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伪善地交流

交流的目的不在于消解分歧，而在于消解把分歧诉诸智力与道德的可能性。

在博弈论课上，我读过约翰纳什(John Nash)的一篇趣文，论“人类如何有效地交流”。纳什从博弈的角度考察人们的争论，得出了一个颇为反直观的结论：“任何两个不伪善的人，都能就任何问题，在有限步之内达成共识。”

论文的数学部分当然是严格的，但要如何解释其结论似乎与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争执相悖呢？关键就在于，纳什对于“不伪善”与“共识”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后者决定了这一结论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程度及指导意义。不过那节课已经是八年前了，我一时没找到原文（读过的人欢迎补充），这里仅就印象谈谈我对这篇文章的理解，如有偏差，就算我借题发挥了。

所谓“不伪善”，指的是说，假如有位朋友不吃猪肉，觉得猪肉不干净，你固然可以询问原因；但如果他说因为他是回民，你就没必要再说一本正经地扯什么“猪肉真香”、“封建迷信要不得”之类的话了（开玩笑的语境另当别论），反之就是“伪善”。这看似出于尊重宗教信仰的道德要求，实则和道德与宗教无关，只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信仰。

信仰是一种难以实证的存在。诉诸经验也好、科学也罢，并不能严格将之证伪。当然不能否认，人的信仰有时也并不坚定——例如有时会皈依另一门宗教。但我们说的毕竟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如果抓住信仰不放，最后往往滑落为语言较强势的一方以“科学”、“现代”、“进步”等话语奚落或攻击另一方，这也就是纳什说的“伪善”——毕竟不管你所引的论据多么言之凿凿，如果你事先就能感知到对方不可能因为这些论据改变其态度，那你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重复的那些话语，归根结底也就与交流无关了，只是为了自己过瘾罢了——而这种过瘾还建立在对方的痛苦上。

上述想法或许受到了数学研究范式的影响。数学世界的任何一座大厦，总由几条不证自明（self-evident）的公理构成，它们就是数学界的信仰。虽说不证自明，其实公理不能、也不需要被证明。不相信一套公理，可以建构新的公理去搞另一种数学。典型的例子就是几何学中的欧式几何与非欧几何之争。

长久以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因其形式上的严谨与简明，不仅被视为几何学的集大成者，更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确定知识”，甚至在斯宾诺莎眼中象征着宇宙的最高实体。然而相较于其中简明直观的四条公理，该书的第五条公理则颇为冗长（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且该公理直到书中第29个命题才用到，因此数学家一直怀疑其是否必要，并试图用前四条公理证明第五条。屡试无果之下，罗巴切夫斯基选择用反证法，即以一条与第五公理矛盾的命题替代之，试图从中推出矛盾。因为第五公理等价于平行线不可相交，因此罗氏便假设“过直线外一点至少有两条平行线”（即平行线可以相交）。然而，这一假设不仅未导出矛盾，反而发展出了一个同欧式几何一样完善、严格的罗氏几何。

罗氏几何揭示出，被认为代表着“确定知识”的几何学并不唯一，只要逻辑上不矛盾的公理都有可能构成一个几何学。（有趣的是，18世纪以前的哲学家喜欢公理化自己的理论，尤以几何为“宇宙秩序”之代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写的仿佛便是欧式几何。但自非欧几何横空出世后，哲学家就不怎么谈几何了，连宇宙秩序都不太谈了。）时至今日，欧式几何依然与多种非欧几何在数学世界并行不悖。这也就是数学世界的和而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罗氏几何并非数学家臆想的逻辑游戏，它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对应的例子：地球仪的经线是互相平行的，且都相交于南极点与北极点（只要考虑到纬线总是与经线垂直，便不难理解这一点）。人们之所以长久以来忽视了这个现象，只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思考曲率空间的几何，尽管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如此。Morris Kline对此有一段优雅的评论：“欧氏几何是触觉几何学，因为它与我们的触觉一致，但与我们的视觉却并非一致。例如，欧氏几何得对恒不相交的直线（诸如平行线）的研究。这样的直线只有用手接触才会存在，而用看去看却觉不存在。我们决不能看到平行线。笔直的铁轨延伸到远处后。我们会看到它们的确相交了。”

如果我们把对数学公理的信仰推广到一般的信仰层面，非欧几何的启发性有二：一、正因为信仰是认识世界的起点（犹如公理是建构数学体系的起点），信仰自身不可证伪，因而也无从断言不同信仰间的高低对错。二、即便有些信仰听来颇反直观，那只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既有的思维模式（犹如Kline指出我们习惯了触觉几何，便忽略了我们其实并不能看到平行线）；那些信仰往往在我们思维模式的盲区有其自洽的现实意义（如太空探测、相对论等涉及曲率空间的研究便离不开非欧几何）。受此影响，我在历史系读到后现代、解构主义、新文化史等强调“多元真相”、“文化表现（而非文化实质）”等理论时并不觉得“先锋”，只觉得很自然，同时也基本不就“信仰”层面的问题与人争论。

了解了伪善与信仰之后，第二点是关于“共识”。简单来说，我们定义两个有分歧的人达成共识，并不指他们消弭了分歧本身，而是指他们将分歧还原到了不可还原（unreducible）的信仰层面。

交流的一大作用在于降低信息不对称以及沟通成本。以前述不吃猪肉的例子而言，倘若话题就此打住，则双方应当是一种共识而非分歧状态——因为吃猪肉的一方已经完全明白对方不是心情不好，也不是瞧不起自己，只是出于其宗教信仰，而与自己的选择有所差异。

