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之惑：學運失敗的一般性

八年前，我在台灣見過王丹，他在清大搞了場統獨辯論。當時有學生問王丹自己的立場，他不表態——在滿座台灣人面前，不表態就是一種表態。

後來和朋友聊起時，我說，王丹在台灣註定不能長久，因為他身上有兩重色彩，一是反共、二是統派。台灣人請他，看重他的反共，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但台獨聲音日益高漲，他遲早會因此統獨的立場而受到冷落。你看他舉辦的辯論尚且不願意公開談自己的立場，风起于青萍之末。

（寫此文時，查了下維基。11年11月，王丹表示：“如果我是當權者，我會允許台灣舉辦統獨公投，並且尊重公投的結果，但是我會盡最大的努力來說服台灣人與中國統一。”這和我參加那次辯論時對他的印象完全一致；不過到14年，在太陽花學運後接受PTT訪談中改口說：“主張兩岸最終會走向統一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其實我並不這麼主張。且十年前我所說的只是希望，而不是支持。”17年後王丹返美時表示，台灣若不願流血，就不要再講獨立，因為“那就是嘴炮”。此番言论受到绿营炮轰。在我這看來都不意外，美國不比台灣，反共即可，統獨不那麼重要。）

前幾日王丹來學校演講，我遲到了半小時，正趕上王丹開始念一篇英文稿。他的演講以IF開頭，即：

假如六四成功了，中國會不會更好？

王丹堅信六四成功中國會更好。他的論證非常簡單：首先，六四的學生領袖並沒有組建新政府的想法，只是給政府提意見；因此如果政府答應了這些意見，那麼大家團結民主，沒有理由不好（他用的詞是prosperity，後來也明確表示即便僅就經濟而言，也會比中國這三十年更好）。

就這麼單薄。我不想說單薄就是錯的，但這过于缺乏论证。要知道蘇聯解體之際，因《歷史的終結》名聲大噪的福山，在書中都不敢斷言民主在經濟發展上有絕對的優越性，王丹就這麼輕而易舉地一筆帶過了。

接著他又拋出高論：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想現代化，可是現代化需要成為nation-state，中國還不是nation-state，因為中國不民主。這就太奇怪了，nation-state這個概念和民主全然無涉；不僅民主的美國不是nation-state，眾人眼中不民主的朝鮮倒更是。因為民族國家的內涵，就是文化和族群的共同體，與特定政治體制沒有必然關係。

中國因為不民主而不是nation-state，這句話對任何學習過政治學或歷史學基礎課程的人都頗為荒誕。所以提問環節前兩個提問的美國學生都要求王丹闡釋他怎麼理解nation-state，王丹先是說中國是一個nation，但不是個state（這番言論未免太業餘了，估計他也難以理解四個nation，一個state的英國）——因為成為state需要民主。但美國人顯然不買賬，另一位女生繼續問一個follow up question窮追猛打，王丹只能說，他講的是“Normal nation-state”，他定義的這個normal的東西就需要民主。

“這不是循環論證嗎，前面說中國不民主因為還沒形成nation-state，後面又說自己nation-state的定義就是以民主為基礎”、“民科級別的政治學素養”，幾個中國學生小聲嘀咕著。

我的心情其實挺複雜。很難說是不是失望——在台灣我就意識到這位學運領袖雖然有哈佛博士學位，學養卻非常堪憂。畢竟說出“中共就是法西斯”這樣的話，缺少學者對於概念的基本尊重。

從今天回看六四，一個負責任的態度，不是遐想六四如果成功了會不會更好，而是思考六四為什麼沒有成功。王丹的演講把責任都推給了CCP，好像他們給了CCP一個禮物，後者不要，所以全責。但我從後人的視角觀察，這起事件明明有兩個陣營在拉扯，為什麼只談CCP，談判的另一方呢。

這裡有必要指出六四領袖們常見的一個詭辯術：這起衝突主要有兩個陣營，每個陣營又分兩層，即（中共領導-軍人）VS（學生領袖-學生）。一個合乎邏輯的對比應該是中共領導VS學生領袖，或者軍人VS學生。但是在包括王丹在內的學運領袖的發言者，衝突的模型被簡化成了中共領導VS學生。不僅軍人與學生領袖缺位，而且將中共高層與學生對立是一種錯位。這種錯位的目的，首先是淡化學生領袖這一層級在運動中的地位與責任，其次倘若以軍人VS學生，則聽眾會意識到軍人與學生都只是服從指揮的群眾，另有精英在背後組織，這樣依然會引向學生領袖。換言之，這種錯位就是領袖們逃避責任的選擇。

