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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狗,读书健身与做饭,迷惘无助而勇敢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偏爱才是真正的爱,死忠才是真正的忠,愚孝才是真正的孝——周濂

中国社会学的四次本土化尝试——从不纯粹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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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总是会期待学术研究是科学的,是价值中立的,是不受其他政治与社会因素干预的,正如费孝通晚年所进行的从为国富民到从实致志的转向,这样的说法固然与党的又红又专的教育路线相冲突,但至少在社会撕裂的当下,我们期待学术研究是更加纯粹而不是为了谁而背书的,但是笔者将回顾中国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以讨论社会学中国化这样一个本应仅仅关于学术发展本身的话题,一次次的受到学术之外的因素形塑,乃至跑偏,一种客观的超越立场的学术的可能性的渺茫

首先,介绍一下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

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具体定义不一致,但大致可以氛围从研究对象出发和从研究视角出发,从研究对象出发,比如以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是经济学,以江泽民为研究对象的是膜蛤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是扯淡学,社会学可以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但是这种定义方式学理上什么是社会纠缠不清,实践中往往使社会学要么成为剩余学科,一个不包含政治经济民族种种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社会才是社会学研究对象,那么真的不剩什么了,如果不是剩余学科,则要面对与其他学科具有相同研究对象何以区分的问题,所以笔者更加赞成另一种思路,以研究视角划分,具有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的学科叫社会学,因为视角的差异,所以尽管同样研究经济活动,社会学的分析不同于经济学的分析,同样研究党史社会学的思路不同于历史或者党史研究的思路。

什么是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句口号,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的涵义,也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下同样的口号会有不同的具体诉求,但本质上是认为社会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水土不服,需要通过种种措施改造当前的本土实践,而这种措施是中国化

接下来,我们回顾历史,检讨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中,学术和非学术的互动。

中国社会学第一次提出本土化的口号是在民国时期,北洋时期社会学传入中国,主要依赖传教士以及教会学校传授有限的社会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社会学已然不再属于婴儿,无论是本土教育还是海归都点燃了中国社会学的星星之火,更多的学校开设社会学,中国也有更多熟悉了解,受到专业训练的学者。但是当时的社会学教育存在食洋不化的因素,教学中以西方社会为分析对象,学习西方理论,学习西方现实,乃至使用英文教材,一门在中国开设的社会科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内容都同中国无关无疑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一个主要国民为文盲,以农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采用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问卷调查无疑是有问题的,受访者不识字无法独立作答,乡绅阶层在农村中具有权威,当他们辅助乃至监督作答时,我们有理由怀疑结果的可靠性。

在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当时的学者发起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以解决当时的问题。教学中,翻译教材,同时将中国传统社会的例子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尽管这样存在曲解本土经验比附西方理论的嫌疑; 研究中,调整研究方法,采用更具有人类学取向的社区研究,产生了有代表性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研究,以及社会学的燕京学派。

中共建政后,学习苏联,取消社会学,50年代中期苏东恢复社会学后,中国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名义继续取消社会学,畅言恢复社会学的学者成为右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示重建社会学,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原不能替代社会科学,社会学要补课,社会学就此开始恢复重建。

80s社会学重新开始蹒跚起步,也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再次响起,不过这一口好并非由大陆学者提出,而是接受的当时港台学者的“先进观点”。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当时主持恢复工作的费老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请来了许多海外学者,尽管根据当时最多海外学者来讲学的南开社会学的学生回忆,海外大牛的课听的并不认真,但是他们的观点还是影响不小,其中就包括社会学中国化。

当时的港台的学者多授业于欧美,而当时流行的就是反思西方话语霸权,包括社科研究在内的非西方化,海外学者在这一潮流中也不例外,基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进行反思,打出了经典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旗号,关于当时港台的社会学情况,了解有限不予讨论,而当时呼应这一口号的大陆学界就有些魔幻现实。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的确存在过于的对于西方理论如饥似渴的现象,但我们应当理解当时的现实,中国社会学断档几十年,老一辈学者几乎凋零,曾经学过社会学的擅长社会学的某位学者甚至再也不敢从事社会学,而当时的青年教师,如第一批培训出来的老师,仅仅学习三个月就去教别人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学南开班,一个班出了几个长江学者的社会学黄埔一期,大四开始接受社会学教育,毕业后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在这样一种知识匮乏的背景下,谈社会学的本土化有什么意义,一穷二白,没有学会走路就去谈怎样跑步姿势更优雅。

