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讨论粉红——兼论疫情的责任

本文只是一篇吐槽，不是关于学理的讨论，充满了个人攻击性而偏见，请注意

有些东西一直希望等待思考的更好的时候写出来，但有时又感觉过于常识了，事到如今，有些事情还需要再费笔墨去讨论么，但是见证了“粉红”一次次刷新下限，也看到了@陆盛 讨论了疫情责任之后的评论区惨状，我还是要分享我的理解，以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

一、厌恶粉红的原因：我有傻逼恐惧症

和他们交流多了就知道粉红的立场、知识以及良知三者不能共存，其中粉红的立场为偏国家主义的立场，知识表示自己占有的信息、学识以及常识，而良知则是以理性运用知识的态度，当然类似的论断往往讲三者有其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粉红只有立场，也只讲立场，非常体现这点的是在李文亮争议中，中国最高法对于李文亮案的法律意见竟然会被他们认为是逢迎民意之举，所以无效，但哪怕最基本的对于中国最高法律机关稍有敬意，阅读一下文章，也会被其中的说理所说服，如果读者有基本的理性、良知和思考能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不断地战斗，不断地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无知与无畏，在微博上、在推特上乃至在matters上，这些战斗的实质是什么呢？用不讲理攻击别人，用高潮取悦自己。相比于肉体的自慰，精神的自慰可能更能够让他们高潮。我们知道，与他人沟通需要有说服力，需要有扎实的论据，可靠的逻辑，良好的论证过程，而这些在哪次和粉红的交流中存在，那些又在那些知名的战役中存在？粉红在大陆成名伊始的出征乃至更早的帝吧的征讨中，其实质就是依靠人数与努力，用无意义的东西刷屏，在别人的家中丢满垃圾，在别人的门上贴满小广告，除了留下混蛋的印象，会对和他人关系有什么正面作用？

这种无意义的沟通在当前的中文舆论场中屡见不鲜，当年笔者在知乎混相声圈，相声圈子的恶化就是不同立场的自说自话，很难有早期那样的熟悉相声的观众向新观众传道的氛围，但是这样的模式与后来饭圈殖民时期相比还是要原始的多，吵架也是要有干货的，像当初立党那样随便编史料被揭穿多了，就被舆论抛弃了。而饭圈殖民呢？随着相声成为当代娱乐圈的一部分，相声演员成为爱豆，相声演员被像韩娱明星一样维护，她们带来的沟通模式是什么？是单方面的宣传与对于自己话术的坚持，即使她们并不全然相信自己所说，依然去“控评”，沟通的基础就是虚假的，对于她们而言，她们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而非交流观点，她们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一切公开的感受都是表演，她们是比台上演员更加辛苦的演员，演员一段活只有半个小时，而她们的表演无时无刻，当然她们也有后台，需要宣泄自己的真实，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知乎的边缘问题中存在一个没有人点赞的答案，答案的评论区包括几万条回复的奇观。当她们掌握话语权，通过一些列的组织去控制了知乎相声圈子的讨论走向的时候，我退出了知乎，因为讨论在这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粉红某种程度就是一种饭圈生物，无非是偶像是某一个国家，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饭圈的无知与无畏，以自我为中心，不会沟通也拒绝沟通，文明一点形容他们就是，假如僵尸统治世界，他们一定能活的很好，因为僵尸吃脑子。

之前看到过一句话，很有洞察，知识分子只会讲道理。为什么读书时愉悦的，因为读书可以日有所闻，可以满足自己对于世界对于未知的好奇，可以被作者洞察，作者精致的论证所说服，阅读韦伯，宗教伦理讲述的再枯燥，铁的牢笼的冲击就越深刻，那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洞察，阅读经验研究，名家的高质量之作，事情掰开揉碎就是这样，事理就是如此，关于此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呢。为什么和有足够积累的人交流是愉悦的，因为无论观点异同，交流本身就是一种良好而美妙的体验，分享自己的过程是提炼自己认知的过程，聆听他人的过程是弥补自己无知的过程，在讨论中还可以发现理解的差异增进理解。

而粉红的特征就是不讲道理或者不会讲道理，骂美国骂资本主义都骂不到点上，拿出一些智商堪忧的论证，才是开卷考试都不会的典范，社会学的学生看他们的言论会很尴尬，因为批评资本主义是社会学发家的基础，批评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成果，我们的本土化很一般，但是谁还没学过批评资本主义了。

二、疫情责任的分析：需要再讨论么

很多东西到现在已经足够明了，如果不去装傻需要再去浪费口舌么。在本部分笔者将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一个基本的新冠责任问题，其二关于知识分子的批评。两者都在matters上引起过讨论，也在中文舆论圈中至今争议不休。

前者在《对欧陆思想家新冠分析的若干批判性考察》考察一文中，作者已经给出了很有洞见的分析，后殖民视角是一种很没有解释力的声音，是一种迎合了民族主义情绪而忽视了世界基本现状的观点，而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很多粉红的声音上。

