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生于北京,长于四川,现居美国。66年高中毕业,78年考取北大西方哲学史研究生。79年民主墙运动中发表论言论自由。80年参加竞选,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87年赴美。现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

VOA: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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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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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共产党已故的独裁者和领袖毛泽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续了10年,给中国人民和中共都造成严重的祸害。中共新领袖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做法被重新祭出。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中共将在11月上旬召开其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并提出一份历史决议提及文革问题。但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对文革话题十分羞涩。在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胡平看来,细细分析研究中共当局的这种羞涩可以大大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情和未来走向。


毛泽东生前靠政治运动治国,他统治中国27年的历史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历史。毛死前发动的最后一个大运动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含着许多小运动。千百万中国普通百姓和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深受其害,受害者也包括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毛泽东的两个副手和中国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在毛泽东死后,中共当局一度做出正式的决议,明确声言文革是灾难,是浩劫,必须彻底否定,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这样的灾难和浩劫重演。


然而,自毛泽东的崇拜者、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随着文革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做法被重新祭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文革灾难要重新降临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在认真探讨所谓的文革2.0的模式和进展。


在许多中国人感到忧心忡忡之际,中共当局采取了在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举措,这就是,当局不是向中国公众发出安民告示,要公众不要担心文革那样的灾难会再度降临中国,而是竭尽全力回避文革的话题,甚至避免提及“文革”这个词。


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整齐一律地回避提及文革,中共掌控下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则对中国网民提及文革的言论予以严密的控制或封杀。


于是,有关文革的众多重要话题乃至文革的众多基本事实便成为谜语,甚至文革2.0本身也成为众说纷纭的谜语。成为谜语的话题包括:为什么在中国公众担心灾难性的文革会再度卷土重来之,中共当局的选择不是让公众放心,而是选择闪烁其词或讳莫如深从而让公众更加忧心忡忡?习近平本人及其家人深受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文革之害,这是否会足以促使习近平弃绝文革那样的折腾?


文革的亲历者和多年研究文革的研究者胡平就这些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以下是采访问答记录的第一部分。胡平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共当局现在为什么不肯明确否定文革


金哲问:.现在中国国内外有很多人在议论文革再来的问题。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也在采取许多文革时期的政策,如鼓励年轻人监视和举报家长,老师,公开提出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这样的在文革时期大力宣传的由中共控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口号。但是,在中国民间纷纷议论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是否会再来之际,中共官方媒体对文革问题似乎羞涩,竭力回避提及文革的话题。中共为什么对文革问题这么羞涩?


胡平答: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文革,说法也不一。有人说文革已经卷土重来,也有人说文革不可能重演。有的说要坚决防止文革重演,也有人说欢迎文革再来。还有人说文革其实没有停止过,文革一直在持续。这些说法各有不同,但其实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文革比成一部十集的电视剧,有的人谈的是这两集,有的人谈的是另两集,他们谈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是十集的全版的文革,那是不可能重演的,尤其是其中有些集现在不可能重演。比如说,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级当权派,除了毛主席的“司令部”当中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从上到下各级当权派都被炮轰被火烧。再比如说,群众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办小报,后来甚至拿起枪武斗起来了。这种情况大家认为在今天是不太可能发生了。


在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学大寨”,这些大都不太可能重演。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文革的要害问题是一党专制,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有时候松一些,有时候紧一些。现在大家很多人谈到文革重来,主要是指有一些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以及和个人崇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化党的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重新祭出的老口号)“党是领导一切的”。还有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这些方面。人们谈文革再来,主要是指这些。


从中共本身来说,从现在的中共当局来说,文革这个问题是它非常想禁止,但是它又不好意思公开宣布禁止,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但是它一直努力在禁止。因为文革可以说是中共专制制度的恶性大发作、大爆发。卷入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漫延的范围之广,还有程度之深,那都是史无前例的。


一方面它是中共专制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它又是物极必反。所以,中国人对文革的集体记忆、对文革的反思,必然会导致对中共(专制独裁)制度的否定。反过来说,中共的统治者要想强化个人权力,想当毛泽东式的大独裁者,就必然要从文革中寻找灵感,必然要效仿毛泽东的一些故计。而文革的过来人对这些又记忆犹新,他们发现这一切似曾相识,心想,怎么这又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对文革话题如此羞涩)。在(中国前领袖)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在中国国内对文革的研究和揭露还时有所闻,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对文革想禁止又不可能完全禁止,只能淡化、抹杀它,这种倾向就格外显著。