如果看過《我為什麼反對六四》這篇文章，就知道我反對的是學運領袖的投機。所以我心情複雜的另一個原因是，即便王丹今天如此信口開河，他相比其他領袖，總還是坐了四年牢，此後讀博、任教，一生致力於反共宣傳（雖然看得出來並沒有認真研究學術，以至於無法產生真正深遠之影響）。相比之下，其他幾位領袖的投機屬性可謂昭然若揭了，拿著血卡保送美國名校，讀的專業、找的工作不外乎金融、外貿、投行。試問如果一個運動都是投機者，這個運動要如何成功？一個註定失敗的運動，大談假如成功意義何在？

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不僅要聽他們言說的價值，更要看他們是如何實踐價值的。

當然柴玲這些人《六四》那篇已經談過，還是回到王丹來。在王丹身上，我看到了一種更深層的悲劇。王丹投機嗎，相比柴玲烏爾凱西那些領袖，王丹還差得很遠。那麼，王丹蠢嗎，且不說他是九十年代北大的學生了，那天有學生問他，“在監獄的時候害怕被殺嗎？”

王丹不失得意地說：“I was 21 years old at that time, but I had been smart enough to believe that I would not be executed.”

是啊，你看，他一點也不傻。

我不能苛求他“有腦子有目標又有態度為何運動搞失敗”，因為那非一人之力；但我只想問“有腦子有目標又有態度還有名校資源哈佛博士文憑——為何一場演講還業餘地像是網友吹水，通篇沒有一點專業背景，唯一用了個nation-state還謬以千里？”（換個角度，王丹這樣的學養依然拿到了哈佛歷史系博士文憑，足見頂尖大學之公開透明不過是相對於大眾而言的）

問這個問題不是孔乙己式地掉書袋，而是在想，既然他念念不忘反共初心，而且不傻，為何不願利用學習、任教的資源好好提升學養，結合自身經歷在學界打出一片天地。寫出一部學界認可的專業著作，可不比被蘋果日報轉載個“中共就是法西斯”影響深遠多了。

看起來，學生領袖在高談西方自由、民主這些價值的同時，卻並不認同歐美人文學科的價值，是值得畢生為之鑽研的——即便他們坐擁這樣的資源，即便歐美的政治學、歷史學才是催生他們所高聲談論的那些價值的土壤。張之洞們鼓吹的“中體西用”並不算錯，但具有誤導性——如果極度功利地看待西學（如把對己有用的價值當口號用，相關學理棄之如敝履），那難免畫虎類犬。提問中有多位學生問他如何建設中國的意見，王丹要麼閃爍其詞，要麼說“我從不要求CCP多做什麼，我只要求他們少做一點”這種中國特色空話。

魯迅說，人只會歌頌放火者，不會記得救火者。火燒阿房宮的項羽是英雄，發明盤尼西林的人知道的就少得多了。暫且不論王丹們算不算放火者，但至少不是救火者，也不是建設者。王丹承認這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繁榮，他只是覺得六四成功了這三十年包括經濟在內的中國一定會更繁榮。在句話中，推動發展的建設者們同樣是缺位的。

假如六四成功，中國會不會更好。這是個開放式問題，反駁沒什麼意義。但坦白說，如果把王丹的文字稿匿名發到知乎，也不會有幾個讚：因為全文不僅缺乏專業性不符合逼乎的核心價值，就連語句之間基本的形式邏輯也經不起推敲。這樣的人，即便多了三十年的閱歷和歷練，我也不願讓他來指導社會如何建設，就像我不會把帝都出租車司機的指點江山當真。

可悲的是，他已經算是那些“領袖”中較有原則的了。

王丹身上有種五四以來學運屢屢失敗的一般性。受限於當年的教育條件，即便是北大的天之驕子，西學的學養也很不足，但這無可厚非——只要肯下功夫，以北大學子的智商，迎頭趕上並非難事。君不見如今美國學界多少華人學者，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國的。然而，王丹們並不願意學，並不相信“學”。這才是癥結所在。其間微妙的心態，其實和柴玲說“我不能死，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是類似的。“我不能栽在學海里，我還有更重要的公共事業等著我去領導”——問題是要理解所謂民主自由這些“更重要的事情”，正需要扎扎實實地仔細研讀。

如若不然，不過是把民主與自由當做另外兩尊菩薩跪拜——這正是許多缺乏學養的王丹們的底層邏輯。可惜五四以來，滿口德先生、賽先生的，大多不知自然科學、政治學為何物，和明人笑話中一心只讀八股文、“問同僚司馬光為何科前輩”的呆翰林差不多。他們鄙夷所謂封建、迷信、獨裁、共產主義——就好像清末進步學生所深惡痛絕的辮子。殊不知真正的辮子無關立場，只關乎思維方式、關乎知行是否合一。

如辜鴻銘所說，人們頭上的辮子容易剪，心裡的辮子難剪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