位热心的江西妈妈,请她帮忙打听故人音讯。江西妈妈不负所托,只可惜没带来好消息。小G几度跳槽,改革开放后,辗转到深圳,2007年逝世了。Q老师难受极了,想祭奠,但不知墓在哪儿,也没途径联系小G家人。这段柏拉图式感情似乎是Q老师一生中唯一的恋爱,可他至今不确定小G是否为同志,可能连小G本人对此亦模模糊糊,只是他至少能够接受或包容同志爱情。


故土

重归故土,老同事、老邻居显然没能忘却Q老师的前科,熟人熟事反教他加倍尴尬。Q老师进入企属京剧团,一向踏实肯干,改革开放后分房、涨工资之类单位福利,却历来无份。业务方面和同事发生冲突,还会给人指桑骂槐地羞辱,“阴阳人”、“男不男女不女”。排演时,烦心琐事层出不穷:化妆师行头上刁难,配演者瞎走位,伴奏人乱拉琴……相比工作上的不公待遇,生活中的困扰更令他难以忍受。按他本人说法,自己心理上偏向跨性别,对公共澡堂、厕所,一直有障碍,不愿也不敢去。如厕犹可,少吃少喝,每日家中解决——饮水不足导致肾结石,他为此动过两次手术。至于洗澡,那时家庭卫浴尚未普及武汉,Q老师害怕人前裸露,很少去公共澡堂;因为少去,加重了旁人对他“阴阳人”的怀疑;下回再去,全澡堂的人都对他上下打量,如同研究一只怪物。恶性循环,他索性不去了。污名甚至影响他医疗问题。1973年,Q老师胃溃疡发病,到企业医院就医,负责的W医生是医院一把手。术前刮汗毛备皮,原本归护士操作,但W医生坚持亲自动手,待掀开裤子,发现“阴阳人”传闻不实,大失所望,又执意不肯主刀。结果临时换了一名医生动手术,连手术室也调成一间脏乱简陋、苍蝇飞舞的。


三十出头时,Q老师在父亲的威逼下相亲,女方是母亲同事的妹妹。见过几次面决定结婚。他是家中独苗,担负传宗接代的“义务”,然而,旁人结婚喜气洋洋,他结婚却忧心忡忡。值得一提,Q老师的舅舅国企工作,是中专附近一座工厂的领导。为了婚姻,他向舅舅求助,成功调到舅舅单位;很遗憾,不久,中专的师生参观工厂,他没能躲开,同志身份再度曝光,开始新生活的努力随之落空——丑闻兴许影响到舅舅的事业,从此舅舅态度冷淡许多,表弟表妹亦逐渐不与他来往。婚后,夫妻育有一子。没有爱情的婚姻难以维持,妻子最后出轨,起初他非常介意,后来想到自己理亏在先,未曾付出足够关爱,渐渐觉得有愧于妻。90年代,夫妻分居,儿子共同抚养。


坊间谣传连累到家人,舅舅仅是其中一例,对此Q老师始终心怀愧疚。母亲一度因胃出血住进了单位对口的市医院,医患多有相识。将近中午,他到医院照料母亲,母亲忿忿抱怨,其他病号早上9点就挂好吊针,唯独她,都11点多钟,仍未见输液护士。他往办公室找医生,行至门前,听得里头热切议论“那个婆婆的儿子”如何如何,走进办公室,医生护士噤声不语,瞧了他一眼,扭过脑袋。他佯作不察,只问怎么还没扎针,无人响应。他请求医生早点治疗后,离开了。吊针迟迟挂上,母亲大怒,可他期望息事宁人,稍有起色便带母亲出院。再如,叔叔被撤去居委会主任职务,也与他相关。叔叔是老党员、老干部,退休后在居委会做主任。Q老师婚姻破裂,妻子到居委会大闹,“你还是居委会主任,不配,不配,支持侄儿闹离婚!”折腾完毕,各路流言犹如长出脚,社区上下沸沸扬扬。祸不单行,治安费的问题上,叔叔与某片警发生矛盾:叔叔负责收治安费,对方随意拿取,少则五百多则上千,白条也不打,叔叔很有意见。多种因素,叔叔被突然撤换。接替叔叔的是一位女主任,上任数日后,在马路上同邻居们议论,“他的屁股被人家戳了”,Q老师不巧听见,他当然知道这什么意思。叔叔好面子,这回尊严扫地,一个月闭门不出,仅半年就患癌去世。