中共回避文革话题是否与红二代不光彩历史有关


问:关于中共当局,尤其是习近平当局为什么对文革话题如此羞涩,有人认为是因为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疯狂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政治迫害和人身迫害时候,他们都跟小绵羊一样不敢表示不过不满,更不要说抗议;他们没有半点男儿气,不要说为苍生请命,他们连为他们自己的父母说句公道话的勇气都没有,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历史很丑恶,所以不愿意提起文革。这种解释有多少道理?


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红二代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在文革之初,红二代就是秉持(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所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号召成为红卫兵。他们自认为自己血统高贵,曾经一度处于完全的主导地位。在当时的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那时成立的文革委员会(这里要注意不是后来的革委会)几乎都被干部子女垄断。


(学校或其他事业单位)凡是有红二代的地方,那毫无疑问都是由红二代掌权。可是后来他们发现,毛泽东搞文革主要要整治的是当权派,他们的父母也成了受冲击的对象。而他们曾经一度宣扬的血统论,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居然受到了(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并直接领导文革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批判,说那是片面的、错误的、反动的,并给他们按上了反动的罪名。


当时那些(红二代)老红卫兵对此很不服气。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居然被别人说成是反革命,那怎么可能?我们天然是革命的呀。于是,他们当中有些人也去批评中央文革,甚至批评(毛泽东的妻子、在中共最高层公开站出来直接推动和操控文革运动的)江青。他们哪知道中央真敢出狠手,居然就把带头闹事的“联动”分子(注:其骨干是红二代的造反组织,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给抓起来、关起来了。


虽然关的时间不长,后来就放出来了。放的时候,“中央首长”(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都去了,还说“还是自家子弟和孩子嘛,不要不教而诛”等等,就这么把他们放了。但经此打击之后,他们就一蹶不振了。


因为他们回到社会一看,老百姓本来就对他们很反感,现在又失去了毛对他们的支撑,他们就折腾不起来了。过去他们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力量就是因为有毛这么一个后台,当这个后台不买他们的帐,不认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下就消沉下去了。所以说,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风光一时,随后就消沉下去了。


一直到后来群众组织,互相内斗,打内战,搞武斗,再到后来各地方“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了革委会。从省市的革委会到各个大学、中学的革委会都没有红二代了。除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红二代就这样基本上全数出局。因为大独裁者就像过去平民出身的皇帝上位要诛杀功臣一样,他见不得跟他一起打江山的那批人还有势力。他只有打倒贵族,才能强化他的独裁权力。


很多红二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这样吃不开了。他们当初在文革初期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天然要接班的那个架势和企图心就烟消云散了。后来,他们仗着父母的关系可以不上山下乡,可以去当兵(并由此获得一般平民难以得到的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就业职位),后来大学又开始招生而且不必考试,他们又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大学,习近平本人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在某些方面红二代保持了他们所谓干部子弟的特权,比当时的平民子弟处境要优越一些;但他们政治上的勃勃野心在文革期间基本上烟消云散。而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在文革过程中那些敢于站出来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的那批志士仁人,从遇罗克到张志新,还有(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公开站出来号召民众跟毛泽东所支持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作斗争的、被中共媒体称作)“小平头”们,那都是以平民子弟为主,很少见到高干子弟,包括红二代。


所以红二代后来的表现很难让人予以好评。他们在文革运动初期的恶劣表现也使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比较消沉的状态。后来,美国纪录片制片人卡玛拍过一部关于文革的电影叫做《八九点钟的太阳》,其中采访到了宋彬彬这样的(来自红二代的)老红卫兵(注:宋在毛泽东1968年8月18日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时候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当场给她改名为宋要武),而在而画面中的他们脸都是摭住的。


他们现在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并认出他们来,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改了名字。宋后来也不叫宋要武了,也不叫宋彬彬了,改改名叫宋岩。大名鼎鼎的(联动精神领袖)谭力夫在文革之后成了故宫博物院的中共党委书记,但他也改了名字。因为他们在文革运动初期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太深,对他们来说不是件光彩的事情。红二代在文革时期所经历的就是这种过山车式的经历。


