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生于北京,长于四川,现居美国。66年高中毕业,78年考取北大西方哲学史研究生。79年民主墙运动中发表论言论自由。80年参加竞选,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87年赴美。现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

司马璐为何脱离共产党? ——读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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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名言(这句名言有好几种版本)说:20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良心,30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头脑。司马璐不到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不到30岁就离开了共产党。司马璐正是这句名言的例证。

司马璐为何脱离共产党?

——读司马璐《斗争十八年》

胡平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3月28日于纽约逝世,享年102岁。司马璐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这里我谈谈他那本《斗争十八年》。

有句名言(这句名言有好几种版本)说:20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良心,30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头脑。

司马璐不到20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不到30岁就离开了共产党。司马璐正是这句名言的例证。

那么,司马璐是怎样完成这个转变的呢?司马璐为何早早地就脱离了共产党呢?他的《斗争十八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司马璐出生于1919年,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脱离中共,1949年离开大陆去香港。1952年,司马璐在香港出版了《斗争十八年》。在序言里,司马璐写到:“从1935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

在《斗争十八年》里,司马璐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延安:表面上标榜平等,实际上等级森严;共产党号称为人民服务,自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实际上延安的老乡们一提起共产党就很反感,如此等等。《斗争十八年》讲到很多故事,令人感慨,启人深思。这里我只讲三件事。

1、残酷的清洗

斯大林说过: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奉组织之命到安徽展开地下工作。他的顶头上司叫柳英,人称“老头子”。有一次,“老头子”向司马璐讲述了当年江西苏区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这就怪了,既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怎么还说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呢?“老头子”居然有他的一套说法。

“老头子”说,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那么你这种人就该杀,因为这说明你意志薄弱,容易动摇,要是给敌人抓去,一定当叛徒,所以该杀。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党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也该杀。这说明你对党的忠诚不够,你这种人很容易叛党,所以也该杀。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老头子”补充说,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

“老头子”满口杀杀杀,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司马璐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

最后,“老头子”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老头子”讲起自己被审查的情景:“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头子”讲得眉飞色舞,司马璐听得毛骨悚然。司马璐写到,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组织生活已经厌倦了。经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原来那份圣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吹去大半。

2、卑鄙的杀人灭口

《斗争十八年》还讲到一件事。那时,司马璐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来到重庆。一天下午,司马璐坐在茶室饮茶,巧遇在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的同学陈健民。陈健民知道司马璐已经脱党后,告诉了他一个骇人的故事。

陈健民来自昆明,本是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身体结实、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才知道,原来是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殊不知这家公司有“云南王”龙云的三公子的股份,龙云闻讯大怒,追缉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到这时,陈健民才恍然大悟,党命令他杀李毓兹,原来是为了灭口!陈健民把自己的“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则提了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

陈健民对司马璐说:“我现在真的对政治完全灰心了。”“这一行真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妈的,什么革命。”

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革命。一个标榜高调的理想主义,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者的共产党,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因此共产党就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在最美好的旗帜下,共产党就做起了最恶劣的坏事;在建立人间天堂的名义下,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3、不完美的社会与言论自由

想当年,有不少国统区的青年,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投奔延安。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在延安遭受到种种猜疑与迫害,也对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反感。但是脱离延安的人却并不多。一个原因是他们仍然无法挣脱共产主义理念那个精神牢笼的束缚,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给自己脱离延安,重新回到他们曾经与之决裂的国统区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那么,司马璐是怎样解释他的回归呢?

司马璐写到:“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叨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

司马璐记叙了他和一位国民党的朋友郭春涛的对话。

司马璐说:“无疑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丑恶之间,我倒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还可爱得多了,因为它至少还有一半的光明面。”

“你说的光明面指的是什么?”郭春涛问。

司马璐说:“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空气是不必化钱买的。而在另一个共产党的小天地中,连空气也被专有和统制起来了。”

郭春涛沉着脸,半天没有回答司马璐的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司马璐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么,更多的自由,这个政府一点自由也没有给我们,这完全是个独裁的政府。”郭春涛激怒的说。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司马璐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郭春涛微笑的点了点头,好像还同意司马璐的说法,又听司马璐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这段对话很值得玩味。正如司马璐在序言里所说:“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这使人想起储安平那句名言——”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与‘无’的问题了。”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出版了那本《新阶级》之后,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不完美的社会》。在我看来,这部《不完美的社会》更重要。吉拉斯在书中指出,以为社会可以实现完美这种观念是共产主义者犯的最大错误。追求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会反而会误导人们。吉拉斯强调,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但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可以有梦想有理想,这样社会才会有改革有进步。我们要接受社会是不完美的现实,同时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改进,而不要沉溺于完美社会的观念。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区分开来,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於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达到完美。波兰的米奇尼克说,民主就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戏的大杂烩”。米奇尼克说,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专制是禁止对自身怀疑和批判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社会的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必须允许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简言之,必须要有言论自由。

这就是我们阅读司马璐《斗争十八年》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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