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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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在一个免于恐惧的环境下畅所欲言,且保证一定的讨论质量。尽量不仅仅做就事论事的争论,努力走从现象到概念的思考路径。

新闻言论自由能当饭吃吗?不能,但能保命。 ——一个中国大陆人对武汉肺炎事件的一点看法

(编辑过)

这个年相信中国大陆的各位都没过好,虽然有人指示了一定要让人民群众过个好年。这个年可以过不好,还有下一个,但因为有些话没有说,可就会导致有些人就没有下一个年可过。我是第一次在matters上面写东西,注册之后其实并没有经常看,但是这次,我真的不知道想说的话要发在哪里,就索性先发在这。

经过了SARS,中国医学技术可能进步了,但是对待疫情的决策并没有什么长进。其实,对这次肺炎疫情的处理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几乎所有社会事件的处理方法都非常类似,武汉官员只不过和其他的地方甚至和中央一样走了一个维稳标准流程而已。会每次都隐瞒真相,只不过这次病毒不像人可那么轻易地被维稳。


一旦新闻报导不充分,只有所谓的官方权威报导,往往谣言就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

还记得武汉那被抓起来的8个所谓“造谣者”吗?疫情刚开始马上就有官媒引领舆论:“跟非典的时候比我们透明多了,我们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真是那么透明吗?截止到我写文章为止,当前情况是人祸的成分比非典时期更甚。与其到时候给牺牲的医务人员按上“白衣天使”的名号让大家感动,不如从开始就让人说真话,让媒体说真话,不用等什么所谓权威发布,快点行动而不是快点抓人,是不是可以少一些牺牲?

有人說:造谣就該抓!

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正是言论自由显现出它的用途的时候。人们不仅有说真话的权利(这一点往往都办不到),还有说错话的权利。虽然,这在海外的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常识了,但是对于国内大部分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言论自由的时候,首先的反应就是“停停停,别整那些虚的,能当饭吃吗”,碰见所谓造谣者也不管人家是在什么场合下“造谣",一律说”该抓,谁让你们制造恐慌,你们就是像把中国搞乱”

被抓的这些所谓造谣者他们是不是英雄我不知道,问题不在于他们是不是造谣了,而是为啥造谣有市场?如果大家相信所谓权威的话出来辟谣就够了吧,有必要抓起来还全网通告?在没弄清楚问题之前是应该把问题想的更严重点还是应该先去抓人然后告诉大家没事没事然后等问题严重了再封城?早就开始人传人了,这边还说没有证据可以人传人,最后实在不行了才通报,还说已经很透明?谣言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要看是什么谣言,谣言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场合,这种谣言客观上起到了预警的效果,这不是该不该传谣的问题,谣言是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在于你怎么应对。

而且,从根本上说,政府也并不一定做出比大众更正确的决定,在谁都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凭什么说人家一定是错的呢?确实,他们可能没有根据,只是出于自己的常识做的判断,但是把他们抓起来之后,谁还敢说话,说错话就是造谣,结果大家就等权威发布,坐等疫情扩大。


有人说:“不能批评,批评是扰乱军心,事已至此我们要有大局观“

引用一句大陆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对这件事的评论:乱军心该死,那贻误军机算不算该死?算有人会说谣言引起的恐慌可能破坏力更大,但是我不禁要问,恐慌是由谣言造成的还是由隐瞒实情造成的?谣言造成的恐慌是一时的,隐瞒事实导致大家发现现实情况与宣传之间的差距才是持续造成恐慌的罪魁祸首。你告诉我可防可控,结果爆满排队就医,甚至被迫在家隔离;你告诉我反应迅速准备充分,结果还没准备好就封城了。甚至再黑暗地脑补一下,患者在无法保证自己是被当作人民还是被当作疫情处理的时候,他能不慌吗?这是谣言的错,还是隐瞒实情的错?


我经历过非典,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疫情的发生是人祸大于天灾,也不知道同样发现疫情的越南和我们的疫情规模差别有那么大,再对比这次,我真无法认同那些舔着个B脸给国家排忧解难飞盘侠,你们要是再拿台湾禁运口罩来转移大家视线煽动仇恨,要是再拿给医护人员按上”白衣天使“的光环让他们当炮灰,再沾着他们的血喂我们人血馒头丧事喜办,我就只能说一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c n m b)。


有人说“美国流感不也死了6000人?”,有人说:“你看,政府不是在很快地行动吗,看看医院建的多快”

每当出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两种典型的舆论引导。说实话,因为此类言论网评员小粉红已经用的太多了,我个人把这两种言论也干脆做成比喻。

第一种言论好比是,你说他饭里有屎,他说:你看那个谁谁谁的厕所里比我饭里的屎多多了。这种言论想的出来的结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他们的对比往往是在两种前提或者两种标准下进行的。你要反驳他们,他们还会说你“双标”(双重标准)。

第二种言论好比是,你说他饭里有屎,他跟你说:你看我碗里面的饭总比屎多吧?!。对于这种言论,我只想反问一句“那么这碗饭你还能吃吗?”



