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外化与移情：谈谈《项脊轩志》的枇杷树

前面的话

我很喜欢归有光的文章，读他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世美堂后记》时，总会为其笔下一个个朴素动人的女性所感动。这感动中，自然也少不了《项脊轩志》。

《项脊轩志》可谈的地方很多：不论是对女性形象的把握，家族琐事的勾勒，还是独具匠心地为“项脊轩”的作志的立意，都可谓别具一格，写起来也都是洋洋洒洒的大题目。不过让我最难释怀的，却是文末那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寥寥十数字，却有言无不尽，无声胜于有声的落寞与悲怆。

这棵“枇杷树”于我，就像千斤重的橄榄，每每想起，仍仿佛回甘一样，体味到数百年前的那间小木屋里，那位丈夫的黯然神伤。

“黯然神伤者，唯别而已矣”，然而伤离别的，又何止震川先生一人？于是有恒温在金城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有庾信笔下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有戍卒的慨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他们的离愁别绪各不相同，有伤故人之离别，有悲年华之不复，有叹壮志之未酬。相同的是，他们的身旁，都不多不少，站着一株沉默的树，不多不少地，承载了他们全部的哀愁。

这篇小文章，不谈别的，只从《项脊轩志》说起，谈一谈古典意义下的“树”。以悼念那些无言的枇杷树，和它们背后，欲言又止的断肠人。

无边落木萧萧下——树的传统审美

这学期《古典诗词鉴赏》的课上，老师指着黑板上杜甫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问道：“这里的‘落木’换成‘落叶’如何？”。

大概是看到学生冷场，老师又补充道：“谁能回答好了期末加分哦。”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刷’一下地站起来：

“换成‘叶’恐怕不妥：木与叶相较，前者硬朗，后者柔和，这里要与‘不尽长江’的大手笔对仗，若用‘落叶’，不免小家子气。落木的宏大意向也更符合《登高》萧瑟悲凉之感，比如庾信的‘辞洞庭兮落木，去涔阳兮极浦’。”

老师笑着说：“这位同学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倒觉得，‘叶’比‘木’多了一层生命的意味。而‘木’字就巧在‘全无生机’，伴以同样没有生命的“长江滚滚”——由此而来的萧索寂寥也就更为深沉了。”

是啊。现在想来，这深沉，正是树的味道。

树的生长，从来与花草不同。

“感时花溅泪”，这是花之黯然垂泪。

“春风吹又生”，这是草之坚韧不拔。

便只有树，不喜不悲，不枯不容，只安静地生长。树的生长，没有“夏花般绚烂，秋叶般静美”的极尽芳华，而像秋波潺潺的小溪，流水不腐。

然而这溪水又毕竟流地太缓，太静；外人看来，倒像是古井不波——就像那句“无边落木萧萧下”般了无生机，虽然它有着比花草悠远地多的生命。

如花儿般有生命力的美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她萌芽时期待，绽放时欣然，凋谢后难以释怀。

然而树那“缺乏生机”的美，却有着别样的启示意味：因为树的生命，远比我们长远，它那平缓的生长，也欠些动人心魄的波澜，如果说赏花是观赏电影，领略别人的人生；那站在树前，无异于面对一扇没有生命的镜子，眼里便全是自己的影子。

古来诗人，多以“花”入有我之境，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而多以“树”入“无我之境”，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只因花是电影，自然要波澜壮阔，以作者之情节与人共鸣；树是镜子，便只有不发一语，供读者以自己的视角观赏。

这不枯不荣的“了无生机”，往深追溯，甚至还有东方哲学的味道。道家说“无名，天地之始……有生于无”；释家说“人有四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人相’……佛不着四相”。可见不悲不喜，不嗔不怒，是佛、道的至高境界。而不枯不荣的“树”，无疑最符合这“空”、“无”的审美。这也就无怪乎，道教神话中接引道人的法宝是“玲珑宝树”，而佛家亦传有“身如菩提树”的古偈了。这“空”与“无”境界，不止于宗教哲学。千百年来，便早已随着寒山寺的钟声，融入了东方古典的审美，也为“树”便增添了一份禅意。

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由审美外化的意象

有人说，古文就像千年的佳酿，浓郁醉人。这话不错——每到中学的古文课上，后两排的男生便稀稀拉拉地醉倒了一大片。有次我也醉眼朦胧，直到看到《秦晋崤之战》中这味醒酒散：

“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骂人不带脏字竟可以到这种境界，连树也可以作为诅咒的武器。秦穆公老先生还真是飞花摘叶，皆可杀人。赶紧把这震古烁今的一骂记到小本子上。

前几天收拾笔记，偶然拾起这句名言，忽然想到，这千古一骂中，多少还蕴含着树的“时间”性呢。

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很清楚；你若问我，我便茫然。”

秦穆公或许可以给他答案。时间始终安静，均匀地流逝着，就像一颗默默生长的树。“时间”，好像什么事都离不开它，又好像从来也用不上它——树也如此，虽然在滋润生态上不可或缺，但更多时候它却置身事外，惯看秋月春风。

“树”这种“时间性”的意象，自然并非妙手天成，而是古人欣赏其安静生长的情感的外化。当然，这审美的外化也需要时间的积淀。

回眸史海，在先秦中“树”的意象似乎并不明朗——比较典型的如《庄子》以树来阐释“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不过是以树作为论述工具，换成其他植物未尝不可。而“树”作为意象的普遍使用，大概起于汉晋之间，如《韩诗外传》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庾信的《枯树赋》，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遂开一时风气。