习本人身受文革之害是否足以使他弃绝文革


问:中共先前一度做出正式决议彻底否定的文革。有人说,中共当今的领袖习近平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因为文革也给他的家人和他本人造成的危害,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


答:这种说法靠不住,俗话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当媳妇的时候对婆婆可以很不满,可是在自己变成了婆婆时,有的婆婆就要改革,弃旧重新,但有些人当了婆婆之后就要把她原先所痛恨的婆婆的做法用来对付自己的媳妇。


因为地位变了,人的想法也就变了,可能变得跟过去的专制者一样,尽管他过去也吃够了那些苦头。这要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不一定都一样。


我们可以断言,习近平本人的思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定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很重大的变化。就像当年(典型的红二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后来被习近平判处无期徒刑的)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运动,有人就问他,你怎么又搞(当年把你老爹害得很惨的)毛泽东那一套呢?薄熙来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才行。”


薄熙来说他想来想去,就说明他的思想是有反复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觉得必须要走毛泽东道路的,只是后来经过多少次反复之后才觉得要这么做,我想,习近平也是一样。只是薄熙来或习近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想来想去的,你原来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想的,这一切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这一切显然是跟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相信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习近平未必就想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1989年中共当局出动军队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的)六四事件的发生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四之后紧接着的那几年他们的想法跟现在也还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的。习近平现在在思想上就像薄熙来一样,尽管他个人、他父母在文革中挨了毛泽东那么多的整,他们对毛泽东仍然有个人性的仇恨,但是他们很欣赏,也愿意效仿毛泽东那套权术、统治术,以及毛的所谓理念。这个问题就应当这么来看。


对失控的担心是否足以使习三思


问:现在还有人提出习近平习近平之所以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是因为习近平无意看到他统治下的中国再发生文革期间发生的那种难以控制和收拾的动乱。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很言之成理。这种说法真有道理吗?有多少道理?


答:当然是有些道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文革中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级当权派,群众自己搞起组织,甚至搞起武斗,拿起枪来了。这些戏码是习近平绝对不愿意搞的,这应当是很清楚的。


我们说他的一些做法跟文革有一拼,主要是指他搞个人崇拜那一套,要强化个人权力,以各种名义。当然在文革时期,毛是以反修正主义的名义,而现在习近平是以反腐败为名,以这个来清除异己,来加强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控制。主要是在这一点上,人们说他又再搞文革。


问:我在这儿想追问一句。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人,他生前统治中国一度确实是把中国控制得很厉害,以至于很多的老人说:毛泽东是很厉害,你看他搞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他哪一次都把局面控制得很好。但是谁也没想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后在文革的时候弄得全国失控了,以至于他最后自己说:文化革命已经搞了八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这等于他间接地承认文革在他手中失控了。我想问,习近平的控制能力能比毛泽东还强吗?他不想失控难道就真不会失控吗?


答:习近平跟毛泽东相比,控制能力当然不一样,习近平的控制力还比不上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他不会像毛泽东一样,要发动群众,要天下大乱(“由大乱走向大治”)。他还是要运用传统的中共党的组织和专政的工具来自上而下的搞运动。


他这一套跟毛泽东的不一样。这种做法相对而言比较好控制。但与此同时,毕竟他折腾了这么多事情,也可以说是在党内党外,在社会上,在体制内都树敌无数。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有多强的控制力,最后结果如何,那还是大可怀疑的。


(二)


中国共产党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祸害中国10年之后,中国公众和中共一度达成一个看似很强大的共识,这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祸害在中国重演了。在11月即将召开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将提出它自成立以来第三份所谓的“历史决议”,据信文革问题将在其中被提及。然而,在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胡平看来,只要中共专制独裁制度不变,这种看似强大的共识就可以被一风吹,因为中共的新独裁者可以跟老独裁者一样有权任性,不把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放在眼里。


胡平认为,中共的新领袖和独裁者习近平如今提出的许多口号、推行的许多措施令许多中国人担心文革再度降临祸害中国,而习近平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独裁者地位并得以倒行逆施,推行其独裁者的种种举措,一方面是他从小接受的是独裁专制有理的有毒教育的必然,一方面也是得益于一些历史的偶然。


