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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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在一个免于恐惧的环境下畅所欲言,且保证一定的讨论质量。尽量不仅仅做就事论事的争论,努力走从现象到概念的思考路径。

武汉做得很烂,河南值得称赞? ——国内的赞扬声反映了什么问题

前几天打开朋友圈,看到的景象不同于以往。以往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的时候,不是大部分人根本不关注,要不就是朋友圈里面那些每天都定时定量转载环球时报等媒体(姑且叫它媒体)的人,在大部分人都不在朋友圈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激动洗地;要不就是一提到香港和台湾就拿出一副恨不得马上就要将香港台湾就地正法的气势表达正确的爱国姿势,自我感觉自己背后有强大的信仰加持。而这次,舆论风向真的批评声居多,不论是平常文章就经常被和谐掉的公众号,还是姿势一般比较“正确”的公众号,大部分还是表达了批评。然而,总是善于发现政府的崇高感和官员行事的优美感的广大粉红群众,是一定会客观中立地捕捉每一个正能量的瞬间的。即使在这次一线医务人员心里一万匹草泥马狂奔的背景下,渲染可歌可泣的白衣天使这一招产生的"边际正能量"递减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从两个角度打出一波强行正能量小高潮。

第一个角度其实让人哭笑不得——赞扬武汉官员出来承认错误(虽然该承认该道歉的都没做到位)是真汉子。对于这一波强行正能量,我选择去年买了个表(QNMLGB)。实在不值得再吐槽了。第二个角度,就是赞扬河南官员行动快行动果断坚决。这个角度嘛,其实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因为这蕴含着以下两个问题:权力的来源不同导致官员行为方式不同的问题,以及,国家紧急状态下的行为的底线的问题。另外,我还想将一点和副标题有点关系的题外话就是在极权主义下每当危机来临人民为什么更倾向于相信“国家”和“人民”这类虚词。


权力的来源不同导致官员行为方式不同的问题

武汉官员和河南官员在行为逻辑上并没有本质不同。

中国官员的行事逻辑,说句通俗的话:向上看,重表现。没有最高指示就瞒着,有了最高指示就蛮干。有人说:台湾的议员表现不是也很夸张吗?然而,台湾是演给民众看,中国大陆是演给上级看。根本原因是权利来源不同。一个行动极端缓慢,一个行动看似雷厉风行,而湖北官员是极端保守,河南官员也同样是极端保守,只不过这次疫情刚好先发生于武汉,后发生在河南罢了。

就像中国大学每个学校每年都有“死亡指标”(一年之内上级允许学校可以死人的人数上限),官员的考核也有所谓的“划杠”问题(出现社会事件或上访案件数量不能超过某个程度,每发生一起就会给官员记上一笔)。对于官员来说,疫情发生的前期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事件”,社会事件的对策就是隐瞒和维稳,只要不闹到中央就不会减分;而当疫情开始在武汉爆发,这时候单纯的社会问题就变成了公共卫生问题,判定官员表现的指标就变成了感染人数。这时,隔壁的河南就开始使劲表现,越夸张越能表现的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同时可以客观上减少感染人数的上升,对于官员来说既给自己加分,又避免给自己减分。

因此,这两者本质上都是力求千万不要出事,千万避免让上级知道坏消息,因为他们的权利来源于“上面”(特别在要有“核心意识”的当下)而不是真正的每一个国民。(注意,为了不和下文搞混,我不用“人民”这两个字)


国家紧急状态下政府行为的底线的问题

在法学方面我不够专业,权当抛砖引玉,特别是欢迎对宪法学有研究的各位补充指正,暂且允许我发表一下自己的浅见。

我的上一篇文章《新闻言论自由能当饭吃吗?不能,但能保命》中,也提到了应该部分借鉴河南省的处理方式。但是,在墙外我看到的并不是一致的赞扬,批评声也很多。比如,针对对待湖北来的车和人进行封堵阻拦的行为只顾自保缺乏人文关怀;宣传和行动简单粗暴,比如给患者门口贴上横幅,侵犯了个人权利;再比如,反应过于激烈,侵害了公民自由等等。说实话,就价值判断而言,我无法给出一个立场鲜明的结论。一个是因为我的专业不是法学,再加上我没有机会深入调查河南的整体情况,只能以国内外媒体上流传出来的消息为基础进行一些主观判断。(哎,怕是又有人要对我说:既然不是专业的就闭嘴!)

