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后浪——那些被社会学记录的底层后浪们

后浪的视频很火爆，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许多人送上了有着洞察的批评，我不再多费口舌，只是希望以此文补充一些我曾经看到的文献和研究中的经验事实，也算是进一步@梁啟智 老师的关于中国经验的活动发起，不过不是我亲眼所见而是被研究者记录的一个底层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符合我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和批评香港 ngo不给贫困的小孩子们送苹果手机来打王者荣耀和吃鸡的网友眼中的中国相去深远，当然我也希望此文能够帮助更多人看到质性的力量，活生生的人的故事相较于数字和星星更能够揭示结构的不平等。

本文要讨论的是以城市打工子弟为代表的底层青年，他们如何在社会结构之下，进行自己的选择，只是所做的是只有a的选择题的故事。这一系列的研究的对话对象大多都包括威利斯在英国70年代所做的经典研究《学做工》，威利斯是英国伯明翰学派成员，该学派致力于研究亚文化，其中威利斯的《学做工》讨论的是校园中的反文化，即学生对于主流学校价值背弃的文化，具体是在英国工人的黄金年代，为什么工人阶级子弟主动选择了子承父业？威利斯提出了“局部洞察”这一概念，威利斯认为中产阶级子女选择成为中产阶级是顺理成章的，而为什么工人阶级子弟会选择成为工人是需要去讨论的，通过对汉默镇的工人阶级子弟的生活的参与观察，他发现他们对于自己身处的结构有所察觉，他们意识到书本的知识本身是没有用处的，文凭并不真的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们选择了在学校中更具有男子气概的种种越轨行为，逃课、与老师对立、与异性交往等，而不是做娘娘腔的书呆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无意间再生产了父辈的车间文化，中学毕业后顺利的如愿成为工人。

威利斯带给之后中国研究者重要的财富是“洞察”的重要性，社会结构固然是重要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差异、户籍限制普遍存在，这一切早就着一个人因为出生就可能存在的不平等，比如我们在七八月份的孩子的讨论中，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更有可能为生于78月的孩子灵活选择入学时间，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但是仅仅结构性的解释又是不够的，不够基于当前社会的分组可能会忽视某些制造不平等的因素，也看不到足够多的机制，因而引入了威利斯理论的学者会更加强调相较于结构性的能动性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即重要的不仅仅是打工子弟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受到了怎样的限制，以使得他们很难获得成功，还包括在结构下他们怎样选择，即使只是一选一。

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中吸引了无数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子女的教育成为了一个客观存在却很少被主流所关注的问题，时常抱怨教育不平等的从来都是目前在教育竞争中获益最多的中产阶级家长，他们一边为孩子提供种种课外教育以及种种正当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一边为自己发声抱怨教育的不平等。而真正承担着教育不平等的群体，却缺乏自己的声音，即使从他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结构性的限制，他人的歧视和排斥，自身的资源不足种种困境。

在本世纪初的十年，大城市打工子弟面临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在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或者留在乡村成为相对更有名的留守儿童。在城市中，分流政策之前，打工子弟很难在普通学校就读，只能选择愿意接收打工子弟并且收费相对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不过打工子弟学校属于民办学校，尽管曾经一度获得政府的支持，但是即使是模范的打工子弟学校依然面临师资薄弱的问题，课堂教学秩序随着年级增加愈发无法维持，当然假如他们好好学习又能怎样呢？无法正常参加所在城市中考，只能进入职高，九年义务教育通常就是留在城市读高年级的学生的终点，这样的结构性因素在十几年间几乎没有改变。对于当时在打工子弟读书的学生而言，一段访谈指出了他们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不认同，他们看到了校长的轿车，也意识到了自己交的学费，两者对比之下，学校不是教育而是一场生意，老师与教育的权威在此也被化解了，对于他们而言，随着年级增加，如果不回乡，教育就此止步，如果回乡，需要远离父母，也需要重新适应不同的教育内容，应对新的竞争。而在当时，如果有幸进入相对资质更好的公立学校就读呢？歧视的问题在当时就已经出现，并且使得有的学生尽管不喜欢打工子弟学校，依旧因为歧视而更不喜欢公立学校。

