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的美德？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学者经由各种角度讨论疫情的的新文/旧文也层出不穷。读后感受复杂，搞得我这个没什么学问的学生也开始琢磨：这个学科能够或是应当提供怎样的思考？

一篇旧文

一月下旬，疫情爆发之初，周晓虹教授的一篇旧文《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以下简称“周文”）经推送在网络上流传。拜读之后，感觉周文的思路与内容值得商榷，下面是个人的一点思考。

文章主体关注的是传播中的SRAS传言，并从个人的心理与行为、传播过程中的再造，以及民间传统与信仰三个方面加以探察。总的说来，文章是可以成立的，但很难说是成功的——如果社会学自我标榜为“解释”的话，那么这篇文章所做的，顶多是“描述”（而且描述的也并不好），只铺展了“是什么”，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描述是重要的，但描述也分深浅好坏，借用王明珂的话来说，周文的描述只瞥见了“表相”，而没能抓住“本相”。尽管笔者也无法提供“本相”和“为什么”，但依然认为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是应当回应的：为什么会产生传言？为什么传言会表现出此样“畸变”？

诚然，文章里有基于“事件”与“信息”对SRAS传言的社会成因解读，但是对事件的简单复盘以及“所有的媒体的集体性失语”这样未经展开的表达并不能达成“解读”的目的。没有对“政府行为”/“媒体报道”与“民众传言产生”的关系做出过细分析，便径自分析起传播的“畸变”，使得这样的分析缺乏某些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文献梳理和分析框架/视角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笔者并非求全责备，而是要指出：基本的文献梳理是为了将研究放到学术脉络中讨论，同时为了也是选择适当的分析框架/视角。然而，文章中述及传统中国社会的传言事件，列出了《叫魂》与《谣言与近代教案》，但却并不明确这两部书与所要进行的研究有何关联。谈及西方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传言的经典研究，较为细致地介绍了G. 奥尔波特和L. 波斯特曼的理论并在下文中借鉴其分析框架。值得追问的是，对奥尔波特等人理论的应用是恰当的吗？

胡泳教授在《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一文中对“谣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反观之下约略可以看出周文关于“谣言/传言”文献梳理的缺漏：局限于以G. 奥尔波特和L. 波斯特曼等人为代表的“谣言控制学说”，而完全没有提及涩谷保等学者对G. 奥尔波特和L. 波斯特曼研究路径的“有力的拨正”，忽视了对谣言的社会性研究的另一面，即“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

没有提及，自然也就没有采用后一种视角展开分析的可能性。不是说前一种视角不可采用，而是说，针对于SRAS传言的分析，前一种视角是合适的吗？见仁见智吧，不过我是不以为然的。我想，在经历了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事件后，我们对所谓“谣言/传言”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性理解吧。

跳脱出去想，一个不令人满意——理性上与感性上——的视角意味着什么？在我的想象中，社会学还是要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角度上理解性的思考问题吧，而类似“正是因为一方面主流媒体的信息匮乏，另一方面公众的求知欲太强，这两面合围造成了传播的某种畸变即传言的产生”，“为流言和谣言的研究找到新的切入点和新的动力，并进而应对性地提高我们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之类的话语，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气息，很不社会学——不是什么“求知欲”，而是公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不是什么“心理承受能力”，而是大政府应当承担的“保护能力”。

一篇新文

以上所提及的是一篇旧文，近日，《探索与争鸣》微信公号推出“新型肺炎防控”专题，许多社会学者也参与其中，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文章是何种文章——是学术论文？是私人感受？都不算。想来想去，只能勉强算是时事评论。写作水平如何？仅以谈口罩分配平等的一文（《疫情之下的口罩分配平等与健康后果》）为例。该文所描述的是：在口罩短缺及去市场化分配的情况下，“所有地方政府都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最大程度地公平分配口罩，尽可能地实现拥有口罩的平等”。如果以时事评论的标准来要求，这样的论述无异于“废话”。面对这种情况，政府政策当然是要尽可能平等分配了。

毫无疑问，文章体现出了社会学的眼光。以前常常觉得，社会学“视野/视角/眼光”很重要，后来慢慢发觉，社会学更是一种方法/方式，到“田野/经验世界”中去体察——尝试理解，尽力深入——同样重要。结合来看，社会学才显得有点意义。如果没有以社会学的提问方式/问题意识进行深入的经验/实证/田野研究（实地、文献、数据），所谓社会学者的那些观点，可能就连合格的时事评论都算不上。

更值得思索的是，该文没能提及某些值得追问的问题，即几乎与各地推出“口罩政策”同时发生的，“为领导拿一箱口罩”事件。这不是写在政策明处的事，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其中折射出了怎样的问题？显然，这篇文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问题。

一点思考

疫情以来，面对社科学界品类繁多的文章和即将上马的诸多项目。作为一个普通学生，也不禁会去想要如何看待此类事情。

去写文章，回应一个公共性的社会问题，是学者应当做的，但要写得好。怎么个“好”法？要有水平——深入的理解，深刻的分析；要有品格——不逢迎，不违心，不回避。

再进一步，罗新老师有过一篇演讲《历史学家的美德》（后收入氏著《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谈到“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作为历史学家的三大美德。那么社会学者有美德吗？如果有，是什么？当然，这个“美德”，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社会学的田野实践与理解视角或许终究贯穿着“美德”。不过，正如罗新认为“求真是历史学科的本质”一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上述方法与视角只是社会学的本质要求，谈不上美德。

所以，社会学者应该有怎样的美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