本世纪初期,第三次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这次社会学本土化源于费老的学术遗言,费老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深刻的反思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默会文化,认为那些不表现出来的东西是现有的西方社会学方法难以捕捉的,社会学需要进一步本土化,基于本土文化,基于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去修正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本文不去讨论观点本身的恰当与否,而是关注其影响。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历史上地位独特的学者,不仅仅因为其在不同时期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也因为其作为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领导者,桃李满天下,且都是当时社会学界的中坚力量,并且政治上受到极高礼遇,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徒子徒孙不可能不去纪念他,也不可能不去回应他的学术遗言。因而费老逝世后,中国社会学界又一次鼓吹社会学的中国化,以纪念费孝通为名。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迎来了第四次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这次本土化源于对于领袖的呼应。众所周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意思想无所不包,既可以教人如何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高级健身术,也可以教人宽衣通商的致富新思路,当然也包括指导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在习近平先生一次次的重要讲话中,之一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中国社会学界对于领袖讲话的学习成果就是大讲特讲社会学的中国化,将学术话语与政治标语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当然其中也有某位海外回国学者在学术生命行将结束之际,高调迎合领袖话语,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标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一生,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被海外接受的一生,也包括原本在中国社会学内部就存在的量化与质性的方法争议在新时代与政治话语有机结合,诸多长期苦于发论文问题的老牌非知名学者终于可以在重要刊物上结合自己并不成功的学术生涯大谈特谈质性研究与本土化的契合,本土化拨乱反正的重要性。

结束了对于历史的回顾,我们进一步的考察学术与非学术元素之间的互动。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作为一门外来的学科,作为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存在与其他社会不同的特点,中国社会学基于中国社会的特征采用恰当的方法,提出本土理论是正当也是必然的,正如同社会学传入美国之后,从相对的人类学取向到人口学取向完成了美国化一样,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一种本土化的努力并不应当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而是应当基于社会发展现实,基于学科建设进程。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真正不仅仅摇旗呐喊还产生了诸多的成果的燕京学派及当时社会学人的实践中,他们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西方流行的社会调查在中国行不通,从学科建设发展角度,在中国本土社会学已经有了一定积累,继续教授一个完全的关于西方社会的学科只会让本土社会学发展进入瓶颈,顺理成章的他们进行了改革。而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变革与其说是本土化,不如说是专业化,是采用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发展,我们也可以在30s、40s个案研究方法的研究中找到当时中国学者的推动与贡献。他们的努力不是基于中国特殊性而固步自封,而是基于本土现实推动学科发展。

同样的口号,在80s 就有些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在当时社会学刚刚恢复重建,需要的是如邓公所言的补课,是积极引进大量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学缺失了理论爆发的三十年,也缺失了研究方法日新月异的三十年,更好的引进西方成果才能更好的推动本土的发展,这也是当时中国大陆社会学与海外社会学的代差。

而在本世纪的两次社会学中国化的号召中,不应忽视的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诉求已经悄然变化了,固然依然存在对于食洋不化的批评,尤其是理论教学中更多是西方理论,但不然呢?西方社会学努力建构经典理论的三十年,是中国一次次镇压社会学家的三十年。中国社会学在古典的黄金时期没有份,古典过后好不容易追到了国际发展的一部分,几十年之后又要重新起步,我们怎么可能有写进教科书的中国理论,并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当年费老那一代致力于的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在今天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中国社会学期刊每年那么多垃圾的经验研究,不都是以中国的经验现实为研究对象,甚至人类学都已经在许多年前提出到海外去。