我想，这与时代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先秦时期，人们还有着浪漫乐观的精神，如庄子丧妻之后击缶而歌，如墨子信徒杀身取义好任侠，如秦始皇帝费经心机求长生——彼时的社会，就像初生的婴儿，对“生命”本身往往是无意识的。到了秦末楚汉相争，民力凋敝，刘邦在偌大长安城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汉末诸侯征伐，伏尸百万，雄才如曹操，也不由得长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再到西晋末年，戎狄四起，华夷变节，又如太白笔下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本来童真的社会，就在无数坎坷中迅速成长，终于了解“死、生亦大矣”，终于知道“哀吾生之须臾”，终于醒悟“长生不老”的“树”之可怕与可贵。正是这生命意识的觉醒，才使“树”不再是寻常的植物，而兼具“时间”乃至“生命”这些永恒的意象。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由意向内化的移情

“树很可怕！”

上学期在台湾交流期间，我选修了《唐宋明清文》。那天恰好讲归有光。老师刚刚讲完“目冉冉而动”的丫鬟寒花，翻到下一篇《项脊轩志》，便突如其来地说了这么一句：“树很可怕……你们再大些就懂了。”我明白她说的正是文章最后那让我难以释怀的枇杷树，然而“可怕”在哪里，却又说不出来。这小小的困惑被我带回了上海，直至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下面这幅抽象派的名作。

我很喜欢达利的这幅《记忆的永恒》，望之仿佛时空交错，不知今生何生。不过若以焚琴煮鹤的理性眼光来看，画中所绘，不过三块钟表。钟表是刻画时间的工具——其弯曲与否与时间是否扭曲全无关系。然而这画中毕竟能给人以如梦似幻的奇妙感受——我想，这种不理性，也就是人性中的移情了。

移情者，化果为因，于无理处寻至理。钟表本是描绘时间的工具，然而“时间”又太抽象了，潜意识里，我们更愿意用一个具体的存在去替代它。所以钟表之扭曲，仿佛时空之变换。而钟表之于时间，便犹如树之于时光流逝。所以古往今来，无数的人站在无数颗树前，悲伤、哀叹、相顾无言。那一瞬间，时光不复便是树的原罪。当然，时间不复，天理固然。可我们毕竟不能“存天理，灭人欲”，做一株无情无欲的树——这时光流逝之间，有泛黄的情书，有悸动的苦楚，有终于消失不见的情愫。让我们感叹无可挽回的又哪里是时间，不过是随这时间流逝的一张张侧脸。

那位老师说“树很可怕”。我说“树不说话，树却能杀人”。

——总有一些在乎的人，在乎的过往，我们拥有过，失去过，却骗自己，“她”不曾离开过。

——直到找到我们自己的那棵“树”，才发现这些年来，树的影子已经好长、好长；而“她”，也在好远、好远的方向——终于消失不见。

数百年前，一间叫“项脊轩”的小屋中。

男主人看着眼前那株郁郁葱葱，却又默不作声的凶手，将五年来满腹的悲伤与无奈，饱蘸浓墨，化为笔下这一行小楷，写给葬在这树下的美丽身影：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

后记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

我伸个懒腰，正要睡下，耳畔却传来了一阵钢琴声。

这楼上的声音，从我五年前搬来新家，便不绝如缕：有时是清晨，有时是下午，或者晚上，总之每天总有那么一两曲的时间，像是必备的功课。只是五年前的琴声，还稚嫩生疏地紧，一曲《天空之城》，往往下一个音在我喉中呼之欲出，她却迟迟弹不出来。于我而言，这“如鲠在喉”的心境甚至比单纯听噪音还要痛苦，便常常去阳台躲避琴声。渐渐地，她的手法灵动起来：不知何时，第一次完整地弹出天空之城，第一次尝试别的曲目，第一次让我坐在房间，静静地享受这如期而至的约会。

今天她竟俏皮地弹起了《big bang theory》中Sheldon 唱的安眠曲“soft kitty, warm kitty, little ball of fur, happy kitty, sleepy kitty, purr, purr, purr……”

“是弹给我的吗？”我笑着。

没想到五年前弹不成调子的她，也有今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圆熟手法，时间可过的真快啊。

忽然间我想到，这间小屋子，不正是我的“项脊轩”么？这儿有中学时代的青涩，腼腆，悸动；有大学时代的张扬，轻狂，激荡，——那些心跳的回忆躺在日记本里，那些青春的无知随着被撕去的日历不知所终——毕竟都过去了，不在了。

唯有这不绝如缕的琴声，看着这来来往往的许多情绪，像是一株无言的树。

再后记

七年前的一篇随笔，也是复旦《古典诗词审美》的一篇课程论文，那时“庭有枇杷树”还没有成为网红。还记得有朋友看完后问我，“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感觉你这篇文章似乎在用理性的方式解构感性。为什么选择读数学？”

我当时说，我学数学，就像“传教士参禅”。传教士固然不信禅，但参禅是为了更好的传教。我的关怀始终在人本身，狭隘地说是中国文化中的人，不论是古文、诗词、历史、书法，我都兴趣斐然。但是数学太特别了，既是西方分析思维的集中体现，又很难在中国传统中觅得踪影。我想在高度数字化的现代重新定位传统，就要好好参一参数学。

七年后，我已经转回历史，传教士和禅的界限却变得更模糊了。以前我是数学系喜欢文史的异类，现在同样是历史系喜欢数学的异类，像只非禽非兽的蝙蝠。

不过，阅读史料时人的温度仍然让我颇感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