最典型的就是基于偏见的忽视论，即欧美国家因为高傲而忽视了病毒在中国的袭击而错失了防疫时间，而中国向世界示警。这样的话术，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仅欧美国家存在本国社区传播，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如是，他们也是因为忽视而带来问题么，尤其是在韩国乃至欧洲的疫情爆发日久的情况下。

他们以最大宽容理解中国政府应对的迟滞却没有将之运用在对于其他国家的分析与讨论中。全球化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目前并不存在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爆发传染病，其他所有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模式，远方的危机无法带给我们危机感，尽管全球化使得危机被拉进，世界的联结也使得六度分割更加接近成为现实，而所有人的认知都是迟滞的。非洲爆发了埃博拉有多少中国人了解病毒对于非洲的袭击，韩国前几年爆发mers，病毒袭击我们的邻国时候有多少中国人不是在所谓目睹韩国爆发疫情而无动于衷，甚至对于粉红自身而言，嘲讽美国流感季，就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流感会随着国际化传染给全世界，包括中国，中国也经历流感季。

无论是分析新冠责任还是其他，我们都应当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去分析，考虑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是普遍的，有的迟滞是当前的卫生体系与管理体系所难以避免的，而不是与一个假定的完美的先知政府相比较。

因而，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中，许多国家多出现了某种程度正确，但效果不佳的措施，比如中国按照sars的模式按方抓药，建造两座医院，而医院建成后也没有满足日益增长的病患的需求，实现政府目标的是方舱，一些国家政府面对中国疫情采取了机场体温的入境监督措施，而现在我们知道新冠有无症状，有潜伏期甚至潜伏期中爆发前可能传染能力才是最强，这样的措施是常规的对于传染病应有的应对，实际中无法有效避免输入 ，但是政府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而有责任么，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实际上有的，理性系统的非理性，这是现代理性或者官僚制应对危机无法真正理性的问题，而不是某一个特定国家的责任。还有一些则是可以预期的迟缓，一个地区存在社区爆发到被公卫系统发现是存在时间差的，轻症患者未必去医院，去了医院也很难从一群流感患者中找到新冠的，制定与实施政策是需要有依据的，没有中国的大规模爆发，其他国家很难采取严厉的交通限制，各国有力地关于中国的交通旅游限制直到一月底才出台，而这还被批评为过度应对，但是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患者全球移动，即使在例外模式的中国也不例外，入境限制是随着世界疫情而逐渐加码的，尽管中国在紧急状态中有比以往更高的自由度，但是还是可以发现决策无法避免的滞后带来的输入病例，无论是来自欧美的、非洲的抑或俄罗斯的，而这样一种滞后同样无可避免的体现在防输入到防本地的转变中，防本地需要很高成本，更需要证据，没有本地爆发，能够随便进入紧急状态么，而本地爆发了，自然招致指责。这些滞后会加剧疫情，但是难以避免，也不应是某个特定国家的责任。

有些问题是国家特殊的治理模式与体制带来的问题，比如在欧洲，如很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对于医疗体系的投入减少，使得医疗冗余不足，平时应对老龄化已经步履蹒跚，当面对危机时候更加无法应对，比如在中国，一刀切带来的高成本是一个帝国逻辑的现象，公共卫生系统自上而下的讲政治，带来的消息的隐瞒应对的无效，浪费了12月末明确发现疫情到1月下旬之间的宝贵时间，根据钟南山对于疫情规模和应对时间的推算，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怀疑，如果一月初就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传染病的措施，病毒能否离开武汉都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情。而这些显然是国家的责任。

有些问题则是在既有体系下的明显得失职的行为，是无法用官僚制等去解释的，比如美国cdc检测试剂的失误，中国某些医院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呈现出迥异的应对措施与院内感染的控制，而这些也是广泛意义上的国家的责任。

因此，新冠是一种全球化的风险，当病毒走出武汉走向世界之后，其他国家的迟滞，无论是基于理性系统的迟缓还是非理性的迟缓（比如对于欧洲的疫情是否存在反应过慢，相较于正常的决策系统而言），新冠的国际间的传播国际大流行都是无法避免的，问题被指出来之前乃至应对的漏网之鱼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总会存在没有堵住的，而没有堵住的国家就是新的蒲公英，在本国成为问题之前就会将自己的种子播撒向其他地方，欧美做的好不好，更早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最多只是减少了本国的疫情，而中国才有避免国际传播之可能，国际传播一开，欧美在内的所有国家，本国疫情只有大与小，没有有与无。

最后再讨论一点知识分子的批评，粉红在批评知识分子双标，但是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而是专业知识分子，基于了解的事实，基于自己的专业发言是一种普遍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屡受批评，但是居住在自己的国家，更加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批评也就更加真实而有依据，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知识人，基于自己了解的给利益相关的社会提出一些批评的声音没有什么不妥，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地方提出仓促的批评更是无谓的，说错话对于有四维的人而言是会羞赧的，可能粉红不会，基于自己的想象当做真实去发声，被质疑其事实的问题，也会去攻击质疑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