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自我殖民化

​前天Q君转发我一则香港时局的报道，义愤填膺地指责香港暴徒投机。我对香港局势的恶化并不吃惊，倒是吃惊于Q君的态度——政治冷感的Q君，之前对香港一向漠不关心。打开朋友圈，或许是受到最近恶性事件的刺激，这两天许多好友表达了鲜明的反对香港运动的态度，包括此前保持沉默的自由派——事情已经起变化了。一场运动的成败，从来就不只是几个参与者的事。沉默大多数的人心向背，才是维系运动能否持续的薪火，失去了自由派、进步派的同情，反送中的失败已在所难免。

这让我想到七十年代意大利盛极一时的极左翼组织“赤色旅”，其创始人雷纳托·库乔为社会系学生，社会学家乔治-寨梅里亚为其架构组织纲领。赤色旅的基层单位为小组，每组不超过五人，各组之间并无牵连，以避免被一网打尽。因此意大利官员称之为“一条被切成数段的蚯蚓，每段都能蠕动”。这倒与如今香港运动中的“去中心化”有些类似。赤色旅成立之初，便以腐败的政府高官为攻击对象。其早期的典型活动为安排杀手，射击政府高官的膝盖（而不取其性命），来达到一种象征性的“使权力机构残废”的意味。运动的高潮在1978年，赤色旅绑架了前首相莫罗，在要挟政府失败后，将莫罗弃尸街头。成功绑架前总理，无疑标志着赤色旅组织动员能力的巅峰，但同时也是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起初，民众普遍对这一组织打击腐败的目标报以同情，但在看到莫罗暴尸街头后，便视之为“恐怖组织”而非“左翼运动”。同情与支持者的疏远，直接导致了赤色旅的迅速没落。

再回到香港运动中来，反对这一运动的民众，普遍指责香港运动者的双标与无耻，即认为运动者们只愿意享受权力，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强调双普选，却不接受23条。这样类似的批评有很多，我就不赘述了，本文试图从一个不着情绪的角度来诠释他们的思维模式。

我并不认同香港的这次运动，但也不愿通过“矮化对方的智力、人格、或学识”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这场运动中固然有人格卑劣的投机者，但仅仅归因于此，无助于解释这一运动何以发展至此。此外，我相信虽然凡事不可能总是rational的，但应至少应当是reasonable的，了解其背后的reason，才更有反思的意义。（之所以不用“理性”与“合理”这两个中文翻译，因为其中都有一个“理”字，有一定误导性，下同）

首先说结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当下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香港正不可避免地经历着一种“自我殖民化”(self-colonialization)的过程。这个自我殖民化所诱发的心理结构，在回归大陆后“殖民者”客观上的缺位面前，激荡出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1978年，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乃至现代语境的“东方”，完全是西方建构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中国人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比如在唐朝，印度就算西方了；但同时期日本却把唐朝当作西方（所以才自称日出之国，而隋唐为日落之国）。当时的西方仅有地理上的相对意义，甚至偶有贬义（毕竟紫气东来，日薄西山）。如今国人再谈到西方人、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等等冠以“西方”的话语，其中内嵌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完全接受西方话语之逻辑，主动扮演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the other），以试图在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下获得认同的思维范式，在学界被称为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sm）。在orientalism的视野下，东西方的对立不再是地理上的对立，也是野蛮/文明、恶/善、蒙昧/启蒙、被殖民者/殖民者的一系列对立。了解了自我东方化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是如何自我殖民化的，并如何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演化出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与绝大多数殖民地不同，香港由于其地缘政治上的特殊性，扮演了双重殖民身份。首先，97年之前的香港自然是英帝国的殖民地。一般来说，被殖民者天然地会将殖民者视为自己的典范，学习后者的政经模式、文化教育等等，因为在殖民语境下，“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对立即等同于“现代/落后”的对立。任何自愿接受殖民统治的人，自然会将殖民者视为自己现代化的目标。如果结合心理分析的凝视理论（gaze theory）以及结构主义（signifier的形式与其所代表的signified没有必然关系，语言的含义建立在一系列signifier的互相指代之上），我们可以说，被殖民者总是通过殖民者的凝视（gaze）来获得自我认知。实际上香港一些民众也是如此表现的：他们对殖民时期的更有身份认同，而对当时能否普选不以为意。虽然大陆人往往视之为卑劣谄媚，但这实则和个人品性无关，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被殖民心态。

真正诡谲的是，在香港以被殖民、待启蒙的身份努力内化殖民者的现代化经验时，它同时又以现代、启蒙者的身份，扮演者冷战时代大陆与世界交流信息的窗口。这个历史经验虽然在殖民史中颇为罕见，却长达五十余年，深刻影响了香港人的思维范式。具体来说，冷战时期，不仅英国需要香港这颗皇冠上的明珠维系其在远东的影响力，大陆也同样需要一个对外释放信号、获得情报，并且进行必要物资往来的渠道。两向合力之下，地缘政治不仅部分地促进了香港在金融、制造（现在不行了）等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更强化了香港人在面对大陆时以“启蒙者”与“文明人”自居的心理。到此为止的发展，都可以说是既rational又reasonable的。