实质的紧急状态和假托紧急状态压制言论掩盖事实是不同的。假托紧急状态压制言论的代表,要数台湾延续到80年代的戒严法,想必这里的各位比我熟悉。前者比如面对国内疫情,河南的实质紧急状态,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果断措施(虽然事情性质上没什么可比性,但可以参考河南的简单接地气的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方式,因为与此文无关所以不在这里展开)。客观上仅就当前来看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仅仅跟湖北比),表示理解但不能认同。但即使真的在形式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几条原则还是要恪守的。

·不能以“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为理由,给患者造成永久性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损伤。

·不能用紧急状态为借口,动员国家机器从源头上封锁疫情。

·不能在有能力救治的情况下,对湖北人见死不救甚至驱赶。


在极权主义下,每当危机来临人民为什么更倾向于相信“国家”“人民”这类虚词

在消息不透明的当前,大众是如何判断事态严重性的呢?

——以政府行动为依据,猜呗!

在不知道所谓内部消息的情况下,就只能从政府的行动上去推断。这是传言与谣言的发端。比如,在大众无法掌握全面真实消息的时候,有人看到了武汉封城了,而当时非典都没有封城,因此判断事态比非典还要严重。这时候粉红洗地会愤怒地质问(又是脱离了信息故意被隐瞒这个前提进行的看似科学的灵魂拷问):你有数据吗,你调查了吗,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想说:你以为他不想有数据?你以为他喜欢捕风捉影?

而政府当然知道人民会以政府的行动来推断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更加掩饰自己的行动。这样一来,恐慌和混乱就产生了,而且持续产生,大家不知道该信谁,觉得失去了依靠,而只有政府掌握着国民的命运。此时就是政府出来扮演“神”的使者的角色的时候了。宣传机器就会出来说:“别吵了别吵了,你看看你们看了那么多谣言,哪一个是真的啊,能有什么用啊,你心情舒畅了吗,还是要多看好的一面嘛,要相信“人民”!相信国家!”在这一语境下,“人民”这个虚构的概念就相当于神,而政府就相当于神的使者(这里无意冒犯宗教人士),一边操纵着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器,一边告诉你这是“人民”的旨意。在无助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为了生活过得去,总要试图说服自己:“对啊!我就是人民啊,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马上给自己封了神,感觉自己崇高起来,心里的那一点点不对劲也可以暂时被说服了,马上扛过宣传机构的大旗反而开始唱赞歌,这个赞歌恐怕是唱给自己听的,告诉自己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人民”的使者,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总结

简单来说,河南官方的行为完全没有到达值得表扬的程度。从官员动机上来看,毫无赞扬的必要;从治理手段来讲,简单粗暴忽视人权,可以理解但不能认同;从结果来看,虽然,病例比湖北少很多,但患病人数依然排在全国前列。

出现疯狂表扬河南官员的现象,只不过是有人需要这样一个正面典型来缓解和转移社会压力以及捞政治资本,而自大且无助的国民,正好需要这样一个“正面”典型来说服自己天天被打脸是错觉而已,而这种“对比赞扬”现象不过是两者一拍即合的结果罢了。

本来写到这里就算写完了,但是发现国内已经有人开始批评大张旗鼓赞扬河南官员的文章了,索性把链接附在下面。作者是资深记者,写的不错,有凭有据,,不像我这个不入流的一年也写不了一篇文章的人那么不严谨。

《守望相助,警惕“硬核防疫”里的低级红、高级黑》

https://mp.weixin.qq.com/s/gUoorQcwKn3HmxKd5HDqOw

哦,对了,如果被404了,可以留言,我再转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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