结构性的压迫延续至2010s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取缔中，通常我们称之为分流，在分流之后，打工子弟进入到公立学校就读，研究者发现了以下现象，教师的歧视，访问过程中教师直言不讳的认为打工子弟学生不行，即使在低年级中他们有的品学兼优，公立学校的打工子弟学校化，来自其他学生家长歧视之下的用脚投票，不再选择让孩子在接受了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就读，如果读新闻前一段时间还出现某些教育精英抵制孩子所在学校接收打工子弟，孩子间的区隔，区隔是布迪厄的经典概念，对于低年级学生游戏行为的观察中，可以发现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级的学生游戏行为中都体现着不同阶层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基于他们的不同文化的体现，来自农村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土味而格格不入只能和来自农村的孩子一起游戏并成为朋友。此外还有的就是随着年级增加而增强的反学校文化，打工子弟不是一开始就无心学习，他们是逐渐意识到自身命运而越来越无心学习的，在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们会经历重新分班，正常的学生准备小升初，而对于他们由于中考的限制，小升初本身也意义有限，他们中有的会自此回乡读书，而留下的会在此期间意识到自身的命运与结构性的束缚，愈发的不遵守课堂秩序与无心学习。这样的现象很难通过制度之外的途径改变，我们可以在上海的打工子弟合唱团的故事中看到，尽管管理者试图帮助他们，通过音乐的教育帮助他们成长，但是得到的更多是孩子们渐渐离开，无论是距离上还是选择上，无可避免的复刻父辈的命运。后续的学者追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去学校不是因为要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是义气、是关系、是朋友，子弟们选择去学校，而选择不接受教育，因为去学校本身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意义，而接受教育却没有。

在家乡会不同么？一项四川云乡在家乡打工子弟的研究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在农村不需要用快手才能理解真实的世界，孩子们眼中的世界是局限而充满洞察的，他们看到了现实世界是一个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世界，而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自己的父母学习不好去打工获得了更高收入，而自己的老师是他们那一代学习好的，却收入比他们的父母少，那么学习好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每天要去好好学习呢？想到和一位出身河南农村的学长的交流，学长是村里面第二位博士，但是乡亲们关注的是是不是有足够权力和收入。

困境中的后浪不仅仅是打工子弟，对于城市工人阶级子女一样，一项对于东北劳工阶级子弟的研究发现，早早离开学校的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孱弱，于是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工作经验来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但是有限的学历使得他们只能在一系列低技能工作中轮转，耗费光阴收获不能让他们实现阶层跃迁的经验。对于民族地区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困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般的汉族社会的问题之外，他们还要面对语言和文化的问题，语言方面，少数地区实行双语教育，内蒙官员曾经很自豪的表示建立了蒙语的自小学到大学全套教育，但是时至今日，建立这套体系的精英的后代都选择了汉语教育，对于小民族而言，语言不是一个选择民族语言还是汉语的问题，而是要学多少门的问题，首先要学的是自己村落的家乡话，用于日常交流，其次要学习周边大一点的民族的语言，用于在学校沟通，在此外则要学校比如当地官方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乃至英语。文化的问题，则某种程度上是谁的教育，关注农村的学者会说，我们的教育教的全部是城市文化，而不是农村文化，农村的学生需要去想象遥远的世界，而不是他们的日常，反过来学校教育叫捉蚂蚱，城市学生表现也会不好，民族问题则会加剧这一困境，中国的教育内容只包括汉族文化，没有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背诵唐诗宋词汉语文学作品，却没有其他民族的知识，其他民族的语文也是汉族的静夜思而不是他们的诗歌。

我分享的只是一些研究中的中国，只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真实活在中国的人，是后浪的一代，他们可能也会选择，不过是在aaaa中选择哪个a。

最后，感谢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期致力于劳工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长期致力于打工子弟研究，以及许许多多的学者深入田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也是中国，孩子们需要的可能不是用来打王者的苹果，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制度，是更多的资本参与。

最后，本文根据记忆书写，可能存在误差，需要参考文献评论区指出，我会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