现实中的交流，观点最终趋同反而是少数（而且也无从判断对方是否只是敷衍），所以要达成共识更需要一种agree to disagree的态度。但与简单地“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力”不同的是，纳什说的共识要求双方在交流中努力触及彼此的底层分歧。并不是说你反站中，我支持大陆，好我们就此打住，agree to disagree了——那样除了宣告彼此的立场，并未起到交流的作用。毕竟，香港问题是个具体的事情，没有人生下来就料到2019年香港爆发冲突自己该站哪边。达成共识的交流，应该是探求对方在这一具体事件得出结论之前的一系列思考。是个人经历、家庭背景、还是政治信仰等因素将其塑造为了现在的立场，这比一个结果重要得多。

尤其重要的是，在探求这些立场背后的原因时，必须遵循“不伪善”的前提，即不能诉诸矮化对方的智力或者人格而得到所谓的答案。“他理解力有问题”或者“他良心有问题”这样的理由对于交流过程是没有意义的。交流的目的在于了解我们在何种层次的信念有所差异，而不是寻求一个观点，或者诉诸道德与智力而单方面宣布胜利。

这里我想援引Axel Honneth的“承认理论”作为对共识的进一步补充。Honneth强调“承认的态度”是认知世界的先决条件，并进而指出社会之物化源于我们对于“承认之遗忘”。如果化用在本文中，我所推崇的交流与认知模式也以一种承认为先决条件：即承认在这个世界中，本质性的差异理应存在，而且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要做的，是梳理非本质性的差异，将之还原到更本质的层面；避免把交流停在表层差异上，遑论将之污名化、标签化。

承认了这一点，差异与分歧不仅不可怕，反而很自然，还有什么比没有分歧的世界更恐怖的吗？我个人始终不能认同自由派、进步史观、以及以“启蒙者”自居的倨傲态度的原因也在于此。当然，我认识不少自由派的朋友，他们为人并不倨傲，反而很真诚。但“自由”、“启蒙”、“进步”这些词本身所内嵌的话语权力，便无形中让他们以一种面对“奴役”、“蒙昧”、以及“退步”的态度审视对立的声音。如果有可能，谁愿意说自己蒙昧和退步呢。这些话语的创造和翻译，本身就出自“进步人士”之手，并不中立。对方既然被赋予如此低劣的符号，当然不足以动摇自由派的观感，因此后者往往缺乏实证的态度，也同时取消了对“本质性差异并行不悖”的承认。

这里我们要把“不伪善”、“共识”和“承认”结合起来看。不伪善固然是好的，但是不伪善者倘若缺乏上述“承认”，便难以达成共识，其危害恐尤甚于伪善者。最近读了篇文章，作者认为香港问题撕裂了自己与好友的友谊。好友为人很好，屡次在危难时候伸出援手，但最近聊到香港时却说“支持政府镇压香港”。作者由此感到非常矛盾，既不能否认好友的为人，又难以接受其政治立场。于是她宽慰自己说，“我可以原谅他的逻辑混乱，或许是他没有经过社会科学的训练……逻辑是需要培养的……”

这恰好激发了我本文的想法，于是我回复到：

进步派，自由派往往有condescending的缺点。你还没有真正了解为什么他这个你眼中的好人会和你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在不贬低其智商、学识或人格的前提下的解释），就已经单方面宣布原谅他的“无知”。他的“逻辑混乱”在你看来，或许是因为“没学过社科”。社科并不是衡量逻辑的标准。这样自上而下地，以“启蒙者”的角度俯视别人，本身就杜绝了一切修正自己意见的可能。

说到社会科学，可证伪性是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想想，理论上出现怎样的情形，就会让自己对所相信的东西产生一些动摇？“一个我认为很善良，对我也很好的人说出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话”这个事实够不够反直观？能否让我怀疑我之前坚信的东西过于扁平化，对人的理解过于简单化？

我一般不批评别人的政治性文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无可厚非。所以写这个不是要纠正你的立场，只是关于你的思维方式。你并未用逻辑分析，便得出了朋友逻辑混乱的结论。condescending的态度比旗帜鲜明地站队更有迷惑性，以启蒙者自居时，往往也就停止了思考与共情（不是共想象中的理念，而是共你眼前这个逻辑混乱的好朋友的情），反而不如站队的人看得清楚。你不需要因为好友就改变自己的看法，或者迁就他的立场，但他的想法值得你多了解一下。

每个观点、每件事当然不总是rational的，但至少是reasonable的。他无需你的原谅，需要的是你了解他的reason。结识一位好朋友并不容易。

生活中的分歧无处不在，别看网上吃个粽子“甜党咸党”都能吵起来，现实中有几个会真的因此党同伐异，大打出手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预设了饮食口味属于具有“alternative truth”的范畴（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把分歧还原到吃饭口味这种本质层次，交流双方反而不会对这种差异有所争执，这便是一种共识）。然而在其他更多领域，我们似乎并不能接受这种“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便陷入了社会动员的站队逻辑，因此政治场域的分歧最能引发骂战。站队逻辑下，人们不关心表层分歧下的深层原因，因表层分歧本身已足够重要（选票、粉丝、同温层），无怪乎社会继续撕裂。

社会的撕裂不是因为分歧，而是因为人们把太多的表层差异（也许可以在交流中消弭，也许可以还原到深层信仰之差异）诉诸道德与智力，从而阻断了理解的渠道。多元社会中，存在分歧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在交流中更深刻地认识差异，有效地沟通信息尚在其次，发现志趣相投的朋友与自己居然还有着如此底层的差异——这件事本身便足够有趣。

何况，好友不易。交流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减少朋友，秉承“不伪善”、“共识”与“承认”的原则，大概可以做到这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