Irrational的变化发生在1997年。香港主权的移交，使得港人思维范式中“被殖民者/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客观上不再成立。然而，一些香港人（无意识地）并不适应“殖民者”的缺位，努力寻找与建构下一个“殖民者”。这并不仅仅因为香港被殖民一百年之久，更因为这一百年中有五十年它处于上述双重殖民身份之中，因此“被殖民者/殖民者”的二元对立几乎内化成一种应激反应。于是我们看到，在香港的不满与控诉中，大陆被形塑成了至少在政经层面的“殖民者”。似乎任何民生问题都是大陆所导致的。例如，大学毕业买不起房也怪大陆人来香港买房太多，这种把阶级问题偷换成族裔冲突的诡计，和当年排犹的口号如出一辙。（香港已开放用地仅占25%；四大富豪家族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郑裕彤无不以地产起家；连所谓公摊面积都是霍英东发明祸害到大陆的，再说下去偏题就不展开了）

当然，如果港人只是将大陆控诉为不负责的殖民者，那香港具有百年被殖民的经验似不足以激起如此剧烈的冲突。真正的关键在于，香港由于思维惯性所继承的，并不是“香港是被殖民者”这一自我认同，而是作为认知世界方式的“被殖民/殖民”这一二元对立。换句话说，在政经上，大陆或许被塑造为殖民者，但在文化及现代性（modernity）上，香港又从未放弃以启蒙者（也就是二元对立中的殖民者）的身份自居。这一想象的启蒙身份，集中体现在温和派运动者所表达的“我们也是在给你们争取自由”，或者激进派运动者说的“我们叫你们支那是因为你们拒绝启蒙”。发展到这里，虽然依然reasonable（reason就是我上述的分析），却不再rational。 

以少数人殖民多数人，历史上俯拾皆是，英伦三岛的人口便远不及印度，但无论在政经、文化、教育上都实现了有效的殖民统治。当印度人反弹时，英人或怀柔、或弹压，或在无力回天时宣告印巴分治——然而英国人总不会反向控诉印度为“殖民者”。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拘于“殖民/被殖民”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香港人在殖民者缺位时依然试图补全这一对立，并且形成了“政经上被殖民”与“文化上的殖民者”这个双重身份。在两个身份间反复跳跃，固然能形成某种程度的“逻辑自洽”，并部分合理化大陆人控诉的“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之行为，但终究经不起仔细推敲——毕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存在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使得港人的叙述越来越难赢得中间派的认同，更进一步促使港人自身在政治运动中趋向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因其所提倡之价值，其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出于工具理性（为达特定目的不择手段），也就解释了为何此次香港的运动愈演愈烈，到了如今连许多自由派也难以同情的地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殖民”这个词用来描述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或许过于耸人听闻，在此处“殖民”指的是一种港人以启蒙者自居的心态，而且只是心态。因为香港并不可能在文化上真正地殖民大陆（曾几何时，香港文化确实在大陆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近日野狼disco的爆红，也正反映出至少一代人的青春离不开粤语歌曲、影视乃至文化。然而世殊事异，这些人不是大陆的新一代人，也不会是下一代人）。为了讲清这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心态，有必要援引黑格尔关于认知（recognition）的理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强调“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或‘认知’”。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被殖民者固然可以在殖民者的“凝视”中获得自我认知；但若要取得与殖民者平等的身份认知，则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成为新的殖民者，二是通过反殖民打破这一二元对立。香港的特殊性在于，其虽然摆脱了殖民者，但自己却并非“反殖民”的主体。香港的主权经由英国归还中国，并非由港人抗争而来。主体性的缺位，导致部分港人看来，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并未打破，只是换了大陆这个新的殖民者。这也解释了前述港人之所以产生这种思维惯性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在心理层面，这种二元对立依然存在，所以港人自然地想采取第一种途径以获得认同，即成为新的殖民者。然而不仅政经上的殖民毫不现实，文化上的殖民也不切实际，只能停留在以“进步、启蒙、文明”自居的心理满足层面。换句说话，困于实际上已不存在、心理上依然维系的“殖民/殖民者”的二元困境，这些港人将永远处于“应然未然的殖民者状态”（forever would-be colonizers）。 

可悲的是，这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在未来诱发更剧烈的社会动荡，并且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机制：一切作为“文化殖民者（启蒙）”的香港与作为“文化被殖民者（待启蒙）”的大陆的理念冲突，都会被理解为作为政经殖民者的大陆，对作为政经被殖民者的香港的政经打压。而大陆的“不能理解”，则刚好解释了大陆的“愚昧”，从而合理化了香港文化殖民（启蒙）的心理。不仅如此，这无数个循环中的种种矛盾，都可以非常自洽地被放入“港中对立”这个叙述的框架之中。当用汽油点燃反对者都可以被合理化时，已经没有任何现象足以颠覆这种不可证伪的自洽叙述了。

曾有学生在office hour找我聊，为何“排犹”这么拙劣的措施，一度在整个欧洲被视为20年代经济危机的合理解决方案。我说，那只是我们的后见之明。在历史现场，无数自洽的话语反复冲击着你，由不得你不信。我们得承认，像“犹太人赚黑心钱，卖国策反拖后腿，导致德国一战失败”这种话语当然不是事实，但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因此才能蛊惑人心。野心家的问题不在于逻辑不自洽，他们的问题在于逻辑自洽却不可证伪，足以把任何现象都放进一个大而无当的叙述当中。不可证伪性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看起来，香港的反对派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也日渐滑落到“大陆的阴谋”这个包罗万象而又不可证伪的政治话语之中了。相比于“老共的阴谋”，“大陆的阴谋”的理论性更弱，因为连唯一的意识形态立足点也被一脚踹飞了。想想那些被迫离开香港学府的大陆学子，他们本可成长为同情香港的中坚力量。 

事已至此，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