自文革1976年正式结束以来,中共当局曾经信誓旦旦地声言绝对不准许文革那样的灾难和浩劫在此降临中国,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确保消除文革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其中包括禁止个人崇拜,取消最高领导人任期终身制。然而,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这些中共一度大力宣扬的改革共识和成果已经变成了不能公开提出的禁忌。


文革的亲历者和多年研究文革的研究者胡平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分析和解读。在中共当局公开号召学生检举揭发教师使教师噤若寒蝉不敢认真传授知识、使众多学生哀叹无法从学校教育中获取由自由的思想碰撞的来的真知之际,胡平也谈了在文革期间和之前中国正常的教育被中断的年代他的自学经验。


以下是采访问答记录的第二部分。胡平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金哲问: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曾经以“不折腾”作为中共的执政方针。但许多人认为,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折腾,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各个领域折腾不断,现在更是要进行文革规模的折腾。因此,文革2.0成为众人议论纷纷的话题。有人认为他折腾是他精明,有人认为他是犯傻,还有人认为他是发疯。你认为习近平为什么要折腾?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习近平不得不折腾?


胡平答: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如此折腾,也是得益于一些客观的因素给他提供了方便。他的前任江泽民在台上的时候,中国(仍然很有权力、很有影响力的)元老还在。因此,在元老在世的时候,他的权力非常有限。元老去世之后他一家独大了。可是他下面有一个元老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的权力依然是比较有限,放不开。


而胡锦涛执政十年一直是有江泽民这个婆婆在后面盯着,自然谈不上有绝对权力。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两派元老的势力相互抵消,就使得他的权力变得空前的大。很多人厌恶胡锦涛时代的所谓“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当时上头有这么一个共识,这就是,应该加强中共总书记的权力。


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刚上台没有施展什么权术,没有干任何事情,他就可以成立一大堆小组,把国务院和其他一系列政府机构的权力架空,让自己成为各个小组的组长。所以从一开始上头就有共识要加强他这个位置的权力,他就这样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再加上出现了偶然的事件,一个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前心腹)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拖下了薄熙来这个非常强劲的对手。然后再扯出了(中共政法王)周永康,还有(胡锦涛的前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离奇死亡,使得胡锦涛那方面的一支很重要的势力削弱了。这就给习近平以反腐败为由清除异己大开方便之门。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就使原来的元老势力进一步削弱,使习近平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是江和胡不能想像的权力,这当然会刺激、唤起他的野心,那他就想折腾一下,就想有所作为,就想大展鸿图。所以他就搞了这么多事情。


当然习近平能这么折腾也是吃了江胡时代所留下的红利。中国能折腾成现在这个样子,说到底最主要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经济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这个发展显然是来自邓、江、胡时代的积累,他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他一上来,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坐二望一了,这都会使他想:我的权力可以更大。这一切都是促使他以为他可以折腾的客观因素。


这种局面本身就会刺激他的野心,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要给整个社会留下自己的印记。于是,他就这也折腾,那也折腾,再加上他在很多方面又无知又莽撞,再加上现行的中国共体制经过这么多年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清洗、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之后,整体来说是特别地软弱,特别地柔弱,所以对最高领导人的胡做非为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了。


他就可以这么折腾,他就这么搞成了。不过暗藏的危机还是存在的。但到目前为止,他可以折腾得这么凶,而且他还想继续折腾下去。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好看。


问:你经历过文革,又对文革有过多年的研究。在你看来,目前中国国内外有关文革的言说有什么明显的盲区?我这个问题应当分成两个。第一个是,截至目前中国官方有关文革的言说的盲区是什么?


