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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作为舔狗的相声 4 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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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来周末写完发出的,但经提醒发现少了一部分,系统bug,又被bug附体了。周末更一篇活动文,影响我的一本书《我的凉山兄弟》

上回书中我们回顾到了在世纪之交在相声陷入绝境之际,以郭德纲为代表的相声艺人选择了回归剧场,回归市场,回归普通观众的审美与情趣。在本文中,笔者将从艺术-民情角度回顾郭德纲早年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郭德纲的艺术风格和作品,一方面难以复制,即使他的得意门生岳云鹏也难以驾驭他的代表作,但另一方面,郭德纲的艺术风格又在之后的相声演员中无论是否德云社,无论是否与郭德纲站在同一战线,都可以被发现。

郭德纲先生尽管留下了很多作品,很多有争议的作品,如后期的很多段子核心内容都是于谦的家事,但是前期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在此笔者将讨论三个作品,《西征梦》传统段子翻新的代表作品,《我要幸福》原创作品的经典以及富有争议的相声评论作品《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

《西征梦》代表了郭氏安身立命的一种相声技术,旧瓶装新酒。西征梦的梁子或者说故事的叙事结构。传统文本中参与对抗太平天国的活动,适时地转换为了参加反恐战争,但是故事的结构本身没有变化。当然真正赋予这段作品以新的生命力的是其中荒诞而又现实的气质,不像传统的天津相声,描写市井生活,从真实的生活中提取出看起来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展示出真实的生活逻辑,比如钓鱼中的张二伯,纠纷中的张文元王德成,他们仿佛生活中的街坊。而郭氏的相声则是从魔幻的现实中蕴含着真实的生活逻辑,故事情节很多都是荒谬的,但是细节与逻辑中蕴藏着底层的生活经验和价值,也因此在新时代吸引着更多观众。比如其中很经典的部分,郭德纲借用了曲艺传统黑话——老和,编织出了一个培养老和部队的学校,维和部队是维持世界和平,而老和部队是老得维持和平,他们受训在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保定,他们的教官是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因为上完酱还要下市场卖。而校歌是河北梆子,这样的军校故事实际上是一种相声中典型的双重叙事,明面一套,实际一套,如同大保镖中讲述学武实际上是学习包粽子,这段作品中军校实际是保安学校,如同段子中揭示的毕业之后一个单位两个去站岗。同时,文本当中的很多包袱都是借助于强烈的与预期之间的差异实现的,而差异是本应高大上的东西却与底层生活经验一致,一种类似皇帝的金斧头之类的笑话,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外交官邀请郭德纲之后等公交车回去,美国总统在白宫宴请小龙虾,白宫门口都是卖碟的。这样的作品,看似高大上的故事,明线:联合国老和部队——受总统邀请解决恐怖主义,但是却充斥着底层——草根的生活经验,将传统的文本融入了现代的笑料以及更重要的草根的经验

《我要幸福》、《我是黑社会》、《我要上春晚》这类作品则更进一层,用戏谑乃至魔幻的手法,刻画出的是现实中没有但却根本上符合那个时代逻辑的人物。“我”是怎样的?是社会中的无权力者,没有资源没有网络没有关系,想要幸福但在后社会主义时期,因为资源的匮乏而上下求索也难以获得幸福,只能闹出很多笑话。市井中的小人物成为了作品中的“我”,不再是之前相声中被讽刺、挖苦乃至劝喻的对象,比如高先生的《钓鱼》、乃至侯耀文先生的《小眼看世界》、李金斗的《夜行记》,其搞笑之中都是带有教化的色彩和意味,小人物是被描述的对象,是他们需要去体验生活才能发现的对象,是具有种种不良色彩而需要被改造的对象,这是社会主义相声所需要的,为国家进行教化的文艺的轻骑兵。而到了郭德纲的作品中,他做的则是小人物成了文本中真正的主体,书写的是作者作为小人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兴路历程,也是无数被其所吸引的观众的生活经验。相声在本世纪初期的火爆与当前饭圈加持的火爆尽管时期相隔不远,但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内在逻辑,前者是一个草根时代,看似开放的社会当中,那些没有资源而在以权力、资源为中心野蛮生长的社会中“我要幸福”的人们的共鸣,他们渴望听到自己的故事,看到类似草根的成功,而后者则是娱乐资本化商品化时代下,娱乐工厂与民族主义叙事结合而成的流水线产品。

尽管在细节与叙事层面光怪陆离,但是在另一种层面却存在一种真正的真实。正如同我是黑社会中,主人公希望通过假如黑社会获得命运的改变,但是无权力者连成为黑社会都做不到,只能去文了一条带鱼去戏仿黑社会。我要上春晚中,主人公为了成为大腕找了各种门路,去拍摄广告,扮成熊和熊一起拍广告,本来按照剧本是郭德纲给熊灌饮品的,但是被熊抢先了,人不如熊。追求上春晚,去给导线遛狗干家务,如同导师的研究生一般,现场八百人和说的相声,终于有一个跳伞意外死了,也没有顶替成,因为被推他下去的顶替了。幻想暴富,充满了皇帝的金斧头的趣味,喝矿泉水,喝一瓶倒一瓶,发现是水的味道,要求退货,去餐馆要求炒一本,点那个八位数的菜,先生:是电话号码。种种荒诞离奇,看似与日常相隔甚远,但又是血淋淋的真实。可能这也是吴京说他曾经北漂无助的时候,痴迷于郭德纲的相声录音,郭德纲曾经的艺术,在一个个段子背后,是底层的生存物语

而在《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中,则是其反体制的态度的淋漓展现。从体裁上这是一段前无古人的作品,相声从来都是讲故事立人物,但是这段是说理,是阐发其个人的观点,在这段作品中,郭德纲将矛头直指官方建构的相声艺术,官方的相声体制,国家的干部,相声的大腕作为反面典型出现,歌颂型相声作为反面出现。明确提出相声为什么要有教育意义为什么要教育人,而教化的职能是在国家体制下相声的应尽之义,是文艺的轻骑兵,是国家的艺术工作者的任务,是至少自延安时代起党的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并经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主流,反对者都在整风中被镇压,当然还包括有关部门对于相声演出限制的讽刺,包括对于国家体制的主流相声界的尖酸讽刺。这些在那个时代是广为欢迎的,这种与体制对抗对立的态度,是郭德纲受到欢迎的群众基础,是那个时代的民情,讲出了曾经很多人对于国家僵化的体制的反动之情,而这在当今恐怕根本不可能,对于相声自身而言,当年脱去了意义的枷锁与外衣,赤裸裸的回归市场回归逗乐,而现在依然在市场中的相声,要重新承载那些意义,即使是德云社,也要以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合法性,也要以慰问部队官兵作为一种日常活动。而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批评体制则成为了异类,是方方那样的众矢之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时未必如人们理所当然期许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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