退休

1998年,工作上的委屈与生活上的压抑,双重打击下,Q老师选择提前退休。退休后依然诸事不顺。小区散步、公园锻炼、京剧排演、老年大学进修,身边总有人指指点点。更有甚者,但凡路过他身边,便朝地上吐唾沫,“呸”,再附送几声咒骂。似这般张牙舞爪的,光他记得面貌的就有八九人。虽有心肠宽厚的邻居,同情他的境遇,但是见他公然受辱,担心祸及自身,不敢搭理,只以温和的眼神透露善意。为避开熟人,他几乎连买菜都不去小区附近的菜场,宁可搭几站公交。他试图寻求精神寄托,开始信仰天主教,却不常去教堂,因为许多教友自从听闻他是同志,对他横眉怒目。有一回,他腿骨折,在家休养,几位教友来探望,邀他去教堂唱歌,他接受了。教堂里,一位年轻传道人向他们布道,讲起《新约圣经》中“行淫的妇人”的故事:一位女人行淫被捉,百姓们欲用乱石砸死她,耶稣却反问,“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从而制止暴行,并告诫妇人弃恶从善。言尽于此足矣,可传道人猛然大喝,“这种不正当的淫乱行为,包括同性恋,经文里有几处说到了”。说“同性恋”时,声音加重,目光射向Q老师。Q老师脸上发烧,他不懂,为何教皇方济格能称同性恋者为兄弟,美国神职人员能由同性恋者担任,而一个年轻传道人却不能接纳他们呢?他想辩驳,又怕显得做贼心虚,只装作看手机。据他回忆,自己一生最屈辱的遭遇,源于一次就诊。2002年,他胃部不适,到武汉某知名医院做胃镜。他初中同学(亦是其好友,有同性恋倾向,“被出柜”)邻居的女儿在医院当护士,恰巧碰见她叫号,双方还打了声招呼。他到胃肠科检查,科室里有一位医生、一位助手。医生拍完图像,告诉他情况良好后,用一根钢丝——可能是取黏膜的道具——往他的胃里捅,连捅六七下,捅一下呕一次,直至助手说“够了够了”才放他走。他的胃受此刺激更加难受。事后,他猜测问题和那护士相关,于是保存资料,多次到法院、卫生局、律师事务所咨询,苦于没证据,终于不了而了之。


尽管压迫主要来自周边环境,换个环境以逃离压迫的策略目前并不可行。自打父亲过世,Q老师就和母亲同居,母亲今年九十多岁,行动困难。搬家若太近,摆脱不了老街坊,若太远,母亲身体吃不消。母亲直至今日,仍旧无法理解他的取向,他不便直接交流,尝试侧面化解矛盾。曾经电视上播放金星秀,他叫来母亲一块观看。母亲问道:“那个人好奇怪,怎么一个女的说话动作、神态跟个男的一样。”他回答:“他是变性人。”母亲听罢默不作声。


今时

Q老师来武汉同行做讲座、述说人生故事时,一男生提问,除了形形色色的挫折,他出柜后可曾感受任何温暖。他笃定地答道,“没有”,顿了顿,“至少在2011年遇到亲友会之前是没有的”。2011年末,中国同性恋亲友会在武汉举办恳谈会,会址位于南湖之滨。他清晰记得,现场大都是武大、华师、武理工的学生——清一色的gay,没有拉拉——还有两位撑同志、反歧视的家长,一父一母。会后,他结识了亲友会的会长吴幼坚(中国第一位公开支持同性恋儿子的母亲)和执行主任阿强。此前,他老感觉活着没意思,萌生过死念。那场恳谈会,他头一回察觉居然许许多多人和他一样,备受鼓舞,对未来有了些信心。2015年末,在“同行”的工作者豪杰的邀请下,他与数十位伙伴共赴香港,参加骄傲游行。这是他有生第一次参加游行,害怕曝光的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以行动来声援。由于患有椎间盘突出,Q老师行动不便,小友们都劝他坐车到终点,他却坚持步行。当他蹒跚走完全程,四周尽是浩荡的队伍,他心潮澎湃,深感不虚此行。“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万人游行的经历让他亲身体验到同志大集体所迸发的力量。


Q老师现在最担忧的问题,恐怕是养老。他不愿将来投奔儿子,儿子已结婚生子,沾染同性恋丑闻难免影响事业和生活。儿子年少时,爱听张国荣的歌,买了许多磁带和CD。一日不知何故,却突然在他面前唾弃偶像,“张国荣是同性恋,恶心”。然而,不久前,他因病住院,儿子前来照料;病友中有位大学生,是同志,在医院走廊和男友接吻,被儿子和一位女家属发现。回到病房,女家属议论此事,儿子只嘿嘿一笑,未流露厌恶情绪——这已经让他大感欣慰。养老院似乎也不是啥好归宿,万一那恶名如影随形,他又得看人白眼。“我目前还能走路,将来活动不便了,希望社区能提供帮助,有一个同情我的人,共同居住、互相帮助。”听闻国外有彩虹养老院,他极为憧憬,可自己大概等不到了,期待愿景能在90后身上实现,毕竟,政策越来越宽松,社会越来越包容——连朝他吐口水的,几乎全是五十上下的中年男女,很少有小青年。


后记

写这篇稿子时,距离我最近一次用中文写数千字的长文已有两三年了。在同行听过老人的讲座,我又多次和他语音、文字沟通。虽然五月底就基本完工,一个月来一直在小修小补,而每一次修补,老人都会耐心提供意见或新信息。我真的很担心会糟蹋他珍贵的生命故事。


这只是篇普通的采访稿,既没有福柯也没有巴特勒。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他(们)的人生轨迹。然而,当稿子转到群里,甚至有年轻同志问,他在什么不自杀——这就很事与愿违了。事实上,与老人交谈时,他也曾提及剧团里某某同志,受红卫兵迫害而轻生。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无可计数的同志含屈忍辱而逝;当人们反思历史,罗列各种各样非正常死亡名单时,他们常常不在其列。于是,在哀悼与追思中,他们第二次死亡了,或者虽生如死。


最后想说一句多余的话。虽然我对集体主义依然抱有希望,我很能理解那些对国对群充满怨念的同志——要求受迫害者从大局出发,去支持或讴歌加害者,既荒诞又残忍。苦海无涯,有一人解脱,我便为一人欢喜,有两人解脱,我便为两人欢喜。仅此而已。


感谢武汉同行,特别是内容运营小组的伙伴,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倘若有点开文稿,并且耐心读到最后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多多关注同行的微信公众号。原文链接在此:https://mp.weixin.qq.com/s/OLf-J2C1aef_XDVOW-m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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