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无业游民,社会闲杂人员,朝阳群众帮扶对象

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笑蜀:看似强大的全能政府体制,每当遭遇疫情、地震这类突发性重大灾害时,却往往漏洞百出,这是因为全能政府总是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

2020年02月04日 11:49 独立时事评论人 笑蜀 为FT中文网撰稿

武汉疫情防控的失败是全能政府的失败

武汉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最后何等走向尚难断言,但怠政坐失疫情防控窗口期,已是无可讳言。这不只是疫情防控的失败,实际上是全能政府的失败。

这种失败之于全能政府,早非头一次:从三十年代乌克兰大饥荒,到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到2019年席卷中国的非洲猪瘟,一部卷帙浩繁的现代史,几乎找不到全能政府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的成功记录。

从这惨痛历史中不难总结出两个规律。一是,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无论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显著特色的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还是以重商主义为显著特色的邓时代及后邓时代,无论怎样的全能政府,都难于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

第二个规律是,全能政府权力愈是高度集中,愈难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其失败愈惨,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即是如此,其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动辄百万甚至数千万计。全能政府体制强度愈低,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愈易止损,失败相对有限,邓及后邓时代即是如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从邓时代起,中国非正常死亡的规模大大小于毛时代。这显然因为邓及后邓时代政权的全能强度远低于毛时代,给了社会发育和社会自救一点空间,其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的能力因此有所强化。

历史如此,现实亦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下中国多数都市,看上去往往富丽堂皇。但无论怎样富丽堂皇,一场暴雨就会把它们打回原形——它们会立马变成“威尼斯水城”,半截泡在黄水里,以致市民们出门只能划船。全能政府体制可以让中国的都市豪奢之极,却无法应对区区一场暴雨,哪怕今天气象学之发达,已经令几乎所有暴雨都可以预测。

看似固若金汤的全能政府体制,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却往往漏洞百出,脆弱至极。突发性重大灾害就这样成了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据说全能政府体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譬如毛时代的两弹一星、邓时代的三峡大坝、后邓时代的北京奥运会。但这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大事,无不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垄断了巨大资源的全能政府,在事关其切身利害的问题上,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定向投入,这一所谓国家能力,的确是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但全能政府擅长办的大事,仅此而已。但凡非人力可预期,尤其跟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关系不明显的事务,都很难进入全能政府的视野,很难激活其应对机制,都非其所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城市政府对下水道问题都没招,也可以解释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却迟迟解决不好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涉及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的问题。

这里的秘密在于,全能政府的本能在于统治,但凡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属于统治范畴。而前述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问题,大多属于治理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全能政府的深度关切。概而言之,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本来就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民主国家不是这样。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各个执政团队比拼的主要不是统治能力,而是治理能力,所以才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1982年的一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其实岂止饥荒,包括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民主国家固然不可能幸免,但其发展为人祸,概率小太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全能政府如何抑制社会免疫力

但是,民主政府并非英明圣武,也是普通人组成的,也常常犯错误。如果民主政府也犯错误,怎么办?

好在,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

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跟社会的均衡。这种均衡生态,遏制了政府对社会的侵犯,保护了社会,尤其保护了社会自身的免疫力。而这,恰恰是全能政府体制的短板。仅以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管控为例,已足见其对社会免疫力的侵犯何等触目惊心。

现在已经不是秘密,此次涉及疫情的一线医生,一开始就被迫签署所谓保密协议。这显然是当局吸取当年SARS事件的教训。SARS疫情得以曝光,得益于北京医生蒋彦永”自选动作“——他突破当局信息封锁,向境外媒体率先披露真相。此举虽可能拯救生命无数,却造成当局舆论上的极大被动。SARS之后,当局从源头严加管控信息,所谓保密协议应属此类制度安排。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武汉同济、协和等医院的一线医生,很多都从接诊亲历中窥知了疫情,协和一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全被感染,更不可能不知道人传人的真相。但因保密协议限制,没有一个医生敢道出真相。仅仅在专业范围讨论疫情的八名医生,统统被警方定性为“传谣”而遭传唤。网上相关帖子,均在第一时间被删除。

任何重大灾害,都不可能全无征兆。譬如地震,就往往伴随各种前兆,其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是各种生物异常尤其动物异常。同理,当重大灾害爆发前,也常常有一部分边缘群体,因其职业本能或特殊敏感,早于主流社会最先感知。如果存在畅通的信息管道,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通,这些最先感知的边缘群体就可以起到吹哨者的作用,及时为整个社会预警,为预防灾害赢得最宝贵的时间提前量。