·讲点比较理想但根本性的问题

个人人为,社会大众至少是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必须认识到三个的问题,才有可能打破这种一次又一次的循环。

1.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这个我觉得不必我多说,弥尔的《论自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宪法里也规定了。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中国大陆人对于言论自由有很大的误解。有的人压根就对言论自由没有认识,比如我爷爷那辈人,常常告诉后辈不要乱说话;再就是以共青团中央为基地的小粉红式的反所谓”西方的言论自由观念“,只要他们把概念加上”西方“两个字,就可以把几乎任何概念完全”批倒批臭“,比如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到了他们嘴里,全都成了贬义词;还有就是有的人人为要保护说真话的人,那如果当前不知道这个人说的是真是假呢?如果这个人说的是假话但是不是故意的呢?或者是事情本身无法完全弄清楚是真是假呢?他们误区在于他们保护的是”真话“,而真正我们应该保护的是”说话“。至于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确实可以再讨论,大陆法学家张千帆所著的《宪政原理》中讲到言论自由的部分可以作为参考。


2.“皇帝是好皇帝,都是下面官的错”,这一误区必须被打破

这个体制整体的思维方式是高度一致的,特别是在集权主义加强的今天。有这样的体制就会有这样的领导,有这样的领导就会有这样的官员。很多人也许并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多年来体制问题被说烂了,以至于很多人听到批评体制,就会对这种批评有下意识的厌恶,因为批评了也没什么用。认识到有效的制度不一定可以完美防控疫情,但是如果在现有制度下,天灾变人祸然后丧事喜办的这种标准处理方式就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一个有效的制度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3.天下乌鸦并不是一般黑

有对比才有鉴别,而对比必须来源于真实全面的信息,乌鸦是不是都是黑的,如果是,黑的程度有没有不同,这些问题不是一句:”国内国外都一样“就能搪塞过去的。有的人总说中国人民智未开,辨别真实消息的能力欠佳,所以还是必须听权威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混淆了实然应然。确实,现阶段中国人确实可能素质还不足,但是判断力的加强不是在封闭温室里喂大的,而是在一次有一次的社会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我们首先要确认我们的国民应该有更高的判断是非的能力,再基于现状慢慢创造锻炼判断能力的环境,而不是把现状当成裹足不前的借口。方法总是有的,就看你你愿不愿意改变,要改变现状就要先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先从怀疑那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开始。


说点眼下比较实际的吧

·预测模型比官方数字可信

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被纳入统计。首先,各级官员主观上不希望统计出那么多人数,客观上,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封城,医院的容纳程度有限,无法全面统计。因此,我认为不仅要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更要及时发布疫情预测,因为基于传染病学的预测往往比所谓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数字更接近现有情况。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可以部分借鉴河南省的应对方式

其实河南省是在不能单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实质上进入了紧急状态。手段确实简单粗暴,比如封路,封门,堵路但是至少从可以得知的消息来看,目前来看确实防空效果比湖北省强很多。虽然我并不赞同这种粗暴简单的做法,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这确实是一个相对可行,官员又相对熟悉的应对方式。对此我虽然不会去大加赞扬,但是至少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有限允许非常行动。(当然是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


·允许个人和媒体对于疫情的独立报道发布

比如陈秋实律师那样的个人,以及自媒体记者等等可以不仅仅从数字上来发布消息,而是将一些一线人员的工作状况,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如实地反映出来。这时候在本来公共资源就有限的情况下,再将经历花在维稳上,不仅会削弱防控疫情的效率,而且还会有损于社会大众对于事态严重性的直观认识。


最后,想说点比较担心的事,也可能是多虑,只是希望不要成为现实

第一,湖北的官员破罐子破摔,继续不作为或继续乱作为。

第二,武汉会像当时的新疆一样,全面断网限制一切信息的自由流动,限制一切试图进入武汉甚至湖北的人员

第三,会对患者进行非人道的应急处理措施(具体是什么我不能不负责任地妄加猜测),进行强制隔离或鼓励病患在家隔离,却是不提供医疗救助。


希望这些最坏的结果不要发生,最后的最后,还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希望大家在家隔离或在家待着的时候,可以多思考一些。红黄蓝事件,你可以说我孩子不在红黄蓝幼儿园;北京驱离低端人口,你可以说你不是低端人口,也不在北京;等等此类社会事件你都可以找一万个理由说服自己与我无关,也可以用无数条的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的贴文告诉说服自己接受这些荒谬的言论。但是这次,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借口能够说服你这事儿和你无关,还有什么理由让你发自内心地可以在B站的共青团中央的视频上刷出弹幕”这盛世如你所愿“,问问自己,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真的该变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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