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孟

数学本科、统计硕士、历史博士。怀疑论患者。公众号&豆瓣:窃书者。

我们的历史现场:既快又慢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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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20有许多批判、反思、与争辩,但不争的共识是,贯穿始终的新冠疫情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全球性事件,过去的一年注定载入史册。可以想见,未来的媒体与学界,将有无数的稿件与论文讨论这一年的是非曲折。不过在那些文章里,我们将同每一个历史节点的亲历者一样,回归学者冷峻笔触下的“他者”,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仅供后人嗟叹或发表宏论。

然而在2020成为书本知识之前,它首先是亲历者的共同记忆。这份记忆中固然有对灾难面前的惶恐与勇气、英雄与懦夫——这些宏大叙事所津津乐道的元素——但同时也为习惯于从书本、荧幕上学习历史的我们撕开了一条裂缝,让我们窥见历史现场的混沌、迷茫与复杂。2020既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又是你我生命史中的一年。将它与我们对历史上那些宏大事件的认知相比较,不难发现不少抵牾之处,而这正是本文的着眼所在。

“历史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去年看了一部越战纪录片,有一幕印象深刻。记者问老兵:有没有想过美国会在越南失败,就像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老兵说:完全没想过,我们认为美国超越历史,历史不会发生在我们头上。

越战失利对于美国特殊论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历史不会发生在我们头上”,这句话精确刻画出了后冷战时代,享受长期繁荣与发展的中美民众的集体心态。美国在越战动摇的信念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愈加坚定,此时美国不仅超越了历史,甚至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中国则加入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中,实现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天下承平日久,对于我一样未经历动乱年代的许多人,从武汉封城、国外政要感染、到全球感染数千万人,无不让透着一股强烈的不真实感。毕竟这些事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但讽刺的是,我们对于瘟疫其实并不陌生,甚至颇为熟悉。只是我们所熟悉的瘟疫并不在医院、实验室、或其他公共场所,而在书店、电影院、与游戏平台上。我们看了太多架空的瘟疫小说、电影、甚至游戏。基因变异、大灾荒、核武废土这些概念每天都在银幕与网文中上演,为我们营造了一出出虚幻的真实。

创作者们通过电脑特效极力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但这些沉浸感同时也印照出其自身的虚假:它们只是我们百无聊赖时的消遣。逼真是对这些作品的最高评价,但与其说它们模拟真实,不如说它们塑造了我们对于真实的想象。灾难片对于瘟疫异化的结果,是我们把真正的疫情的概念与这种异化的虚拟相捆绑。换言之,我们知道灾难片中的夸张是虚构的,甚至越夸张越享受,但下意识地,我们认为灾难性的疫情本应如此,不会发生于电影院之外的世界。

瘟疫的灾难片愈恐怖,观众与瘟疫的认知愈疏离

于是当瘟疫真的降临时,我们分外陌生。我在四年前就玩过瘟疫公司这款游戏,其旨在让玩家模拟病毒研发者,以毒死全体人类为目标。这款游戏今年在steam中国区被迫下架。还记得这个游戏有难度选项,最低难度特别备注“医生从未上班,从未有人认真洗手,给予患者拥抱”。疫情爆发后这张截图也因为神预言被广为转载。但打游戏时,我只把它当做低难度的一个噱头,只有高难度挑战失败时才试下手,不可能想到今年欧美民众关于疫情种种反智言论所导致的全球性悲剧。这就是虚拟真实与现实的区别,前者做的再逼真,也只是我们娱乐的调味品,在瘟疫真正降临时显得如此单薄。

人们惧怕灾难,每年却有源源不断的灾难片上映,成为经济消费的必要环节——我们为何创作、消费如此多的虚拟现实?答案恐怕是颇为自负的:我们不相信历史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为由此而来的单调而感到乏味。就像青年人为赋新词强说愁,渴望着衰老一样。

今年有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2020年这么特别,是因为庚子年倒霉吗?我说不妨看看1920年发生了什么。两年前,感染五亿人的西班牙大流感才刚结束;一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而9年后,又将迎来美国股市崩溃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者诱发了二战。列举这些,并不是要鼓吹循环史观。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经历的一切,放在历史的长时间跨度下,其实也没那么特别。真正特别的,只是“我们自诩特别”的这种心态。

以看客的身份审视历史的我们,可以在历史频道讨论西班牙大流感死了多少人,谈论二战有多么残酷,甚至为历史中的不幸潸然落泪,但这无一不是通过别人的故事,品味自己生活的优越。本质上就跟那个越战老兵一样,认为我们独立于历史。然而这次疫情,把每个人又拉回了历史现场,告诉大家影响所有人生活的大瘟疫,原来是可以发生在“现代文明”中的,并非一个遥远的传说。

历史现场的扭曲时空

历史不但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一旦发生,我们基于虚拟现实的心理预期与感知能力也会陡然失效。还记得5月底全美抗议警察虐杀弗洛伊德时,朋友关心这一动荡是否影响到我。我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我这小地方都出事,美国得乱成什么样”,顺便讲了则苏联政治笑话:

一位苏联大妈去银行存五百块。她不放心地问柜员:“钱存在这里不会有问题吧?”

