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舞弊为何屡禁不止：去中心化、小大之辩与公共知识

近日，中戏毕业的仝卓在直播中无意透露自己伪造应届生身份参与高考，一时群情激奋，俨然成了翟天临第二。相比于翟的博士学位舞弊，仝卓涉及高考，波及面也就更广，其中引爆舆论的是山东女生苟晶在97与98年连续两次替考事件。97年那次的顶替者还是高中班主任邱某的女儿。二十三年弃置身，苟晶被置换了大半人生，涉事者却未遭到任何处罚。邱某甚至在道歉信中大倒苦水：

我的女儿没有像你这样聪慧，智商有点欠缺，她不争气。我作为一个父亲，非常不容易。1997年，我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才让她顶替了你的成绩去上大学。

高考对寒门子弟，几乎是实现阶级跨越的唯一道路，这点与古代的科举相仿。但古代对于科场舞弊的处罚却比如今严厉地多。纵观科举大盛的明清时期，科场舞弊始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甚至到了政备松弛的咸丰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也曾因涉嫌舞弊被处斩，像唐伯虎这种只因涉嫌弊案便终生不得功名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为何如今的高考舞弊屡禁不止，甚至涉案的邱某还有余暇得了便宜卖乖呢？

如果要正面论证，那就涉及地方权力、中央监管等诸多面向，难以概述。 不过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为何在古代对于科场舞弊的处罚如此严厉？ 一个直观的答案，就是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由皇帝亲自殿试而来。 这个“天子门生”并不只是象征意义，也有其深远的政治考量。隋末唐初之际，科举作用有限，尚不能成为阶级流动的主要阶梯。第一个大开科举之门、提升宰相中进士比例的是武则天，借此以新兴的举子阶层制衡李唐勋贵。宋代将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旨在抑武重文，避免重蹈五代军阀割据之覆辙。科举为官场补充的新鲜血液，为皇权用来制衡权臣、朋党，这便是天子门生的意义所在。因此，皇权极力杜绝科举的公正性遭到破坏，否则制衡权贵的制度便沦为权贵本身发展壮大的工具了。

由此对照来看，高考舞弊之屡禁不绝及处罚不力，除了舞弊背后的利益链条外，主要有两个原因： 1. 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较之科举，失去了与政治权力的关联性。虽然高考与个人奋斗依然有很大相关性，但并非绝对，对于特权者更是如此。2.天子门生不复成立，作为考生共主的“皇权”天然缺位，少了一种有效的监管手段。

这两点本身也相互发明。当高考与政治权力脱钩时，自然就失去了对于权力的吸引力。面对褪去政治光环，仅作为一种教育选拔的高考，有条件的家庭大可把孩子送去欧美名校，避开这条独木桥。对于留下来的人，为高考提供监管的不是皇权，而是公权力。但相比于皇帝挥舞的皇权，公权力的执行者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谁也不会以天下考生的共主自居。古时不止皇帝，即便考官也有许多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例如其选中的举子自动成为自己的门生，未来很可能成为官场的助力。但现代考试中，考生与考官的联系不复成立，从各大高校爆出的招生弊案，教育部门涉嫌舞弊的官员更像是官僚系统的一个齿轮而非恩师。

需要强调的是，皇权并不总等同于“皇帝个人的意志”。例如咸丰与柏葰私交颇深，本不想处斩这位一品大员。但当柏葰的政敌搬出“科举乃立国之本”等冠冕堂皇的大词，咸丰贵为皇帝也不得不痛下杀手。只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立国之本就是皇帝的私事。在去中心化的现代社会呢？虽然我们也经常听到高考乃立国之本，但想要效仿咸丰的雷霆手段可谓难之又难，这不是心的问题，而是势的问题——每个人如今都是原子化社会的个体，谁又能以谁为己任。

当然，本文无意为皇权或君主制招魂，只是想借科举的讨论引出两个问题： 1.高考舞弊为何屡禁不止 2.既然屡禁不止为何此次又掀起如此大的舆论波澜 3.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 前面谈的主要是第一点，接下来谈后面两点。

我的思路比较发散，在谈第二点之前，先分享下午一个朋友分享我的数学公式，这也与我本文的主要构想有关。我之前写过一篇谈论自涉的文章《万物皆可meta》，今天朋友发给我一个自涉的函数，塔珀自指公式（ Tupper'sself-referential formula ）。这个函数的奇妙之处在于，他的函数图像就是他的表达式本身（如下图）：

这个图片公式的神奇不止于此，通过调节参数k，它的图像还可以用来表示任意函数的表达式。 这件事本身与高考舞弊案毫无关联，但朋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开始去想怎么找画自己的公式觉得特别神奇，换个角度想，怎么找画任何图像（当然包括自己）的公式，就豁然开朗了。 ”

我从这段话当中读到的是“小”与“大”的对比。 一般来说，满足一般性条件的公式（如能画出任意图像的函数）应该比满足单一条件的公式要复杂的多，但这个塔珀自指公式恰好是一个反例。 “大”的比“小”的还容易构造。

这让我想到一个相反的故事，高考那年我有个同学问我，假如自己每一门都能超常发挥，有没有可能考到上海状元？我说你别想那么大的，先定个小目标：自己能不能考到徐汇区状元，上海中学状元，甚至“只是”上海中学理科班的状元？当然，我说完他也“豁然开朗”了。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理论上考上海状元当然比考上中理科班的状元难（前者包括后者），但在我们认知层面，似乎前者还简单一点。我们可以不假思索的说万一我考了状元、中了彩票、成了首富呢？ 但只要我们仔细研究首富的一个小目标，之前的豪情便烟消云散，从结果上好像小目标比成为首富还难得多。

