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的确是防疫关键，但中国并非正面例子

国家治理能力是发展研究中西方民主-苏式社会主义后又一个流行的范式，当人们意识到民主制的坏国家并不比独裁国家更为出色时，引入了国家治理能力这一变量来说明为什么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失败。从世界范围看，相较于坊间习惯用的民主或威权来划分国家比较成绩，这样一种庸俗而幼稚的方式，国家能力的确更加科学，但是@清議 将之用于分析中国，并认为其从正面说明，恐怕是不当的。笔者认为，中国在后期防疫的成功正是因为国家治理能力并非出色，所以采用了更加前现代的方式而非中共话语中都已包含的精细化治理。

一、中国大规模防疫时期的策略与能力

如果回顾自一月末以来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治理层面仍然没有超出周雪光教授所指出的帝国逻辑，即中央控制和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中国进入举国抗疫的初期，我们可以发现明显得地方各自为政，相互之间扣押物资，地方政府实施措施而超越了中央基本的法律规定，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央交通以及法律部门对于地方阻隔交通的批评，而阻断道路曾被民间誉为硬核防疫，而随着防疫的开展，从各自为政进入了中央一刀切模式，即各地不分疫情严重程度，统一采取相同的模式以应对和控制疫情，即大力度的封城、经济暂停和社区网格管理。

我们不应认为采用高强度高成本的措施就是治理能力高的表现，采取恰当的方式，精细以及低成本的方式应对才是更高治理能力的象征，否则朝鲜就是疫情中治理能力最好的国家，及时闭关锁国，隔绝与其他国家的交通。在本次抗疫中，中国政府显然不是，当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开始行动之后，采取了封闭武汉乃至湖北的措施，但是从实施上完全没有应对封城的相关具体举措，包括如何向市民供应基本生活物资、如何有效避免医疗挤兑并保障医疗秩序以及如何保障城市底层民众生活，此三方面长时间未能有效解决并加剧了灾难，其中供应生活物资方面，关于武汉市民买菜难买菜贵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到三月份依然出现用垃圾车运肉的现象，而市民在迎接中央指导组时候“假的”、“假的”的欢迎声恐怕是共和国历史上仅有的，医疗挤兑方面，伴随着封城的是未能有效减少民众恐慌，使得轻症居家重症收治的最初策略成为空谈，流感季尚未完全过去的情况下，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加剧交叉感染，而之后随着强化社区管控，我们可以发现社区治理以及封城之下，患者的基本就医依然得不到保障，根据财新等媒体的报道，对于公共交通的限制甚至使得患者需要步行从医院返回，而更存在被困家中难以前往医院的案例，于微博求助甚至在家敲锣以获得关注，更不用说关于医疗物资调配的丑闻，而保障底层民众生活方面，更是不再政府考虑范围之内，遭遇困境的包括流浪者，滞留武汉的外地人乃至工地建设者，其生活的基本保障甚至需要志愿者团队的长期帮助，当一座城市因为疫情而封锁，能够同时不能保障普通市民的生活、医疗的有序开展以及弱势群体的正常生活的话，我很难赞美的这样的治理能力。

中国其他的地方的防疫更加表明了中国治理的表现性质，对上而不对下，对外而不对内。理想中自上而下的意志有效贯通并不是中国的事实，更多是一种让上级满意的表演才是最基础，而有效则是额外的部分。城市社区中运用大规模非常规力量以实现目标，达到了至少在表面上处处监控，但是监控的实际效果呢？地方在实践中创制规则外的规定，产生了过度执法，比如游街惩罚、困在树上乃至进入家中抓捕打麻将的，这样的激进而有违基本的法律规定的举措，而更一般性的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我所居住的郊区社区，党员奉命向社区报道，所从事的工作却是以保安以及社区人员完全能够应对的工作，需要额外建构出工作让他有事可做。在乡村治理方面，宣传之外的真实来自于我在河南乡间的学长，在云会议中他展示了自己家乡两个村庄的防疫模式，自己所在的家乡即使属于硬核防疫的河南，在农村依然每天可以聚集，可以互相请吃饭，而另一个防疫更为严格的村庄，当他需要去走亲戚的时候，则可以借助亲属的关系获得便利，在权力的末梢，至少我们可以认为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保障权力意志的真实贯通，但体制内在许多年中习得了如何让上级满意的应对措施，比如志愿者们最重要的就是拍照，所有工作都要有痕迹，但是需要面对实际问题呢？我一个学姐则分享了她家乡的防疫举措，面对从武汉回来的新婚夫妇仍然和当地亲属之间接待拜访，以及如何离乡的问题，则充分见到了基层政府的太极拳功力。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能够代表高治理能力，那么其至少应该可以对于其宣城的目标按照其意志有效实现，以最低的成本达到目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实施，地方可以不顾基本法律的限制不断加码，可以仅仅存在一个指向，而没有对相关情况的有效解决，或者以高成本的方式实施形式上的表演。

