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小馬

一名大陆的策劃編輯,社會學出身,近期修習攝影與對話,長期期待青年人的思想實驗。

在大陆生活的2019年,我期待什么

本篇回应@后前线KMnese的申论题,并尝试呈现个体经验观察到的问题与对问题的思考。

问题的最开始很宏大,大部分是围绕如何能够让身处的社会变得更好(可能因为是学的社会学),比如因网络语言暴力而产生的个体自杀现象如何避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虚无问题、少数及弱势群体的平等权益问题等等。演变到现在依然宏大,刚开始的情绪反抗慢慢变得更加理性,试图研究的是个体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建立独立思考能力、以及通过可能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在回应@后前线KMnese的问题时,我有提到过在大陆“合适时机与时间段的全民讨论、不同声音的发出与舆论堆积,推动政治程序启动并产生某些改变”这种方式并不适用。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以下几点:

  • 网络讨论无规则,很容易引发简单粗暴带情绪的相互人身攻击,难以形成有效讨论
  • 人人都是自媒体,讨论的人或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连接,很难组织化或规模化
  • 能够达到一定响度的不一样发声,无论主体还是渠道,都易被控制,最后被整齐划一代替,不同的声音会默默消失

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带来政治程序的启动,但它并不能被称之为“讨论”。即某个恶性问题曝光,引发一边倒的舆论出现,不做点什么无法保持最低信任感,这种情况系程序才有可能被启动。

政治程序的启动,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呢?

行动的方式是运动式的。举个例子,前几年北京不同区域发生过数次失火事件,多是北漂租户所居住的房子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居民不良用电等造成。在一边倒的声音中启动了政治程序,因领导层的重视,会要求在某个具体时间内完成消防安全排查。执行人员收到的会是一个指导性质的文件,严格说明了“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前完成什么样的工作,目的是什么,至于如何执行,你们自己看吧。”

作为个体,是能感受到周边发生了变化。我所在的公司被要求配齐消防安全工具(并不知道怎么使用),禁止使用明火、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提供午餐;一些同事与朋友被要求在一天之内搬出“带有隔断”的出租屋(北京很多房屋的客厅被改造为单间卧室租给北漂们);住在地下室中的租户被“赶出”城,因支付不起高昂的地上租房费用;城中心胡同内的商用店铺打底被封,原来面向街区的门窗被砖块封起。程序的执行很多情况下是有很大自由度的,运动式行动方式会有明确的结果导向,中间的操作过程与方式很可能会变得简单粗暴或矫枉过正。以问题倒逼,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常常伴随着治标不治本的表面治理效果,而忽视背后的结构不平等、房价过高、地区发展不平衡、市民消防安全教育缺位等更难解决的问题。

这么说可能会有不客观的地方,但结合我之前在基层政府工作的经历,也大抵是如此。除非某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否则我们不会有任何行动;即使行动、也会因循守旧,这样才能够避免出错。整个国家机器是为了稳定而存在的,理想中政治哲学期望达到的价值标准可能是附带考虑的。

在一个体系相对固化且机制改变缓慢的政治程序中,个体需要在基层琐碎的日常中打拼至少30年10000多天,在此过程中从本质上理清规则并找到突破规则的方式,并且安贫乐道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才”有可能“在获得话语权的情况下做出某些改变,到那时候能改变多少是一个未知数,个体又会不会演变成为一个政客呢?这些都未可知,自觉能力不足,故而辞职。

(关于大陆政治运转逻辑,有基于项目、基于层级、基于地区的不同学术文章,如果真的有兴趣,可以去Google学术搜索)

大陆拥有14亿庞大而复杂的人口结构,在「正面刚」和「政治程序自身改良」无力的情况下,最后只能转向对个体的关注。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受教育环境中,并没有一门课程叫做公民课或思辨课,课堂与媒体输出的是统一的观念与标准的答案,我们被考试、成功、娱乐、生活挤压个人的时间与脑部世界,注意力集中在效率与成功上。一个人能看见多少、如何理解自己与认知世界,全靠运气。我很认同我们是某个标签身份之前,我们首先还是我们自己。如果能够拥有更多类似观念的人,才有可能与这些人一起产生联结、讨论出新的机制并做出实践尝试。

问题就来到了最后这里:如何让更多人产生自我怀疑并引发其思考,进而产生思辨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经验的角度,个体启蒙、开始有疑问与尝试探索的最开始在于自己原本的认知受到冲击或颠覆,自我认知失调而产生的系列动作。一种逻辑之外还有其他逻辑存在并被看见,一种事实之外还有多种事实存在并被看见,一种价值观之外还有其他价值观存在并被看见。不一样东西的存在是最首要的,其次是它们能被看见并被理解。

所以现在的实践,更多集中在生产不一样的内容,以不会踩雷、易于传播的方式扩散出去。这并非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实践,而是试图让市场认可的内容由某一种变为很多种,从商业逻辑中找寻让统一慢慢变成多元竞争的方式。具体实践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大陆的人口结构是怎样的、不同的人口类群需要先生产什么样的内容给他们才更有可能被接受?做这样的内容刚开始往往不挣钱,如何让这种内容生产与传播可持续?很多人已经在做这种尝试了,例如尝试为青年人做内容的看理想、BIEDE、谷雨实验室,尝试给更多城镇居民做科普的回形针。

还有一种是独立文化空间的探索,这种空间做的内容非常小众,艺术性强但并不商业化,缺乏良好的盈利模式,所以背后往往是有资本或政府支持,特别依赖于商业或文艺领域的kol,才能拉到投资维持运转。而这些空间相互之间也缺乏联结,各自独立而艰难地生存着。

我理解matters就试图在做这两种实践。

可能我并非以申论的方式在严谨论证,而只是抛出我自己的观察和问题,问题的解决方式也从言论自由打嘴皮战、依靠政治自身程序改良、到现在的”先生产不一样的内容并寻求扩散“。最终的答案应该还是未知,也欢迎大家对最后的问题延伸讨论。

2019年的最后想说:

我们并没有放弃发声,只是在考虑如何发声与实践更加行之有效;

个体能量有限,就尝试找寻方式让个体产生联结,慢慢扩散出去;

期待有更多的作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出现,并给予可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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