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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数字与黑箱——权力的痕迹与房间中的大象

一篇有一些梗的不正经写作

统计本身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是基于理性所生产出来的认识工具,但正如一舟以前在matters上撰文批评过的统计的泛化与滥用,基于对于德先生的信仰乃至于迷信,任何与科学沾边的东西都成了至高无上的了,科学专家说了什么因为ta是科学权威则具有天然合法性,随便做几个数据调查乃至于画几张图都可以代表科学展示自己的合法性了。

借用齐美尔的主观文化客观文化,费希尔等学者筚路蓝缕发展了统计学,邓肯等学者将之大规模引进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之中,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可以轻松的运用各种工具去分析想要分析的内容,尽情的制造各种无意义的学术垃圾,理性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即客观文化如此强大,而个体掌握客观文化的能力呢?

曾几何时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先辈的严谨,今天我们读文献,依然可以发现一些学者的小心翼翼,但是更多的恐怕是无知无畏,对于有技巧的,不显著用一用技巧,找一点别人不熟悉的技巧星星不就多了么,对于缺乏技巧的,违反了几个假定算什么呢?而这些某种程度就是主观文化增长不及客观文化增长,枪支很有力,小孩子未必玩的好。

对于学者如斯,对于更多受众也是如斯,朋友圈收集的问卷可以像模像样的分析一番,excel跑出来的图表也可以洋洋得意的作为证据,仿佛黑箱之外的数字就是唯一值得崇拜的对象,科学之名被放置于圣坛之上,科学严谨在狂欢中难寻,只关心黑箱之外的数字,仿佛数字能够告诉我们一切,而不关心数字如何产生,不关心数字产生的不同机制可能对于结果的影响,不关心黑箱之内的真实。

《万历十五年》因为电视剧而再一次成名,作者黄仁宇念兹在兹的数目字管理,纵然在学界素有争议,可能更适合解释为什么传统王朝灭亡而不是为什么明灭亡,但是想必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他应该会欣慰于政府对于数目字管理熟稔,习大大是否读过他新编报菜名的那些名著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猜测他是读过很多福柯的,否则怎会逆练福柯如此熟练,无论是在全景监视主义方面还是知识与权力方面,权力要生产知识,权力要调节数字。

关于权力调节数字一直是党国的民间传说,带来了长期以来的民众对于数字和专家的不信任。民间层面,灾难的伤亡数字一直备受争议,其逻辑在于,国家规定了怎样的数字达到了重大事故,需要国家介入,怎样的不需要,生命的伤亡是一种指标,超过了指标地方官员的位置不保,笔者曾经问过某位好友,其父在t市n区消防部门任要职,每年有一定数字指标作为衡量政绩标准。小数字之外,还有大数字,比如gdp,gdp作为衡量官员晋升的指标,如周黎安曾经指出的,的确有人不遵守游戏规则,gdp注水造假,当然也许我们画一条折线图会是非常自然的,比如更具有部门利益的生育意愿的研究,如果关注人口研究的话,会发现早几年在计生部门支持下,有多项中国人高生育意愿的研究出台,与当时人口学界在顶刊公开呼吁再不放开遗祸无穷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而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二胎远远不如那些积极的预测,经济发展的确是最好的避孕药,即使是充满了特色的中国也不例外。

在本次疫情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权力的痕迹,根据公开报道的梳理,一月中旬武汉曾经长达数日零增长,使人安心,包括管轶这样的学者也基于此判定疫情控制住了,而巧合的是当时正值当地两会,而也有报道指出地方政府提高了诊断标准,类似的还包括武汉当地诊断标准另一次大的变动,在时任地方领导者换人之际,换人之前恰好更新了一版诊断标准,放松了要求,导致确诊人数单日上升一万五千,而换人之后则重新回到之前的诊断标准,更加神奇的还有此后地方与湖北省委在核减上的博弈,地方出现了有新增有核减零增长乃至于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舆论质疑,而湖北省委则禁止了核减,这是一个看似正常实则中国的逻辑,我们知道单纯依靠ct是可能误诊的,而如果是误诊,那么核减是没有问题,但是核减却被叫停了,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说明核减是为了造假,但是可以发现决定核减与否的是政治,是权力在创造与建构数字,至于后来官方公布的少计算了恰好百分之五十的当地死亡,我只能表示相信存在这种可能。

关于数字,尤其是黑箱之外的数字,我们不应忽视黑箱的存在和即使存在黑箱也留下的权力的痕迹。正如同房中的大象,外人可能是瞎子,可能漠不关心,即使他们通过窗子看到大象也无所谓,而在屋子中的人假装大象的不存在就过于天真无邪了。有时候只能用一句名言“这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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