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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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在一个免于恐惧的环境下畅所欲言,且保证一定的讨论质量。尽量不仅仅做就事论事的争论,努力走从现象到概念的思考路径。

穿越两千多年的IP地址——这个时代的秦制

“民愚则易治也。” —— 发表于咸阳

最近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都出台了公布用户IP地址的政策(也就是用户所在地),当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马上让我联想到当年对互联网实名制和手机号码实名制的讨论。

可能中国大陆之外的朋友们有所耳闻,如今在中国使用带有评论和社交功能的APP几乎都需要与手机绑定才可以使用,而手机卡在中国已经是实名制的了——原则上没有身份证无法办理手机号。因此,对于政府来说,任何人在互联网社群上的活动都是透明的,不存在隐私可言,如果你触碰到了红线并且他们想要找到你的话,找到你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种对于政府来说的实名制,本来已经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然而,当我看到各大社交媒体宣布公布用户IP地址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这个用户政策其实和所谓互联网实名制的目的是一样的——用恐怖控制社会舆论。之前的实名制让每个个人之于政府变成全裸,而这次公开IP地址则是向着每个人之于每个人变成全裸这一最终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虽然这次公布的IP地址所在地国内仅显示所在省,国外显示所在国,然而这已经让墙内网友有了不少瓜吃了。目前来看其产生的主要的反应有三种。

第一种是大开地图炮。在中国地域歧视本就存在,当大家面对的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账户的时候,那公开的IP地址就为地图炮攻击大开方便之门。于是,人们开始以地域划分为你们和我们,用你所在的地域定义你是怎样的人,互开嘴炮。

第二种是根据你的IP所在地,直接怀疑你发言的动机——通俗来讲就是"抓汉奸,抓特务"。如果说第一种大家只是闲来无聊,以吃瓜的心态为主的话,那第二种所产生的有害影响就要大得多。如果你在国外,那基本上光看你所在地就可以判断你是所谓“境外势力”,一旦这个帽子扣上了,就不会再去看你的观点本身,而是揣测你的动机。还有,一旦有群体性事件爆发,所有不在当地的人的批评都会被扣上别有用心的帽子。“你在xx吗,你了解xx吗”,这种毫无根据的动机论将会借由IP地址的显示变成标配,而这也是官方原本期望能够达到的效果。

第三种则是IP地址公布后的副作用——爱国大V们的集体翻车。IP地址公开之后,你会发现爱国战狼吴京在泰国,粉红聚集地帝吧的官方账号在台湾,而那些用户名为“xx在某国”的心系祖国的爱国华侨居然在国内。。。最逗的要数那个叫连岳的爱国作家,他之前大骂移民日本的人会被奥姆真理教毒死,结果他的IP地址居然就在日本。。。天天骂国外不好的爱国生意人跑去了国外,天天靠标榜自己在国外多么风光背后有个强大祖国的居然在国内。

公开IP地址是恶政的开始

看到爱国生意人们被自家人(至少他们自认为)的政策搞到集体翻车,很多“境外势力”感到特别欢乐。然而在嘲笑他们之余,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政策不仅仅只是弄巧成拙的笑话,我认为它将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就像文章开头所说——当网络上每个人之于每个人变成了全裸,网络暴力将会更加猖獗,当官方对基于自己的需要对网络暴力进行操纵或纵容的时候,“群众斗群众”将会愈演愈烈。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公开住址那一步,但是一旦开了这个头,剩下的就只是程度的问题,只要需要,没准明天就公开到市,后天就能公开到县,大后天就能干脆特定到你家门牌号。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禁要问,你是不是过度解读了?官方已经掌握了你的的所有信息,对于他们来说你已经没有遮掩了,他们还有必要公布个省一级的用户所在地来维稳吗?

