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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如果六四成功,今天会怎样

@北海 在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看到了下面很多答案,但是感觉不是很满意,勉强作答一下,毕竟对于六四和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阅读的不是很多,当然恐怕还是比@楚天白 那样靠听说的也许多一点的,毕竟拿俄罗斯当做中国的模版实在是异想天开。

稍微熟悉一点那段历史的,西方的敌视固然是一种阻碍了俄罗斯转型的原因,俄罗斯自身市场化的问题恐怕更甚,而且即使是苏东地区也不仅仅俄罗斯一个案例,波兰、捷克等国家都向我们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模式,甚至是无需资本家打造的资本主义,正如塞勒尼指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趋同,但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没落,前社会主义国家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打造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中国改革的基础动力并非集体部门的私有化。尽管都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市场化的不同路径的差异造成东欧不是俄罗斯,中国更不可能是俄罗斯。塞勒尼将俄罗斯的改革称之为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前政党精英和庇护对象一夜之间成为了万贯富翁也就是我们说的寡头,而市场化制度进展却非常缓慢;他将中欧的转型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有所进展,外国资本在公有部门私有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起于八十年代初的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和八十年代中期的城市国有经济改革,中国改革自下而上的发轫甚至可以追溯到文革末期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自已开始的不通道路即导致了中国市场化具有与俄罗斯和东欧完全不同的模式与路径,俄罗斯不是中国的模版也不可能是,在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基础是一个已经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确立了基础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需要从零开始的国家。同时,当时的国际关系或者中美关系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要素,美苏的仇恨以及西方国家的偏见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延续了对于苏联的仇视和偏见,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与今时今日不同,80、90s的中美关系的密切,即使中共采取镇压措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美国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积极维护同中国关系,美国在当时没有理由会对一个和平解决广场示威的中国采取敌视态度,阻碍中国市场化改革。当时的美国外交@林三土 老师有很好的论述。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应当假设如果六四成功,中国会成为俄罗斯,因为中国既不具备成为俄罗斯的外部条件,也不具备内部条件,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不同,所选择的改革路径也不同。那么六四成功会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我们应回到80s的中国和六四运动本身的诉求去看,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赵鼎新教授《天安门的力量》中的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想象什么是成功的六四运动,或者说成功的社会运动。当我们去想想六四成功会怎样时,意味着我们认为六四是一场失败的社会运动,那么失败在哪里?其一,运动被镇压,以悲剧收场,其二,运动的诉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如果六四成功,就意味着,运动以谈判和平解决,运动的诉求至少得到部分满足。

进而,运动如何不以悲剧收场?根据赵鼎新对于运动的研究,党内高层对于镇压还是谈判的抉择不是截然对立和二分的,而是哪种方式更有可能解决事件采用哪种方式,因而4.26之前更多强硬的方式,4.26之后,因为长期不能解决反而愈演愈烈,采用了对话与谈判的策略,包括在绝食运动发起之后,但是学生中缺乏有效组织,难以有效对话,以及绝食运动的成功动员使得谈判没能解决问题,最后以悲剧性收场,某种程度以当时学生的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并且这种去中心化并不是基于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而是一盘散沙的无组织,悲剧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如果我们动一动金手指,运动在五月初期的政府对话或者绝食运动之初,包括知识分子、改革派官员的调停和组织下,以政府接受学生意见,成功对话而结束,类似于大陆版的野百合运动,那么以此为基础猜测之后的中国社会进程。

其三,我们需要基于学生或者示威者的诉求。尽管运动失败后,部分学运领袖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但是我们不应认为整个运动的目的是改朝换代,正如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5.4的讲话中指出的,学生们的口号是拥护改革,不是反对党。从具体层面我们可以将诉求划分为,有关事件本身的,作为导火索的对于胡耀邦的纪念,关于运动定义的驳回4.26社论;以及关于更宏大社会背景的诉求,反贪污腐败等改革中的问题,比如官倒,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诉求,也是基于不同的体验,市场经济改革本身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收入的不满等,此外还有很多参与者是基于对于运动本身的同情和受到当时官方媒体的鼓舞。但整体上结合运动的不同时期可以划分为以上四类。

以下就是脑洞时刻,我们假设六四通过谈判和平收场,政府接受了学生的意见,延续了之前改革派的人士布局,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继续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之后的历史可能是怎样的?