“瞧您说的,这是银行,不会有事的。”

“那如果银行倒闭了呢?”

“这是国有银行,有国家做靠山,不会倒闭的。”

“万……万一国家垮了呢?”

“苏联倒台这么大事都让您撞上了,您还惦记您那五百块?”

这个笑话的潜台词是,倘若能目睹历史发生的机会,那么个人牺牲一些利益充当门票也无可厚非。没想到上午刚开完玩笑,下午小镇的超市就被洗劫,被迫宵禁。那天我特意把房间窗户关好。看着微信群直播小镇暴动的消息,一种压迫性的恐惧迎面而来,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生活经验。我试着对自己重复这个笑话,却发现它对我再也不起镇定的作用了。它之所以好笑,只在于我认为它不会发生。但它一旦发生,我却不愿意牺牲自己——哪怕我目睹了历史。

5月底6月初,美国爆发了大规模针对超市的劫掠活动

现实中的疫情不仅让我们从超越历史的幻梦中醒来,也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实地感受历史现场的复杂性。除了那则不再好笑的笑话以外,我对于时间与数字的感知力,也变得迟钝甚至紊乱。

从3月份美国疫情蔓延开始,我便近乎足不出户。时间的流逝对我而言变得既快且慢。一方面,偶尔回忆起年初疫情尚未爆发的事件,仿佛像上一个时代那么遥远;另一方面,由于经常足不出户的日子相当单调,又觉得大半年一晃而过,没什么记忆点。

另一个诡异的感觉在于数字,在《迷信中的理性》一文中,我提到人对于极大与极小的数字有感知阈值,一旦超出阈值,我们便难以感知其在具象层面的差别。二月份看着国内日增数百人的新闻,感觉分外压抑,有那么几天像一个无情的刷帖机器每天守着国内新闻,刷新着感染人数。然而随着美国疫情爆发,日增超过一万人这个心理关卡后,我发现自己对于数字失去了感知力。如果心理状态符合线性,那我应该比二月份焦虑数百倍,但如今美国每日感染35万例,我却已毫无感觉。

这并非我的个例,由于防疫效果的天差地别,中美社会对于感染数字的态度同样有天壤之别。如今国内某地若爆出几例感染,仍然如临大敌,网友恨不能让病毒携带者社会性死亡;美国这边10万人死亡时纽约时报出专刊纪念了一下,等如今30万人死亡时公众已经提不起兴趣了。本来两国远隔重洋,反差再剧烈也难以凸显,但移动互联网将二者紧密相连,我往往同时在朋友圈刷到美国人示威游行的视频,以及国内友人哀叹某地又爆出感染的状态,感觉自己的微信仿佛一个虫洞,连接了两个浑然不同的时空。

5月份死亡人数逼近十万时,纽约时报曾专门刊文纪念

年初我曾忧心忡忡地问父母,国内的生活怎么样,封闭的生活能否坚持。没想到几个月后轮到他们嘘寒问暖。而且由于国内防疫的成功,他们不像我对数字麻木,而始终高度敏感地观察美国疫情的走向。每次他们说“你们那是不是特别严重,怎么办呐”,我都不知如何自处,毕竟我早已麻木。阿桑奇有句名言“人类最大的优点是适应环境,最大的悲剧也是适应环境”,想来我也是如此。

既快又慢的时间感,与错乱的数感,都非灾难片、瘟疫小说这些虚拟作品所能够提供,这就是逼真与真的区别。虚构的作品会让我们感慨“太真实了”,现实的残酷却让我们感叹“太假了”。马克吐温说,“现实总比小说离奇,因为小说需要合理性,现实不用。”就在我讲那则苏联笑话的当天晚上,白宫被示威围攻的画面开始在网上疯传,特朗普据说在白宫预防核打击的庇护所避难达一小时之久。