当然,如果出现个别的反抗,或某一地出现了群体事件,他们大可以用他们一以贯之的监控维稳手段点对点地进行扑灭。然而,这种点对点的监控手段所耗费的资源是巨大的,当群体事件变多了,这种自上而下的维稳总会到达极限——就算它掌握一切,也有其无法承受的成本。特别是像上海封城期间民众在互联网上表达出来的软性抗议(比如《四月之声》的广泛传播),这种自上而下的审查维稳就变得进退失据:如果不对风险进行分级处理,就会导致维稳的整体破功,而一旦分级处理,像这种烈度低但能够打动普通人并得到传播广泛的信息就成了破口。那怎么办?自然是要降低自上而下维稳的成本,这时候自下而上的监控方式将是备选方案。怎样的方式对统治者来说成本最低呢?其实经验早就有了,老祖宗的办法——利用人的贪婪和恐惧,让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挞伐。这时候你感受到的将不仅是老大哥在看着你,而是所有人都有可能看着你,简直是朝阳大妈的网络升级版。发动群众,没有成本,连五毛都不用花,是不是很划算?

秦制未曾走远

这些控制社会的具体技术手段可能会不断变化,而其中的方法论就藏在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时代。人们总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但是这句话的前提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下面引用的这番话道出了关键:

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

这段话来自《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的开篇,作者谌旭彬。这本书在墙内有出版,也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此书以”秦制“为主线,梳理了从秦国(朝)开始一直到清朝为止,中央集权帝国的运作的真实逻辑以及各个朝代驭民之术的演化过程。

何为秦制?其最大的特征为以下两点:

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
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当我看到这段文字,我就明白这本书之于当今的意义了。虽然如今没有皇帝也没有贵族,但是一个比皇帝更有能力控制社会方方面面的老大哥还在,官僚系统的权力来源于上面这一逻辑没有变,老大哥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的动机没有变,追求社会原子化的努力没有变,尽可能汲取社会人力物力的目的也没有变,甚至其能力比两千年强千百倍。只要这个体制没有根本的变化,只要权力来源没有根本变化,这些底层逻辑就仍然适用。换句话说,中国人实际上生活在一个披着现代外衣的“秦制国家”中,甚至其驾驭国民的手段更加完善。

看看现如今那些秦制的影子

首先,与承袭秦制的历朝历代一样,为了愚民,往往把真正的历史藏进深宫,当作内部参考,对外则是另一个版本。我们的历史是被严重歪曲的,特别是近代的历史,给人们看的是光鲜亮丽,实际的残酷程度不忍直视。这导致大部分人根本无法总结出真正的历史教训,有的只能是官方希望你接受的虚假的历史教训,结果就是悲剧的一再重演。比如,如果我们可以不加遮掩地认真反思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忙着去看着IP地址抓汉奸了呢?是不是就不会对讲台上的老师一言不合就举报了呢?是不是就不会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呢?如果我们了解了1960年代大饥荒的形成机制,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上海封城造成的饥饿和物资短缺的制度原因了呢?

在秦制的告密文化的基础上,毛左青年的伟大教员又发展出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极致手法。而如今随着IP地址的公开化,互联网上也要发动群众”揪出藏在我们中间的境外势力和汉奸走狗“。实在没有敌人了,平常还要像吸食精神鸦片一样,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之间互相开地图炮,幸灾乐祸,互相诋毁。

还有这次爱国大V们IP地址暴露后的集体翻车,其实也能看到秦制的统治逻辑的影子。商鞅施行新法,不论百姓说好的还是不好的,全部流放边疆。商鞅连赞美的人都不加以保护,他是傻吗?不,统治者其实并不希望你对他进行评价,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因为那意味着评判的权力散落在民间,而这个体制存在的条件就是愚民弱民,思考?不需要的,屁民们先要学会服从。他怎么会因为你大唱爱国赞歌就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呢?又怎么可能在乎你的爱国生意做得好不好呢?他要的不是差评,甚至也不需要自己无法控制的好评,他要的是禁评。至于赞美之声,他想要随时都能得到,不是什么稀缺品。

结语

公布用户IP地址这一手段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控制社会的成本,更准确的来说是为了减少统治者驾驭国民的成本。这个成本并不会凭空消失,而是以剥夺每个人的隐私和自由的方式转嫁到了每一个国民身上。这个手段的原理其实和鼓励民众互相告密是一样的,都是将社会尽量原子化,让人们互相防范,减少发声,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上对政府不利的舆论声量,而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将荡然无存。在这个意义上,如今和秦制时期的中国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爱国大V们误以为只要嘴上爱国就是安全的,仿佛觉得自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可以指点江山,殊不知自己在统治者那里的重要程度仅仅就像是一张厕纸,用完就扔。谁会在乎被冲进下水道的厕纸的感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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