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的意义：写于二十九岁之前

这个标题有种年终总结的味道，毕竟二十九是个质数，似无纪念之必要。但我倒没有生日前回顾的习惯，只是忽然想起大二时，写了一篇《写于十九岁之前》，不觉已是十年。

重读那篇随笔，有种莫名的抗拒。好像阅读一个陌生的十九岁少年，读得越多越觉得与自己的割裂，还不如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影影绰绰的印象。不过今天不写，下个十年又不知是何种心境。想到此处，又好像自己只是十进制的傀儡，想纪念的不是自己，倒是“十年”这个概念本身。那么二十九岁前，就谈谈“纪念”的意义与消解吧。

二十九岁是个尴尬的时间点，它的存在似乎只为了给三十岁提供一个倒计时。拜孔子一句“三十而立”所赐，三十岁成了一大心理关卡。明代人用笑话来消解这种压力，戏称孔子三十岁才站立地起来，又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可见他二十九岁时还做官不得。这固然是句玩笑，不过三十岁似乎确实有种压力，让人不得不做出些什么，似乎时针走过某一时刻，便要验收人生的成绩单。

这个压力，用博弈论的术语，源自一种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本来人们对不同年龄各有自己的判断，但孔子那句“三十而立”仿佛一次全国广播，使所有人共享了三十岁的这一内涵。你可以不认同这句话，但至少知道它，并且你知道他也知道，他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这些无穷层的嵌套即构成了公共知识。具体表现在，三十岁之后，即便旁人不说，心中也总觉得他们对自己有种而立之年的预期。这种预期就像一个无形的手，扼住了每一个曾经在二十岁肆无忌惮地喊着“奔三”的青年的喉咙，让他们到了二十八九却对“奔三”讳莫如深。

也正因如此，我们纪念三十岁，以及每一个作为共识的时间点。害怕过了某个节点事情会发生质变，就像股市的跌破整数关卡往往会引起恐慌性抛售一样。并不是整数本身有什么魔力，而是我们相信别人相信整数关卡的意义，于是被裹挟着前进。具体到年龄上，就是奔三的人不必然认同三十而立，但相信旁人会认同，于是这种共识性的认知内化成了奔三者自身的压力。

但这种心理关卡未必不能消解。美国有位数学家在科普概率论时故作神秘地说：“我今天刚换手机号，太幸运了，拿到了千亿分之一概率的号码。”观众一片惊叹，结果发现只是一个“普通”的11位数，纷纷吐槽。数学家“委屈”地表示：它确实是一千亿个数字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呀。他暗示的是，每个数字在平均分布下都一样“平凡”，它们随机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让他们显得不平凡地只是人的期望。比如人们把三位数中的666、888、001当成特殊数字，其他统一归为“普通”的行列，那前者的概率确实就变小了，因为后者的基数变大了。不过现实生活要复杂得多，因为人们有88888特殊的“共识”，于是一连串8的车牌号就具有了象征资本。如果在路上看到这样的车牌，预测其车主大有来头自然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外界的期望重塑了原本平凡的概率。

认识到这些，我尝试重构纪念的意义，就从生日开始。每个生日，追根溯源，代表了自出生以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你说这一圈有什么深刻的隐喻？倒也未必。作为对比，地球自转一周便是一天，但人们除了在婴儿百天举行庆祝外，似乎并不庆祝千天、万天纪念。从十进制的角度，千天、万天似乎比二十年、三十年更优美一点，人们为何不留心纪念？恐怕没什么高大上的原因，只是技术手段所限：在没有电子设备、历法又不完备的年代，计算一万天实在过于繁琐。

几年前，我发现手机软件可以一键计算出生以来的天数，立刻兴奋地查了下我出生一万天的日子，刚好是去年的愚人节。心中莫名有些欣慰，好像这么一个深刻的日子与愚人节的解构性相得益彰。我相信，从数字的角度，一万天生日就是这辈子最重要的节日。因为以日计算，比以年计算更符合“生日”的本意，而一千天已无印象，十万天又不可能。即便是两万天那时候，也离退休不远，怕是唯恐老之将至，失去了庆祝的心情。于是到了愚人节那天，我特意邀请了几个朋友桌游，算是庆祝了一把，也帮他们算好了一万天的日子，顺便鼓吹我的这套理论。

后来有个朋友说他把我庆祝一万天的事告诉了他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人还挺有意思。他是好意，但我却矫情起来，倍感失落。因为“挺有意思”的前提是另类，而我期待的反应是“有道理啊，我也要纪念一下。”这种失落不仅源于这套“一万天”如何重要的理论推销不出去，只能自娱自乐；更在于让我意识到，纪念的本质是共识，不是十进制或其他学理上的必然逻辑。可个体想挑战社会积习的共识，又几乎没有可能。

人毕竟是种社会性的动物，节日的氛围不在于某种超然于人的客观原因，而在于众人的参与感，甚至只是一种关于参与的共识。以前不明白诗人为何会望着月亮，寄托那么多思念。当自己涌上类似的情绪时，才意识到虽然他孤身一人，但他想象在目力所及之外，也有同样的人正遥望着同一片月，由此便并不孤独。一个符号的意义，在于我们相信。而相信的基础，在于共识。我们不能改变时间节点，犹如不能改变月亮的轨道；但却能在固定的时间中建构自己的意义，犹如在阴晴圆缺的月相中寄托自己的情绪。

18年世界杯决赛前，我写过这么一段话，关于如何建构世界杯的意义：

今天厚着脸皮买了一堆小时候的零食，就和02年那个夏天一样。一直觉得对足 球无感的朋友也不妨看看世界杯决赛。这无关足球，只是为未来留下一个记忆节点。时间从来不是均匀流淌的，去年的事情可以宛如昨日；数月前的记忆也可能像公元前一样陌生。四年之后，未来的喜怒哀乐想必又会把如今的回忆冲击地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今日所珍重的，四年后是否变得无谓；今日所执拗的，四年后是否早已妥协？记忆就是这样变得散乱与割裂。不过至少在电视机前的九十分钟里，四年前、八年前、十二年前的模样纷至沓来，仿佛一切都又没怎么变。时空的交错与弥合，这就是世界杯决赛的终极奥义。

现在读来，我们在一些节点留下回忆，就像记忆的相片。小时候叛逆，父母越要给我拍照我越抗拒，现在颇以为憾。不过所幸我还有写作的习惯，文字也是我的照片。只不过它们零零散散不像照片与时间的联系那么规整。《十九岁之前》与《二十九岁之前》，或许可以当成两部相册的封面。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万历十五年》。它的英文标题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美国史学界强调研究的重要性（significance），论文答辩委员会问的最多的就是选题的significance何在？黄仁宇偏偏要从没有significance的一年中嗅出一个时代的风气，多少有点抗议的味道。

人生走到二十九岁，似乎也是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也终于明白，纪念的意义执拗不来，每个节点自有它的意义。不过选择在不甚起眼的第二十九年写下这些，而不是留待三十岁发表宏论，也算是一点小小的抗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