我想就此联系这次高考舞弊案的社会影响，谈谈所谓“小大之辩”。其实高考舞弊之事，大部分人多少都有所耳闻，知乎上搜索高考作弊的回复就有上千条，从小抄、代考甚至学校集体作弊不一而足。 但为何当我们了解到苟晶的不公待遇，还是会如此群情激奋，希望为她争取一份迟到的正义？

因为当我们听说“高考舞弊”时，我们是当做一个抽象的概念加以认知的。从“大”的范畴，就像前面的分析中，我可以不着感情地大谈高考舞弊之所以屡禁不止的客观原因。但是苟晶是作为一个“小”的个体，把这些抽象的、宏观的概念如何作用与摧残一个具体的人，以一种近乎残忍的直观性展现了出来。高考对许多人都有沉甸甸的分量，我高考成绩还可以，但可能高三压力过大，至今常做复习高考的梦。我起初读到苟晶连续两次被替考，还没有具体的概念。但有网友指出，邱某根本没想到苟晶会复读，因为复读的费用对于90年代的农村子弟是天大的开支，想一想她经受巨大的精神与经济压力复读，却再次被人从中作梗，实在让我悲从中来。

我们知道社会运作必然存在不公，但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不公仍然让人心有戚戚。具体到这件事，虽然我一开始谈的是皇权，但左右苟晶人生的人甚至谈不上权贵，只是运用了自己对于农村子弟的一丁点权力与信息不对称，这种稀薄的权力与巨大的后果之间的对比尤为让人悲哀。皇帝一纸诏书，大才如李贺、唐寅不得科考，这更多让人惋惜遗憾而非愤怒，因为作为社会动物，大家对于强权的压制力都有所预期。但一个班主任轻易挪用了学生的一生，只因为“自己女儿不够聪慧”，这却比李贺唐寅的遭遇更为残酷：因为它彰显了权力的绝对性，只要有一丁点的权力，就可以玩弄别人的人生。

齐德维尔德在《传统丑角的理性研究》中指出，丑角能“轻易地透过傻气的言论与不相关的滑稽动作，揭起权威者的地位面纱。”毕力格则在《幽默的社会批判》中有类似的看法：“将大人物的面纱掀起后，丑角所揭露的并不是权威者无权无势的赤裸面貌，而是权威者赤裸裸的权力。嘲笑着权威者的观众，变得更加意识到权威者的权力。因此丑角展示并再度确立了权威者的权力。”邱某就是这个丑角，我们可以嘲笑与批判他，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具体的方式展示了权力的可怖，让本来只在抽象层面思考权力的你我不寒而栗。

实际上更为可怖的是，替换人生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左思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写的正是有才华的人被贵族子弟阻断了上升之路，这句话不仅西晋时局的写照，更残酷的是后半句“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早在比西晋更早的之前，阶级流动之不公就普遍存在。事实上，高考确实是现行最能维护公平的考察方式，自主招生或者推荐信制度的水更深。而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最严格与公平的系统中的丑闻感到愤怒，只是因为更高明的不公通过无形的门槛让我们难以感知。当然，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进行批判，就像历史研究者批判察举制度（类似于推荐信）不如科举制度（类似于高考）对社会整体更公平。 但就像之前所述，宏观层面“大”的批判，不会像个体层面“小”的境遇一样带来情感共鸣。 我们对于抽象的不公格外麻木，往往忘了苟晶们一直都在，更多的苟晶甚至无从发声。

然而本文并不是一篇自怨自艾的悲观文章。我们还要看到，这次事件愈演愈烈，俨然有比肩me too 之势，其起因却有点搞笑：不过是一个二流艺人的口无遮拦。试问高考舞弊谁人不知，为何这个小明星的一席话却点燃了燎原之火？

这就涉及了博弈论的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 ）与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 ）。这个概念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所分析的红蓝眼睛悖论，国内也有许多人科普过，我就不赘述了。简而言之，所有人都知道的知识是“共有知识”，但“公共知识”更进一步，不仅所有人都知道，而且是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如此无穷层迭代的知识。这个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缺乏一个勇士当着大家的面广而告之，于是众人面面相觑，互相提防。但当缺乏社会经验的孩子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事实，这个知识就从共有知识转为公共知识，人们才能放下心防，接受并讨论这一现象。

在童话中，孩子的无知使他成为了违背社会经验的勇者。翟天临与仝卓虽然不是孩子，但是一样无知，明星的流量使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生产公共知识。因此仝卓的事情虽然程度远不及邱某恶劣（仝卓改了应届生身份去考试但也没考上），却让公权力如临大敌，不得不严肃对待。倘若某舞弊案只是你知我知的共有知识，那么就只涉及原告与被告两个个体，其中就有权力运作的空间（邱某以苟晶准备中考的外甥女相威胁，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转为公共知识后，瞬间涌入海量的观众，问题的性质就从原告与被告转向了国家机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样有心整顿的执法者至少暂时拥有了类似“举子共主”的身份，其雷霆手段也就师出有名了。

所以如果说这次事件在分析、伤感之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启发的话，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不能依仗去中心化的现代社会的自我调节，而要积极制造“公共知识”。陶哲轩自己在博客中说，让“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从“共有知识”变为“公共知识”能推动美国避免这个政治狂人。 虽然陶哲轩的希望在16年破灭了，但对我们依然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