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治的断想

这学期给一门讲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课做助教，第二次上课的时候，说到了毛时代的集体化、大跃进、文革的记忆，顺着这条路线，顺带看了纪录片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 Mao’s Years这部纪录片的前60分钟，又看了张艺谋的《活着》。纪录片里说到饥荒中死去了30million people（三千万）人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某位教我们新闻史的教授，在讲到饥荒这个桥段的时候颇为敢讲，援引了一些在香港得以出版、在内地还是禁书的历史著作。可惜如今就在不久前，还听说了母校校章被更改得更“红”，以至于学生集结在食堂唱校歌以示抗议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想通过为什么要“入党”，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当时处在一所怎么说也算是鼓励独立思考的高校，身边也并没有人能够给我解释这件事。也或许那时候的自己太不成熟，所以没有能够遇到可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我只记得当时学院里开党会，每次身边的人都上台去说一些不知所云、自己也知道不是真的、但还是不得不这样去说的一些话。我当时没有什么很多的思想，现在可能也是，但偏偏就一直是个诚实而较真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虚假或莫名其妙的形式，于是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昨天和一个朋友对话，说到近日国内外的一些时局，我说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从读历史、读马克思和其他社科理论中想通的，就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本来也行不通，一个包含了某种统一规划的动作和线性时间的乌托邦梦想，注定要导致某种形式的暴力。在这个时代，再去寄希望于一种或左或右的政治，是没有出路的。在政治的领域里，意识形态的斗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事实上，这样的争论还是一个旧世界里，国际关系以竞争为主导、通过殖民发达了的国家对后发却也想拼命“发展”的国家压制，而后者则以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或是宣传自己的制度优势以还击。

这样的政治没有美感可言，也看不见未来。所谓“民主”，如果是一个抽象概念，并且要求它放之四海皆准，必然导向另一种形式的暴力。是到了全世界一起重新思考“政治”和重新定义“民主”的时候了。一种走向后现代的、生态的、不仅限于“人”的政治，一种能够应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政治，一种能够包容多样性而不是要求同一性和均质化的政治。现代的民族国家建立的根基似乎是政治的最糟糕状态，比如战争（即人和人之间的最糟状态）。但我们的生活在大多数时候却不在这样的最糟糕状态里。此外，还有大量并非因为“人”而导致的糟糕状态，比如瘟疫、飓风、海啸等例外状态。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我正在想的是，除了造作了一堆乌烟瘴气的意识形态之争之外，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在这些状态里的表现究竟怎么样？我们对政治的讨论，是不是还要继续固着在哪个固定的“体制”更好，这样的框架下？在这些例外状态存在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或者机制出现来组织众人的应对，情况可能也不会好。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口数量巨大的地方，而大城市在这些例外状态里的表现尤其堪忧。

顺着这条线路，还是会绕到如今以一条启蒙-工业化-城市化来定义的“发展”是不是终究是一种畸形发展的问题上。而民族国家的政治，不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如何、以及是否还能够作为这个世界运行的基础？它在应对例外状态里的局限在哪里？在平日里，它的功能和界限又在哪？

Brian Massumi在一次题为Ideology and Escape的访谈中，说到过政治和自由。他写道，也许没有纯粹自由的状态可以“回归”，但无论何种体制（比如资本主义），在实际中（而非理论上），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关系网络中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浮现，总可以给我们一定程度的自由。不管是Massumi还是Latour （拉图尔），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家都揭示出了思考的时候，理论和实际的差距，以及要求同一的理论的暴力，即使这种同一是为了某种集体的政治行动和所谓的“乌托邦”。从把现实视作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理论开始，我们能够从非左即右，非专制即民主的政治中找到一条出逃的路线和一种解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差异开放、不含有要求同一的暴力。

我们并不知道，不知道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的，但至少我们知道不会有那样一个抽象的、放之四海皆准、还能应对所有情况的政治理论。我们并不知道世界现在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组织成型，但至少，我们知道包括了病毒、动植物在内的“非人”，如今已经必须是我们“政治”考量的一部分。

可不可能有一种基于具体问题和情况的政治。它使得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变得不再重要，而使得潜逃、创造和协作出一个新世界变得重要。比如我现在能在这里写作，就是一种潜逃，是一个由人和非人的技术而成就的新世界。

即使这个新世界，如Massumi所说，其实始终存在着，始终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始终都在以它们的“非规则”定义着既有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