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短评｜疫情之下，我们能做的还有更多

武汉肺炎还在不断蔓延，公开数字以每日近百人的速度上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知。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1月25日凌晨，我国确诊病例达到1975例，其中重症324例，累计死亡56人。不仅中国人担忧，国际社会也担忧，已有超过十个国家出现确诊病例。

和2003年的SARS比起来，我国这一次做得算及时了，但是如果从我们现在的医疗和防疫系统的水准来看，这一次完全可以做到更及时。

首先，从12月初发现首个病例再到全面通告、媒体大面积报道几乎经历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月本应该是动员社会做好防疫的最佳时期。

早在12月8日，武汉就发现了首个病例，可是直到12月31日，《新京报》等主流媒体才开始零星报道“不明原因肺炎”。1月1日，武汉市公安微博称8名第一时间提出警告的“造谣者”已被查处。1月初，媒体陷入沉寂，微博上能搜出来的新闻寥寥无几。1月9日，疾病被确定为由冠状病毒引起，1月11日，出现首个死亡案例。这时，消息才慢慢地重新进入到民众的视野。这一个月，由于体制性阻拦导致媒体采编困难，报道的力度根本不足以让公众认识到此次健康危机，为后面的扩散埋下了隐患。

其次，1月中旬武汉卫生部门表现过度乐观与后来大面积爆发形成鲜明对比，再一次错过了前期防控的黄金时间，还加深了民众的担忧与怀疑。1月14日，武汉卫健委说没有证据证明人传人，1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通知“有限度人传人”，国内还在强调未发现人传人。1月18日，武汉竟然还摆万家宴，可能造成了疫情进一步扩散。

1月19日，武汉称不排除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强调“可防可控”；而同一时间，伦敦帝国理工传染病研究人员给出的估算数据是1700多人已感染，《财新》第一时间发送该消息被强删。竟然还有体制内人士说这时外国在黑中国，难不成人家的国际学术权威都不要了来编造数据吗？现在回头看，这一估算数值还是准确的。当时，“可防可控”相当于给民众吃了定心丸，毫无防护意识地赶着回家过年，增加隐患。

事情出现转折点是在1月20日，中央做出批示，高度重视。紧接着着1月21日，钟南山在央视采访中证实人传人。自1月20日以后，媒体受到的限制一下子小了许多，铺天盖地地开始跟进疫情，普及防护知识。这样的舆论趋势与汶川地震、天津大爆炸之后的稍稍放宽的趋势是一致的，用于舒缓民众情绪。

从发现疫情、做出行动的时间线来看，我们大陆还是慢了一点。对比一下香港，作为吃过SARS苦头的香港反应很及时，在12月31日即肺炎出现端倪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公布已经严阵以待，做好防控工作，这时重要交通枢纽都能看到防疫人员的身影。1月9日，香港媒体已经在普及预防方法以及分析不同口罩的有效性了，足足比大陆早了十来天。

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曝光武汉市在疫情出现苗头的时候采取“冷处理”。然而早在1月23日，《财新》世界说的资深记者Anti在推特上转发了来自疾控中心人员的消息，医学研究人员在不到两周时间里研发了检测试剂并且发放到全国各地，这样的速度已经得到国际性的认可，赢得宝贵的防疫时间，可是这样的成果却让位给了“政治第一”的保密维稳指示。我转发此条信息在QQ空间，直接被封。

而从1月25日开始，民众又可以大声讨论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站出来批评了，“我们有SARS的前车之鉴，本次疫情又与SARS非常相像，这不应该在中国这样现代医学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社会组织能力也很强大的国家里发生。”

他还指出，“新闻媒体的监督功能这几年被被各级和各地方一些与宣传无关但很强势的职能部门削弱了，武汉市有那么多媒体人，但他们没有在卫生系统之外发出自己的警告。当地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较低，武汉市8名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当时被公安约谈，压制了整个舆论力量就新型病毒风险做进一步探讨、持续发出警告的声音。”

这一次大陆媒体中，在现场对疫情全面细致追踪的仅《财新》一家，而同时也在一线的湖北地方媒体却显得比较安静了。

一些体制内治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最担心的是民众的恐慌，恐慌会导致谣言四起，出现混乱。但从我对武汉当地的朋友们以及在武汉一线的记者的追踪了解来看，担忧多多少少是有，但目前还没出现混乱的情况，超市也没有出现哄抢的情况，目前最紧急的问题是医院隔离床位有限、急需医疗物资供给。民间力量也非常给力，都在筹资，该帮就帮。

虽然未经证实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有存在，但是网络上的辟谣科普的传播力量远比谣言更快更有效，比如“较真”辟谣合集。在真相面前，谣言自会不攻自破。

搞地方治理工作的人不应该害怕民意，而是应该相信舆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生态环境一样，舆论也能够自我净化、优胜劣汰。

1月25日，全国30个省份启动一级响应，物资人员纷纷送入武汉支援，在一级响应启动以前民间已经聚集了不少救援力量，这一点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有自我保护与宣传科普，我们也要积极参与监督各个地方的治理，提升与发挥我们的公民素养。我们共同努力，才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如果有发现与武汉相关的潜在携带者（目前有大量武汉人在封城之前逃离）或地方机构不作为的情况，请及时反映（微信已开出疫情督查功能）。

有关部门要对城市周边的农村低收入人口重视起来，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渗透率仅达到60%，一些边缘群体可能接收不到最准确的防疫信息，不少农民工在过完年后还会流入城市，存在扩散隐患，在每一次公共危机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

如果自己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症状，为了家人和周边人的健康着想也先采取自我隔离。请大家及时转发来自可靠证实信源的消息，看到消息不要惊慌，冷静分析消息逻辑是否通顺、来源是否是可靠机构，再做转发。

希望我们能够度过这场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对公民监督力量的考验，也是对各个地方治理能力的考验。

我也希望各位在危机度过之后，不要忘记提醒各个地方反思医疗投入，这是更深层次的长期问题。

世界银行搜集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医疗投入占GDP比重仅达到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甚至比苏丹、也门、海地、越南、缅甸等发展中国家还低。世界卫生组织提倡这一数值不低于5%，但我们仍在这么门口徘徊。

同时，中国地域之间的医疗水平差异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大批武汉人在封城前后赶着逃到上海、杭州、深圳和香港，有逃离的武汉人在微博上喊着“要死也要死在上海”，区域的不平衡也使得在危机时刻资源调动更加困难。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天津的领先医疗水平甚至能赶上美国一些州，而湖北省的医疗水平在34省级行政区里仅位于中等水平。

官方数据显示，武汉作为仅次于深圳的科技城市，在近三年来，地方财政在科技投入上稳步增长，但是医疗投入反而有所下降。这反映出，武汉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公共服务并没有好好地跟上，这也可能与近期地方财政资金有限有关。

希望全中国人民能够众志成城抗击病毒，我们更应该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做出监督，助推改革，让我们的平均医疗投入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在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更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