答:应该说四十多年来是有变化的,过去在邓、江、胡时代,官方讲到文革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总是要提到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的过份集中是个严重的弊病,因此就把实行集体领导,规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任期限制当作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现在他(习近平当局)就不提这件事了。因为习近平又把这些东西废掉了。过去还讲要党政分开,现在也不提了。


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所谓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在很多重大方面,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分明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


你现在硬要把这两个时期统一起来,缩小这两者间的距离,那可以想象该是多么荒唐。一方面,毛时代已经是历史的事实没法改,那就只能改变现在。所以现在他要开倒车,让现在的若干方面变得比较像过去。另一方面,过去的很多事情摆在那儿,实在是太糟糕,他就想要掩饰。


现在当局就要是淡化对文革的研究,淡化对文革的讨论。所以这不是一个盲区的问题。在邓、江、胡时代,国人对文革的研究还是颇有些进展的,尽管受到了若干限制,还有很多人不得不打擦边球,很多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哪怕是人在国内,也是借助海外的媒体。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整个文化革命的研究和叙述基本上都陷于停顿。所以这个不是盲点的问题,根本就是个禁区的问题。


问:在中国民间尤其是现在,有关文革的言说的明显的盲区是什么?


答:大体来说,一个是就历史事实而言,现在很多重大事实还没弄清楚。当然,这在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无奈,因为很多机密还没有解密;甚至还有一些机密材料已经被销毁,你永远也找不到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解释方面还有不足,很多重要的问题还不能给出很圆满的解释。


另外,从今天看来,我觉得国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或说一个盲点是,你站在今天回顾四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有时候你一不小心就会把那段历史看成是一条直线,好象现在的一切都是从五十年前一路走下来的。就拿红二代掌权来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在文革初期红二代的摆出了掌权的架势,后来他们那副架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中国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才走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作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终于掌握了大权。于是,人们就容易错把红二代掌权这件事看成是成五十年前就定下来的一条路,中国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他们忘记了中国在此期间经过了好几次重大转折。像一九八九年那样的转折,六四那种转折。


今天的情况是拐了好几个大弯才出现的,早跟文革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了。只是拐到今天,居然好像跟五十年前的方向有点一致了。人们于是就容易错以为今天和当年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把历史的轨迹简单化。这是我们在今天看文革的时候特别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问:从历史、政治学、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文革都是及其重大的重大事件。文革开始以来到现在,中国国外和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的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


答:过去有一种说法是,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这种说法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的文革研究中国人已经比西方人更好。但是西方人的研究因为有言论自由,另外他们有很好学术训练,能从先前国人想象不到的一些角度、理念、架构来探讨中国的问题。


以前的西方人确实比中国的研究者高明,但是西方人最大的缺陷是,他们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在发掘新资料方面,永远只能靠中国人提供给他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有自然的长处,再加上这么多年的交流,包括很多人到海外,到西方来,而西方的学术界跟中国也有很多的交流,因此也扩大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分析框架。所以,中国人的研究成果现在已经相当可观。


不过大多数的研究,哪怕研究者是中国大陆人,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是在中国大陆之外。毕竟在中国大陆内部他们还不能对文革进行充分的、开放的讨论。因此研究得出的各种各样的见解、一些事实没有一个相互碰撞、切磋的机会,所以就显得很散漫、缺乏提练、升华。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学者研究文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你在文革前被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但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你越过本科生直接报考研究生并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十年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之一。现在有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抱怨说,因为文革的威胁导致很多教师害怕被检举诬告,不敢好好讲课,许多学生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对这样的学生和家长,你作为过来人现在有什么话要说?


答:当然我觉得自学和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当时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包括下乡当知青、回城当临时工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自学。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学完全没有什么功利性的目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高考这么回事,也不存在凭职称的问题。


那个时候你要学自然科学知识相对还要好一点。而文革的时候就有人说,中国一定会出现知识荒;一个国家要搞建设,那科学技术总还是需要的。毛泽东本人后来也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当时就有很从人自修理工科,包括钻研无线电、搞点半导体的研究,还有人攻外语。这些都是除了好奇心、求知欲之外的一种可以预期的功利性的考虑,这也是无可非议的。


我当时除了这种兴趣之外,更大的兴趣还是关注哲学,这主要是出于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么恶劣,要求得一种理解,而且也希望它能有所改变,我就是出于这么一种动机去学习的。当时根本就没能想到后来会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文科也可以开放了,学习西方的那套东西还变得更吃香了,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但当时我们学习的时候并不是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时的学习是出于更纯粹的求知欲,是出于希望解答、理解有关人生、社会、我们的世界的那些最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么一种动机。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一个人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兴趣,对这些问题都应当有所涉猎。这对获得一个好的人生,好的社会、好的国家,对人类的进步都是相当重要的。


2021/1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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