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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皇权逻辑——古今通宜的帝王心术

周雪光教授曾经提出了有趣的概念,帝国逻辑,用以讨论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其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即民间谚语中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而在本文中,笔者则希望从另一个维度讨论政治的古今不变,相较于周雪光教授关心的央地关系,笔者关心的是君臣关系,帝王心术的古今通宜。在本文中以从孤臣到政治规矩的线索为例。

朋党与孤臣

在传统社会中,有很多党争,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新旧党争,明代东林君子,留下了一次次关于朋党的批评和争论。这其中关于朋党重要的一点是,朋党是贬义的,大臣结党是营私的结果,党政带来的是效率低下,比如明代遗民在明亡后对于明末政治的批评。

但是在关于结党的批评和争论中,存在一种重要而富有争议的观点,君子之党是否正当?持正当的观点认为,小人结党是出于私利,而君子结党是出于公义,因而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之分,也正是因为如此,君子之党应当被鼓励,而小人之党应当被抵制,这是宋代即有的观点。

但是对于皇帝而言,显然重要的不是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差别,而是党与不党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范仲淹被驱逐,庆历新政无疾而终,与后世东林党相似的政治理想——众正盈朝为皇权所忌,即使在“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宋代,皇权也不喜欢君子们结党的潜在威胁。与之相反的是,什么是皇帝心中的忠臣,是孤臣,孤臣未必真孤,只要在皇帝的眼中孤就好了,孤臣未必君子,只要有用,这就是一种统治的政治。所以我们会看到,则天朝来俊臣那样的酷吏是孤臣亦是忠臣,嘉靖朝的海瑞是道德楷模,也是孤忠,与官员共同体格格不入,雍正朝的田文境,地方干吏,还是孤忠,自绝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共同体。

举一个例子体现孤忠的重要性,孤忠而非群体是超越于是非的。前面提到的田文境就是一例在,田文境取消了历来给予读书人特权换取忠诚的契约,激起了当地士林的反对,当时的重臣李绂路过河南,以田文境与手下的不法行为进行上奏,丝毫没有提及士林之事,雍正裁决李绂所奏属实,但是田文境以李绂与士林勾连为由进行反击,雍正认可了田文境的观点,即使承认李绂所奏属实,田文境及其部下存在不轨,但因李绂之结党而罢免李绂。

这是所谓的孤臣以孤忠为武器邀赏,而一个人可能忠却很难真的孤,尤其是在他想要有作为的时候,所以很多孤臣恰恰倒在了被揭发不孤的过程中。

派系与山头

中国是关系社会,因为地缘、业缘和血缘的缘故,总会结成各种关系网络,在近代社会屡见不鲜,比如清末的湘军集团以及与其有着渊源的淮军、楚军集团,之后的北洋集团等等。革命党的兴中会、同盟会乃至还要分出来中部同盟会,民国时期的cc、政学、西山等等派系。即使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都要在派系中建构一群孤臣,仅仅向其个人效忠,即中华革命党。

类似的问题在中共体系内更是存在,我们称之为“山头”或者“宗派”。《红太阳》一书中,瑞金-延安时期,有具有苏联经历的留苏派,如王明、博古,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元老派。像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就素来喜欢任用与其有工作渊源的同志,如彭真,从而因为自己的走入权力中心,而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当然之后的林彪的四大金刚和四人帮更不用多提了。一切都表明,山头、派系或者宗派主义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元老派与留苏派合作在瑞金当家的时候,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和机密工作的就是周恩来的人,而所谓毛逐步确立领导核心的过程,保卫和机要工作就交给了与毛有着长期工作关系的人或者深受其信任的人,后者典型是康生,康生堪称当代来俊臣,在延安中人见人怕却长期得到毛的信任、支持与保护,帝王心术可见于此。

而更加有趣的例子是毛对于接班人的安排上,刘少奇与邓小平同是接班梯队的一员,从四十年代开始刘少奇作为太子,毛泽东自诩为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刘少奇则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重庆和谈的时候,刘少奇太子监国,五十年代 刘少奇逐步亲政。邓小平更是简在帝心的人物,苏区时期就与毛有重要的历史渊源,建国之后从平西王任上进京入阁。

二人宿来没有历史渊源,毛本身可能有看一场现代的八王爷和四王爷争斗的画面,但是看到的却是八王和四王相敬如宾、举案齐眉,手挽手做到了老皇帝的对立面,而结果我们也知道了,发动了文革,而毛 最终选择的接班人则是根基及其浅的华国锋,忠且孤。

孤臣与政治规矩

今上登基以来,不断讲的就是政治规矩,什么是政治规矩,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领导干部不能妄议朝政,更重要的是不能搞团团伙伙。尽管宗派主义的团团伙伙即使今上也在人事任免中难以免俗,但就是州官可以放货,县官不能点灯。

纵观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至少我们可以从类似中县干部到今上一次次强调团团伙伙中体会到在今朝,党内之朋党并不稀缺,而和古代一样,无论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党员孤立而赤裸的面对最高权力,无法通过互相联络生气的网络而建构悖逆最高意志的可能。如果帝国逻辑的基础在于广土众民的背景下,中央一统的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乃至矛盾,则皇权逻辑的可能基础就在于最高权力试图毫无保留的贯彻自身意志维持至尊地位与人之常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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