这种信息自由流通机制或者说吹哨机制,是社会免疫力的核心元素之一。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之下,这一元素恰恰被视为国家公敌,而遭举国之力严防死守。所有公共信息的流通必须经当局重重审批。审批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主要以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为标准,甚至以领导个人喜好为标准,而不是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标准。凡不利于政权或不符合领导人喜好的,一律被贴上“负面”标签予以封杀。以至于本来以报道真实情况和批评意见为主的各级内参,后来也愈来愈以歌功颂德为主。

这样的心态主导,注定所有重大突发性灾害在政治上都极度敏感,当局都要倾尽全力严密管制信息。这在全能政府国家早就是路径依赖。信息流通机制被人为扭曲至此,信息层面的社会免疫力自然无从说起。此次疫情防控,所有吹哨人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致命病毒已悄然间大举进攻,公众却被官媒渲染的歌舞升平所忽悠,对步步紧逼的巨大风险浑然不觉。最后,当事态濒临失控,一直否认人传人的当局才不得不请出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钟南山,让后者以个人之名向公众曝光人传人的真相。而此时防控窗口期已被全然浪费,整个疫情陡然急转,战机贻误,再难挽回。

强政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社会

现在已经清楚,对新冠病毒,目前并没有什么特效药,未来开发特效药或相关疫苗,意义未必很大。正如当年SARS疫苗,研制成功已是数年之后,这时 SARS病毒已经自然消亡,用不上了。抵抗新冠病毒主要还是靠人自身的免疫力。这一突发疫情,凸显了人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

人如此,社会亦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强政府即为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政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社会、强社会。好社会、强社会自身具备的强大免疫力,才是最可宝贵的。所以,好社会、强社会在任何正常国家都应该居于第一位。社会为本,政府为用,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状态。

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下,政府权力的触角侵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逐渐丧失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强政府弱社会,甚至强政府无社会屡见不鲜。政府与社会的正常关系被颠覆,实际上是政府为本、社会为用。与稳固执政地位相比,满足民众需求成了次要选项,也就是逻辑必然。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有所调整。从毛时代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显著特色的无限政府,转向邓及后邓时代以重商主义为显著特色的一定程度的有限政府,全能政府强度有所弱化,社会有所发育和发展,社会自身的免疫力,包括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尤其媒体自由,包括社会的自组织空间,都有所进展。这也是很多人一度期待中国转型能软着陆的一个基本的理由。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一趋势已大大逆转。权威官媒就曾特别强调:“广义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任何改革都必须照顾到这个最大的现实。并援引某高层人士的名言,称:“广义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这和西方政治理论中所谓的“有限政府”不在一个频道上。

“有限政府”被公开否定。“无限政府”借“广义政府”之名在理论上东山再起,在现实中逐渐还魂。全能政府强度急剧回升,对社会的不信任、排斥和侵蚀不断升级。这不仅表现为对公共信息流通的全面管制、对媒体的全面管制,更表现为运用大数据手段,对社会、个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精确监控。

全能政府的这些努力,主要基于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的需要。一如前述,其重心都在统治,因而对真正的社会治理,对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它依然无法解决城市下水道问题,更遑论对付2019年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以及至今愈演愈烈的武汉疫情。无论其所谓天眼工程,还是所谓社会信用体系,还是人脸识别,还是普遍的地铁安检,这时全都派不上用场。它们可以成功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却无法预见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尤其讽刺的是,能高效拦截异见人士和访民的购票实名制,这时居然也都失灵,以至于当局需要紧急寻找乘坐高铁的疑似感染者时,也只能通过媒体尤其社交媒体,一遍遍发公告。维稳的高效和应对突发性灾害的低效,形成惊人反差。全能政府治理无能,社会则被排斥,基本插不上手。武汉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随之而起。以至于垄断所有救援物资接收和调配的官办武汉红十字会,无论怎样昏聩颟顸,无论怎样天怒人怨,迄今仍巍然屹立,不仅无可替代,连起码的问责都没有。

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和体制,部分也在于民众,在于政治文化。像武汉疫情防控这样的重大失败,在当代中国史上其实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每当遭遇这样的突发性灾害,全能政府的神话都会破产,但无论这个神话破产多少次,每次灾害过去,民众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政府的迷信和依赖依旧,于是全能政府神话又卷土重来。每次悲剧都带不来反思,悲剧不可能不重演。什么时候,民众克服了对政府的迷信和依赖,全能政府神话才会真正终结,中国的政治转型才会真正开始,一个主要定位于公共治理而不是政治统治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也才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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