位于研究对象、教学内容之上的本土化追求是研究方法乃至元理论层面的本土化诉求。社会学界不同方法流派之间的对立素来如此,可能中国社会学专业化最成功的一方面就是继承了国际学界互相攻讦的传统。量化质性各说各话,鸡同鸭讲,用自己理想中的研究范式对比对方现实中垃圾的研究,取得了自己的胜利,证明了自己钟爱的方法的伟大。在研究方法层面,质性学者成功将质性研究与中国化、本土化相捆绑,元理论替代的支持者似乎也成功肯定了元理论替代的必要性。但是,是这样么?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质性研究的确比量化研究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现实,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乡村权力结构的确不等同于当时的西方尤其是西方城市,社会调查难以有效开展。但是在今天呢?中国人口绝大多数都不是文盲,都可以独立填答问卷,诚然,社会调查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弄虚作假可能影响信度和效度,但质性研究就是完全真实的么?质性研究的真实性往往只是相较于量化研究我们更难以发现他的造假,甚至某些研究伦理下,真实性的隐患更大,比如《在逃》的争议。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是基于中国社会学现实,调整研究方法,以更好的认知中国社会。那么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研究在当下都是一种可行且必要的道路,质性研究曾经更加有效,但是使这样一种有效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在当前,一个个个案,去追求代表性,去拓展个案,看到个案背后的结构性力量,透过量化研究,认识一个更加宏大的中国,认识变迁不也是我们需要的么?

如果认为中国化旨在更好的生产理论,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那么质性研究往往旨在生产理论,量化实证研究不也可以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不依然可以作为验证理论的科学环中的一部分么?

如果认为中国化旨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因为是中国的所以是更好的?试问质性研究就是比量化研究更加中国,更加本土的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同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的结果。哪个中国先贤用的是参与观察,谁用的内外交织,谁又留给我们拓展个案?当前使用的质性研究的内在逻辑与量化研究一样来源于西方,番茄笑辣椒不够本土么?我们总不能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私访是参与观察所以自古以来,质性研究就是中国人认识社会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非要认为中国的本土的才是更好的,那么社会学中国化未来的路径可以是,学习庄子的研究方法,不用出去做田野,在电脑前用脑海建构出和受访者的对话就可以了,这很中国。更不用说还有六经注我,管原文作者什么用意,弱者的武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也很中国。当然还可以老师学生都回家做梦,没准谁就接受了先贤的心传,获得了道统。

此外,就是关于元理论的替代。我们姑且不管社会学本来就是一个基于视角的独特而自成一体的学科,更改了元理论是否还属于社会学的问题,即中国化可能建立独立于社会学的一级学科中国社会学或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主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社会学。我们纪念了费老那么多年,在他的“将心比心”的论述上前进了多少?一年年的 纪念,除了认识到费老论述的重要价值、意义,中国化的伟大重要之外,还认识到什么,有什么成果,如何指导当前的研究?这样的纪念,和纪念习近平所有的重要讲话有什么区别,除了重要、伟大一无是处?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什么区别,伟大重要但是谁tm研究出来如何做了?这样的纪念难道不是对从实致志的费老的背叛么?

或许,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整体发展水平依然不够,专业化水平依然不足,固然有许多令人尊敬的学者和充满洞察的研究,平庸无意义的更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就是门户之见而不是学者的研究水准。记得前两年一次南开的保研夏令营,老师作为重建的参与者,激昂慷慨的回顾社会学恢复重建历程,指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性,会后一群各校精英的讨论会 中居然没有人讨论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社会学专业化,除了鸡血就是鸡血,作为近几年社会学界最大的争论,他们就没有一个读过几篇文献么?

而关于元理论替代基础的中国特殊性。中国那么特殊么?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断裂而成的当代社会。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全球化的浪潮,在资本主义的洗礼下,中国有那么独特那么特殊么,以至于特殊到需要全盘替代才能很好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程度?

最后进行一个小结。我们不难发现,至少社会学在很多时候是被时代所裹挟的,是被属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所形塑的,即使是一个本该属于学科内部关于学科发展的议题。政治议程形塑发展,强势外来话语影响发展,本土的种种惯习也制约着研究,甚至会如同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一样,有了最高指示,不同派别就会抢夺解释权,学术意见的争论被赋予某种政治色彩,甚至有人会争当领袖的好学生。当然笔者相信,依然是有希望的,毕竟如张静、谢立中那样的学者在第四次讨论之初就已经把学理讲的很清楚了,尽管后续学者依然喋喋不休。

在新的时代纪念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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