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yuYin

探险家

无投票权的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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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许多在美国的华人学生都在深刻地自我反思,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见证了2020年的历史。一个民主党支持者问我的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是什么感觉?难以回答,这根本不是我的选举,我又不能投票。晚上一直在想,一些闪回,比如2016年我在北京读书时得知特朗普胜选时的惊愕,当时无法预料到四年后我将在一场宏大灾难里见证几百万mailed-in ballots一夜间将当时的红州变蓝;此时此刻民主党已经胜选,我从芝加哥downtown回到海德公园,无法从酝酿着难以描述的复杂情绪的狂欢里获得归属感,被卷入其中的同时又感到无比分离和超脱。

我不知道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和美国治政产生联系,而无论如何我已经处在了风暴中。我不是公民,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事实上,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感觉,就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处是我的地头,我永远都在外漂流。拥有世界主义面向的人的孤独,如同第欧根尼所述,是一种自我放逐。它不提供民族主义情绪、公民身份构建等的温暖庇护,而只有理性和对人性的热爱。有时或许多时候,在家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压制下,这种热爱比起其他形式的归属感会黯然失色。

我也走进了为乔治弗洛伊德抗议的游行,在队伍中我不感到自己是一个抗议者。因为我只是个观察者,是个拍片的,是个喜欢在街上游荡随便跟人说话的人。作为非公民我并没有实际上抗议的权利,而我透过摄影机纪录我周围时仍然有自己的视角。我支持BLM,也理解为什么一些有色种族不支持这项运动,其中甚至包括部分非裔美国人本身。对于长期在象牙塔里读书的人,理解世界的渠道除了走上街头,只有二手资料,比如从《故土上的陌生人》里理解看似可以从一个liberal government获益,却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低产阶级的矛盾。

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感到困惑无比。作为一个人,一个普遍的人类,一个流浪者,一个无法受到任何任何国籍所带来的归属感的荫蔽的人,我在混乱的光谱中找我的位置。不能投票不妨碍我发展出对任何一个体制的观点和价值倾向,显然我同意大部分民主党的主张。在政府权力上,我认为政府在受到制衡的前提下应该发挥一定程度的调控作用。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放任病毒散播,等待群体免疫,还是需要大范围封锁来控制疫情 —— 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比任何人都想出去玩,去工作,到外面和世界产生联系,可我更想老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受到保护,同时,因此无法工作的服务业从业者等受到足够的补助。即使我知道,如何保障这些举措又涉及到更加复杂的系统性问题。

在社会议题上,I'm a proud feminist,绝大多数时候保持自我连贯。我永远永远站在被忽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新保守派如福山在反思身份治政的危害,我也因此思考它如何模糊了问题的焦点。无论作为黄人、白人、黑人或拉丁裔人,无论作为异性恋、同性恋 bi or pan or asexuals,无论作为男或女,以及处在什么阶级,我们没必要歌颂目前的系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因为这样说是无用的,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像男性沙文主义者指出现今女性的境况是历史上最好的。那不是放屁?这要我如何评论?母权社会好不好?昆虫交配之后雌的把雄了杀了好不好?总有人在某些层面作为既得利益者,也永远有人在受难。你没有体验过跨性别者遭受的冷遇和苦难,在锈带/贫民窟出生的人深受其困又内化种族刻板影响而更加落堕的困境,也不必对真正一腔热血,为正义振臂高呼的人报以最大恶意的恶意、怀疑和冷眼。

世界需要平衡,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需要保守者的秩序也需要激进左的想象力。有人只想驳倒异见者,驳倒所有不符合他们期望的言论。这本质就是极端分子,他们根本没有试图系统地理解过其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不同阵营之间互相仇恨,互联网在加速这种分裂。这一年我开始理解温和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因为痛恨民主政治系统而拒绝投票的无政府主义者(假装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可不可以去吃屎);我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理解共产主义者。并且在这一切标签和坐标之上,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人。我恨特朗普,就像民主党朋友说的那样,he is a terrible human being,我觉得他是法西斯。我知道另一些左派认为民主党也是法西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当下,在写出这些字的时刻,我仍然觉得极端右派和华人川粉是自私冷漠的,这也是我短暂却复杂的生命经验所累积的基于我个人视角的观点。

语言是方寸之镜,我从中获得过力量,更多时候感到无力。因为语言无法折射我所有的思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把一些想法进行了扭曲。2020年,我脑子里仍然存在前所未有的种种复杂的思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克服我对泄洪般的表达欲的羞耻感,我知道,写了就是内脏外翻,是自我凌迟;每一次重新咀嚼自己不假思索地,张狂地,噼里啪啦地敲打出的这些高速旋转的思维碎片,都使我感到无地自容。喧嚣或沉默的大多数的凝视中,透露着对“反叛者”的敌意,对规劝其“审慎”“三思”的审判;少数权威和冷静的凝视中透露着轻蔑和不屑。人如何摆脱这种对“无知”的自我审视,从暴言中反刍自己的愚蠢、浅薄、表演欲和虚荣?

写这个东西的契机是,得知一个朋友因为意气发言,说川粉可以互相拉黑,被中国的本科校友“割席”。读了这些人一番“选票什么时候寄到我手上?我得为人类文明负责”的嘲讽,目睹了自称深谙治政丑恶,却同时以一种拉帮结派的治政姿态排挤自由发言的异见者的扭曲行动,我觉得非常可笑。我觉得,我,打个比方,可以把所有华人川粉拉黑,而且可以说出来,可以认为所有的学生会主席都是傻逼,无一例外,可以讨厌dream pop,讨厌好莱坞电影,就像讨厌蘑菇一样,是我的自由。在不针对其他人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属性,比如种族/性取向/疾病等的前提下,我觉得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恶意与评判。我可以judge你,就像你也可以judge我一样,我们都承担代价。这些代价中的一些至少现在I really dont give a fuck,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做。你大可在社交软体上与你受不了的人断绝联系,你不会以为这一千多个人都是你的朋友吧。

从庆祝狂欢回到海德公园的湖边公寓里,我觉得无比分离,超脱,也就是那个难以描述的词——detachment。一切都离我远去了,无论什么都不再那么强烈了。我不愿意再和人和人辩论,甚至读了这堆几天前写的东西,觉得莫名其妙。有些东西根本不是生活的全部,当你陷入更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感到手足无措,更无暇顾及这些辩论。然而一觉醒来,你可能仍然会因为什么东西心碎,因为走出风暴的你不是踏入风暴的你,所有人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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