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尧: 中共减贫模式输出的B面

北京时间4月6日，中国官方对外披露了一份洋洋洒洒3万多字的白皮书《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解释了中共自1949年以来为消除中国贫困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自2013年实施的精准扶贫计划，8年内投入各级财政专项资金1.6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扶贫贷款9.2万亿元人民币完成了9,899万多人的脱贫任务。

当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总结这次工程浩大的扶贫计划，称“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为人类减贫提出了中国建议中国方案”。显然，在北京看来，自1978年以来，世界减贫目标中70%由中国减贫计划来实现，因此北京认为这一功绩应该受到世界的承认和肯定。

当然，北京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其最终的目的乃是将中国减贫的成功实践经验作为“中国方案”甚至官方所宣称的“中国之治”的一部分，成为对外输出政治软实力的重要部分。而在以往，这种大胆的对外输出是难以想象的。

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左倾思想泛滥之下，北京的对外革命输出曾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直到邓小平主政后这一错误路线得到纠正。而这种“改变”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带来改变。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北京心无旁骛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奉行“看多说少，闷声发大财”的原则，直到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21世纪，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在全球大热。这在当时基本被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至多加上一层威权统治的内容），不但谈不上对外输出，连其存在与否都是存疑的。彼时，尽管中国国内也逐渐出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争论，但中国官方基本在胡锦涛时期对“中国模式”保持低调，从来不认为当时是中国对外输出“模式”的时机。“韬光养晦”不仅仅是心态上策略上的选择，也被视为是合乎中国现实和发展阶段的。

不过，近年北京越来越难以遏制自己的雄心。2014年3月，习近平在柏林发表演讲并公开表明态度，“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无论是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地区事务，还是在气候变化问题和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等全球问题上，中国的姿态都极为积极。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从抵御风险到实现经济稳步成长，中国的成功的确是难以否认的，不管是不是偶然，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上效率极高。这毫无疑问给予北京以更大的自信——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2016年习近平又增加一个“文化自信”将其扩展为“四个自信”，正是一种价值体系构建的投射。而后，随着习近平政治实践的拓展，“习近平思想”出现的信号意义更不用提。

其二，相对于来说，欧美世界本身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华关系的深刻调整，的确失分不少，这让外界对传统的西方模式产生了疑问或者困惑，比如在当下所讨论的贫困问题上，为什么按照西方的政经模式操作并没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好的效果。

实际上，在北京看来，时机已经到了。在“东风压倒西方”的预期下，北京的确一改以往的谨小慎微，而在尝试更大胆地介入国际事务，并同那些曾经居高临下的欧美国家争取至少是平起平坐对话的地位。

当然，这种“转变”的过程不会是风平浪静的，而是会伴随着激烈的争吵甚至各种形式的“战争”。3月份，中美在阿拉斯加发生的争吵令人记忆犹新，但这的确算不了什么，更高级的竞争形式可能就是话语权之争。如果北京能够在未来凭借自己的成功，将其转化为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甚至在价值体系、制度观念上摧毁欧美的传统话语权垄断，那么对北京来说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如今，包括在减贫模式领域，北京已在自由、民主、平等等资本主义文明赖以存在的“普世观念”发起了冲锋，在各个领域进行从实践到观念的重新解构和定义。

当然，距离最后“东风压倒西风”的这一天，北京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没人会预见结局，因为没有任何政治观念及其价值体系是一成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