川统领藏身白宫,美利坚哀求领袖

我看着CNN的这则标题,涌上一股难以言表的错愕。正如拉康说的,“现实有着小说的结构。”这则标题神似好莱坞预告片中穿插的台词,仿佛下一秒主角就要从天而降,解美国群众于倒悬。然而我们都知道,主角是不会来的——历史现场没有主角。

我们与他者

历史现场没有主角,历史叙事却往往有其主角。翻开一部史书,关于任何的历史事件都有主角、主线以及近乎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如果说2020对历史研究有什么启示,那就是历史现场的声音是喧嚣的、充斥着争辩与矛盾。读史时常有一种感觉,历史很复杂,而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却过于简化。这倒无可厚非,因为2020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还记得身边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可对于百年后的人而言,2020作为历史与1920没什么不同,最多出现在教科书或教辅当中,作为应付考试的段落。

我们的现实终将成为后人的历史

这一年发生了不少逆转:年初疫情刚爆发时,国内外对中国的质疑声不绝于耳,炮火集中在体制问题上,没想到几个月后“体制更优越”的欧美反而成了疫情的重灾区;三月份时美国股市连续四次熔断,网上各种段子嘲笑,未曾想随后逆势反弹,创造了近年新高。这些事件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会以清晰的因果形式得以呈现,然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应当体会到,其中是非委实难以看清。我认为这种盲人摸象般的混沌自有其价值。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历史会被极为冷峻与严谨的笔调重新包装地严丝合缝,仿佛从2020年的第一天就注定了接下来一年的生活。然而历史现场为我们撕开了一条缝隙,写下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既喧嚣、又吵闹、甚至自相矛盾,但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声音。

然而即便经历了这些混沌中的反复打脸,人们还是习惯于脸谱化地认识疫情。媒体热衷于塑造英雄式的吹哨人,或者trump式的反智“昏君”。不论正邪,他们总是疫情叙事中的主角。我们为何呼吁主角?后结构主义关于虚拟现实有一个理论:The simulacrum of reality is more real than reality (现实的复制品比现实更真实)。我们习惯住在现实的复制品中,不仅于此,这些复制品本身也会重塑现实。

以疫情为例,关于瘟疫的灾难片与游戏并非仅供娱乐,它们也会塑造我们对于瘟疫的认知。例如,电影与游戏是有目的的,现实却可能并无目的。电影中的病毒大多是反派刻意为之的灾难,于是疫情爆发后,海内外种种阴谋论将罪魁祸首指向了武汉病毒所、比尔盖茨、甚至5G基站。这些谣言固然荒谬,但他们塑造的现实却无比真实,灾难片的最后,往往由英雄扶大厦于将倾。然而现实亦非如此,中国防控得当,需要感谢每一个前线的医务工作者,每一个自觉隔离的老百姓。美国疫情至此,除了领导不作为,那些彻夜开趴,视病毒如无物的人也难辞其咎。但我们不太习惯这样把善与恶分配到数亿个群众演员上,作为灾难片的观众,我们内心呼唤一位英雄,也需要一位替罪羊,这就是被娱乐文化所塑造的思维模式。

抗议5G的示威人群

在这种思维的规训下,甚至不用等到后人将我们异化为他者,我们已经异化彼此。比如在网上,留学生被不少人贴上了“平时在国外享福,疫情爆发回国祸害大家”的标签。然而我身边留学朋友的情况,远比这复杂地多。有的朋友本想回国就业,但因疫情错过时机;有的则是在美就职在即,不得不辗转柬埔寨转机美国逆向跑毒;还有像我这样以为疫情数月可定,按部就班地想暑期回国,结果赶上航班取消,不得不滞留美国。

最心酸的大概是几位武汉的朋友,在年初封城前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美国继续学业。不想数月间形势逆转,跟我诉苦“49年加入国军”。一笑之余,我反而对那些真正在1949年加入国军的人多了一份理解之同情。因为我终于感同身受,在时代乱局面前,普通人多么无助、迷茫,一个不经意的决定可能影响未来数年的人生。那些“49年的国军”背后,又有多少无奈的故事。但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他们无从发声,后人对他们寥寥无几的评价,也不过是一句嘲弄。

台湾眷村老兵中,不少是49年被迫加入国军者

那些史书中不说话的人,便是被剥离了主体性,仅供后人参考、对比、乃至树立其超越历史之优越感的“他者”。正如历史现场的喧闹很快会被后世冷峻的笔触所取代,我们也很快会成为后人眼中的他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我们终将成为他者,但我们还没有成为他者。历史现场为我们撕开一条缝隙,窥见那些在历史尘埃中无从发声的普通人的彷徨、无奈与迷茫。在成为他者之前,信笔写下这些,作为见证者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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