二、低治理能下的高成本选择

社会停滞本身是一项高成本的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力停下社会进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这分成本，所造成的成本并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对于民众的补偿很少而变小，有的人可以上网课，有的人可以居家工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不影响生计，所以大规模长期的封锁与停滞，尽管在防疫上是最立竿见影的，但是可能成本也是最高最不应被忽视的，也因此并非最优选择，尤其是在面对一场已经注定要与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共存的传染病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中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通过一刀切打成长期停滞。

正是因为治理能力有限，中国长期治理面临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抉择，即周雪光教授中央一统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在央地关系之间不存在一种适中的恰当的精细的管理模式，所以我们会看到武汉之外疫情被控制之后依然长时间处于一盘棋的模式之下，而地方政府内部，我们借助锦标赛理论，只能处理一个任务而忽视其他任务，为了gdp而忽视教育乃至医疗投入，而没有进入防疫之前，武汉政府为了政治的目标，而即使在医疗专业部门也自权力中心向周围讲政治，可以参见艾芬、李文亮乃至财新记者关于医院的报道手记，而进入防疫模式之后，只能在防疫的单向度上前进，为了防疫而不断加码，甚至出现疫情减缓被控制时，措施反而加码的现象，比如麦当劳的堂食至少在天津在本地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可以而零增长阶段被暂停。

而全国范围的统一模式的停滞恰恰是一种单向的政策，不根据各地实际以公权力强制暂停，适合了当前归于一尊的央地关系和单一任务的政府管理。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做了根据自身国情的选择。而这样一种高成本单向度的政策，某种程度也是任何一个有基本治理能力即不存在民国那样的四分五裂政令不出江浙的国家可以实施的，当然效果同时也取决于病毒有没有进入国家权力意志之外的地区，比如韩国的地下教会，中国的非洲裔移民聚集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

三、全球疫情下的治理能力何为

那么什么是一种高治理能力的方式呢？在尽量维持正常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减少疫情带来的伤害，维持医疗系统的正常，更次一个方面，面临疫情爆发，采取精细化基于当地疫情的策略，同时提供对于受到损失的民众的保障，避免二次伤害。

当短期内疫情可以被消灭，那么采取一种激进的措施是相对明智的，但是如果不能，即我们在二月既可以发现疫情已经全球化蔓延，以当前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所有国家短时间内消除病毒的传播，那么需要做的就不是消灭而是减少影响。因而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台湾乃至韩国被推崇的原因，以清零为目的，激进的政策面临着高成本的代价，长期维持不现实而缺乏意义。一个值得期待的情况是，经过国家的有效治理，能够及时发现输入病例，控制本土传播，避免社区传播的同时，社会以近乎于之前的方式正常运转，但这样是一种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之间的踩钢丝，是一种真正需要极高治理能力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需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公共卫生体系的高效运转乃至对于人口管理的无形而有为。

当平衡被打破则需要一种高效的应对，这种应对不应是单向的不计成本的投入，而是减少所有因为疫情带来的损失，包括疾病本身、次生问题。简言之就是生病的人如何得到适合他们的医疗，没有生病的人如何得到有效的生活保障。

四、中国经验与国际比较

中国抗疫留给我们足够多的素材去理解发展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但是作为受过社科教育的人，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对于官方叙事的学术化包装，尽管这可能是未来中国社科学者的谋生之路，而香港的同仁们已经很好的习得了这一点，用流行的学术概念，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结合宣传叙事，上一个那么好的例子还是社会学的中国化，符合领袖要求，符合去殖民化的学术追求。

国家能力是审视应对危机的有效变量，即使我不认中国应当作为高治理能力的代表去论证这件事情，中国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不在于能力本身，而在意愿，正如罗新所言，中国能够不受限制的进入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也可以足够例外，这是很多国家所不能的，天子言出法随，地方也可以为了防疫这一个单向的目标而不惜一切成本，包括法律与制度约束。

因而笔者认为我们讨论疫情应对的时候，可以回到森的体系当中，为什么无饥荒的民主没有有效应对新冠或者至少防止其本土爆发，森的理论在于民主制度内因为媒体和反对派 的存在，无法无视大规模饥荒，因而可以避免大规模饥荒，而拆解其理论前设则可以发现，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饥荒应当是一个正常国家可以轻松应对的事情，也就是说即使治理能力低下如独立后的印度，当有足够的意愿时依然可以应对，另一个是反应时间的存在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新冠的特点则是如果不是封锁的高成本方式，需要极高的治理能力，社会自身的纠错机制的时间会极大的增大疫情的传播。中国而言，其官僚制与讲政治增加了前期无谓的时间，而大爆发之后进入例外状态的顺畅乃至随意为中国反而减少了麻烦，采取前现代的措施通过高成本的方式避免了湖北以外的大规模传播。而包括日本在内的某些欧美国家则并不是其能力不足，而是其并不能任意的进入一种例外状态，媒体与反对党的存在既使得他们的国家必须要去应对危机，也是的他们不能随意的去进入例外状态以应对危机，而其中的迟滞则在面对饥荒时无伤大雅，面对新冠损失惨重。从这个角度讲，国家体制也很重要，当国家不得不进入例外状态后，应对措施是相似的，需要的也并非走钢丝一般的治理能力，而如何进入例外状态是关乎体制的，也是带来诸多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