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六四和太阳花运动

人们在讨论六四时，总把它当做某种抽象的价值，然后争论这个价值是黑是白，是善是恶。却很少关心，这一价值有没有被执行，是如何被执行的。

这世上有英雄，也有苍蝇。我无法做一个英雄，但也不允许自己成为一只苍蝇。英雄愿意为了同类抛洒热血，苍蝇只会围着英雄的腐肉打转，嗡嗡作响，好像赞美着一场盛宴。

小学语文课本要学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在“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句下面，注释写道：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人力劝谭嗣同一同潜逃，被谭嗣同拒绝。他说：“未闻自古变法有不流血而成功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最终慷慨就义。

我当时读了，心中既费解，又隐隐生出一种不屑。如果像陆秀夫携君投海而亡，在伦理中还落下一个“忠”字，可谭嗣同也不是和光绪一同赴难，感觉只是为求死找了个蹩脚的理由。革命尚未成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个道理也不懂吗？

中学以后，谭嗣同的故事淡了，却陆陆续续听人们谈起六四，各有各的情绪。家里长辈语焉不详、细问起来便不愿多谈；留学的姐姐义愤填膺，向我控诉当时死伤学生之惨状；台大的教授则面有憾色，感慨当时台湾与大陆虽不能往来，千万学子却遥相支持，可惜结局竟至于此。

我在台湾补了相关资料，算是对来龙去脉有了大致了解。后来不满足于此，读了些相关人物的回忆录，不可避免地查阅了昔日领袖今何在，结果让我瞠目结舌：

君不见某位在天安门大声疾呼“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流血，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来唤起民众”的女领袖，在被采访时坦承：“我们就是期待流血……（记者问：“你会在广场上坚持吗”），我想我不会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要求生。”后来在美国嫁作商人妇。

君不见某位领袖比上一位更有商业天赋，在美国经商多年，为巴菲特立下汗马功劳。为了开展大陆贸易，更在今年回国签订悔过书，开微博表忠心。

君不见某维族领袖，号称批判中共最为彻底之领袖，本职工作是台湾投资银行。

大部分领袖都第一时间安全撤离，在美国读的大部分也是商科。一个个曾经慷慨激昂的领袖，最后出没于各大投行、金融公司、华尔街——职业规划和我数学系的同窗们也没什么两样。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一百年前的谭嗣同。

我错怪了他。“未闻自古变法有不流血而成功者”，这实在是一句字字泣血的真知灼见。

我终于明白，六四为何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

这世上有英雄，也有苍蝇。我无法做一个英雄，但也不允许自己成为一只苍蝇。英雄愿意为了同类抛洒热血，苍蝇只会围着英雄的腐肉打转，嗡嗡作响，好像赞美着一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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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六四写的，原稿丢了，情绪激荡之下，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抒情大于分析。今天补写上文，一并谈谈我对与之相关的太阳花运动的理解。

太阳花运动期间我刚好在台湾，几个学运领袖的研究所就在隔壁，中午吃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社会所学生办公室上挂的台独宣言。我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台湾朋友很同情这一运动，因此和他们交流中，我大概对服贸、课纲这些明面上的议题稍有了解。

但就像我在六四一文中想表达的：

人们在讨论六四时，总把它当做某种抽象的价值，然后争论这个价值是黑是白，是善是恶。却很少关心，这一价值有没有被执行，是如何被执行的。这就给了野心家吃人血馒头的余地。

在太阳花运动中，同样我无意争论高中生因为“日治”和“日据”的一字之差自杀是不是太过偏颇，也无意争论服贸到底是大陆让利还是进一步压榨台湾，我在意的是，撇开动员大众的口号之外，运动本身是如何实践的，其领袖是如何认知、组织与践行这一运动的。

当我听到某领袖被记者质问，占据国会是否违宪时，高呼“我们违法，但是我们没有错！”心情很复杂，不尊重程序正义不仅是欠缺民主素养的体现，其对社会价值的摧毁远比看起来深远得多。

当然了，如果这些领袖因为违法而付出刑事代价，那不失为温和版的谭嗣同，然而在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情之下，马政府也噤若寒蝉，唯恐被绿营扣上天安门的帽子。运动中的学生公然在国会做爱，绿营立委居然可以维护说：“我觉得这件事也是一种革命情谊嘛。”事已至此，夫复何言。