笔者认为整体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在运动之后得以延续,并且改革进程和发展都会相较而言更快,原本因为六四镇压导致改革派失势,政治左转,外国短时间制裁将不可能发生,以邓小平、赵紫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继续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不需要在92年邓小平以南巡为方式重新推动改革开始,威胁谁不改革谁下台。由于邓在当时的位置,居于幕后,志在解决示威而非纯粹武力镇压,因而假如和平解决,如前文所述,应当是邓同意,而也意味着邓的领导核心在事件之后延续,结合其之前的倾向,之后的改革应当会延续之前的思路,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不过可能会在政治领域进行更多尝试,也更少管制,中国依然会在改革过程中取得现在的发展成果,甚至依然是中共长期执政,不过更加开明。以下讨论细节。

最显著的不同是领导核心的变化,课本中我们学习的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赵紫阳同志的丰功伟绩,+1s同志只是上海市地方领导,可能会因为运动中的强硬而实现自己回到学校教书的愿望,也许会因为在上海这一政治高地的政绩而进入中央,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的一员,不过21世纪的少年平均预期寿命会得到些许增长,世界会逝去一位超级长寿的老人。当然教科书上我们也会看到模范的共产党人胡耀邦,在延安整风中如何保护同志,在改革开放中如何解放思想、清理文革遗毒,在处理民族关系中缓和紧张的少数民族关系,出台了宽松的政策,在处理学生运动中,稳健、缓和,个人人格高尚,是伟大的共产党员。当然也许会学习胡启立作为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贡献,胡温八年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以及政治改革。温相的漂亮话可能都成为真话。

统治精英的潜在变化,知识精英与权力的互动得以维持,而不是只能到市场中获得价值,类似陈一谘等学者可以通过改革所进入智囊圈,也许可以进一步进入权力体系,而更多学者型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精英某种程度会改变一些中共的气质,尽管在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

腐败与特权等经济改革中的问题被更早重视,干部特权问题在延安时期就是被抨击的问题,但是整风期间类似王实味的声音许多被肉体消灭,建国后也屡次引发矛盾,如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对于十七级以上干部的肉蛋奶的补助,和通过学习班给干部补充营养都引发了严重不满。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化不完全,双轨制经济下,基于权力的裙带关系,通过条子获得稀有商品,如褚时健就成为替罪羔羊,我们可以预期因为六四的发生,腐败尤其是官倒问题会被运动式治理,直接的官倒可能也会因为进一步的改革而衰落,但是权力的裙带关系恐怕会因为改革中权力对于资源的控制而延续。

政治体制改革,延续十三大的路线,中国采取政治体制改革但恐怕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从日后的有限实践中我们可以猜测出更加完整和激进版的。比如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更早实现,并且人大代表的选举更加公开、透明具有竞争性,人大代表本身更加实权化,提案不仅仅被部门反馈,而是可能成为法案,也可以看到否决权的更多运用(世纪之交中地方人大曾经行使过否决权),同时基层群众自治开展可能会更加广泛,不仅仅是村级选举,更有可能包括曾经试点的镇级选举,乃至更高层级,也许会类似中山大学学生会曾经举行过一次的体制内学生会民主选举模式,上级决定候选者名单,官员由充分竞争的选举产生(我听我在中大某院学生会主席的同学讲的)。党政分离的更切实也更持续的努力。以上都是现实历史中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在可能的乌托邦中也许会发扬光大的。

经济领域,如前文所讨论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某些改革措施会提前,同时市场化带来的经济机会也会吸收民间的注意力,将对于政治的关注转移到对于自身通过市场获得成功的关注,经济的成功成为了中共合法性的支撑。

社会领域,更加开明的改革派的执政和路线对于社会的控制可能会更少,防火墙、举报、删帖可能不再是我们的日常,当然,因为六四的失败而转向市民社会研究的学者和努力,也许不会出现,ngo和社区自治恐怕会以另一种路径出现在中国社会。

最后关于六四本身,也许每年会有更多人去纪念,但是也许也会有更多学生头疼六四的意义如何背。

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相似而又相异的中国,一个看起来更加开明而又稳健的中共统治大家会更开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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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六四成功了,今天的中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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