我并非认为，凡是违法乱纪者皆是暴徒宵小，否则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是去了其统治的合理性。灯塔国归根结底，不也是一群叛军打出来的天下。如果说尊重既有之制度，是一种程序正义；那还有一种正义超乎其上，就是在不尊重既有制度的前提下，做好付出现行制度下之代价的准备与决心。

这种谭嗣同式的迂腐蕴含了深刻的历史逻辑。中国古代讲求所谓亲亲相隐，儿子哪怕举报了有罪的父亲，本身也要受到处罚。这个看似荒谬的制度，其实蕴含着一种价值理性——当然这一理性背后的价值观是孝。如今孝道不是最高价值，因此此事读来荒谬，但其中的逻辑依然可以攻错：搞运动的人也可以颠覆制度，但请受到相应的惩罚，哪怕行刑者本身也于心不忍，哪怕群众们都报以同情，但这事还是要做，因为惩罚的立足点是更长远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基于下述理性推论：

任何事一旦成为无风险套利，不论其初心如何，最终注定沦为投机者表演的舞台。

太阳花运动让我坚定了这一判断。相比于六四，太阳花领袖们受到的风险几乎为零，在全社会的同情之下，成为彻彻底底的无风险套利。因此太阳花的领袖们，也比六四领袖本身素养更差（六四领袖们只是伪善，但搞金融依然可以成为巴菲特左膀右臂，台湾这批人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而且投机的成分简直昭然若揭。

君不见几个运动领袖居然被查出都患有“肉眼不可见”的疾病如高度近视，以至于“虽然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实际上都不用服兵役”？

君不见清华社会所某领袖被查出在高中时候捷运上性骚扰，留有案底？

君不见所谓太阳花女生被查出本职工作是个援交女，起初矢口否认，后来出了视频以泪洗面？

好吧，我也不能说有可能所有领袖恰好都得了不能服兵役的隐疾。我也不能说电车之狼、援交少女就不能向往自由民主，歌颂仁义道德，他们当然也有这个权利。

可我毕竟是数学和统计出身，总忍不住思考一个现象的置信区间：如果这些领袖们的生理特质服从正态分布，那么恰好都有隐疾的概率是多少？恰好色情狂和援交女被随机选中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概率属实太低，让我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所谓正态分布、随机选中是不是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假设，这种运动的领袖实际上一开始，就在极小一部分人中筛选？这些人的共同特质又是什么？

这就回到我上面说的，只要一件事做了有名利而无风险，成为无成本套利，哪怕是“好事”吧，那也轮不到你——投机分子的脸皮、话术、和嗅觉比庸庸大众敏锐多了。“好事”永远是留给“好事者”的，轮不到你我，或者你想象中的谦谦君子。

一个高中生，在捷运上公然性骚扰，这事本身就需要莫大勇气，体现了此君的执行力、观察力与想象力已经远超诸跻。人家背着台湾的案底，还能站出来为台湾发声，许多人连被无辜霸凌的心魔都克服不了，就论这份胆色，你凭什么竞争得过他？

要凭也只能凭你比他更爱台湾，更愿意去死。革命未有不流血而成功者，这个谭嗣同式的风险，就是投机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可惜太阳花的局势已经演变为无风险套利，没有风险，自然是群魔乱舞。领袖都在投机，还谈什么运动呢？国会里面活塞运动？

投机者是最敏锐的捕食者，和金融工作者一样，时刻关注着瞬息万变的局势中无风险或低风险套利的机会。没有风险的束缚，任何人都可以变成爱与正义的化身，民主与自由的女神，活得高风亮节、潇洒自如，这也正是走肾而不走心的人爱情中如鱼得水的原因所在，就像这则笑话说的：

男生在公园抱住女生：我爱你！！！！！

女生含羞带臊：你小声点，旁边的人都听到啦。

男生：我不管！！！我就是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有多么爱你！！

女生：那你发朋友圈。

男生：我不。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我又想到了谭嗣同。他的死，具有超越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般性”。英雄之死，不是因其该死，而是因为某种深沉的理由而不能不死。

苍蝇围绕腐肉求生，这无可厚非。从繁殖的角度，苍蝇也算是这世上的一个伟大物种。求生与繁殖，当然也是人的本能。只是人偶尔也会仰望星空，想象着一些影影绰绰的人物在天边闪光。

所谓迂腐、所谓执拗、所谓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