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汪精卫-读余英时序

余英时为《双照楼诗词稿》写的序里，一再强调汪精卫在所谓“和平运动”中内心的痛苦，余先生自己说自己只是为了证实汪精卫诗词中的愁苦并不是为了“与诗兴”，而是真情实感。但话里话外却总想说明汪精卫不是一个铁心卖国之人。然而在我看来，汪精卫明知自己被日本所欺，明知自己做错了事情，却没有回头的勇气，真是无比可悲，不值怜惜，是一个铁杆汉奸。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确实让人心酸。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无疑是爱国的，但其天真懦弱，却将他推向深渊，有一些人，你仅仅只是想到他的名字，就以足够惋惜伤悲，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人。试问谁读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会不感到热血澎湃呢？汪精卫有一个当英雄的梦想，有一个拯救国家的心愿，但现实却让他的天真软弱战胜了理想主义，最终只能遗臭万年。他曾认为一旦战败，中国将会承受“以中国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的可怕后果，这是他主和的一个关键原因。而他自己日后所成立的伪政府，却是实实在在的做到了这一点，提前让中国在战争中同时品尝了战败的苦果，助纣为虐可见一斑。

  诚然，汪精卫并不是如其他铁杆汉奸一样，为了荣华富贵和权力而去屈于日本，他本是秉着为国家找一条出路的心里，但是不得不说，抗战开始后其与蒋介石的斗争全面落败，不甘心落于蒋后也是他出走的一大原因。余先生说汪精卫不甘心做“人下人”，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对权力的渴求呢？

  余先生引用了胡适对汪精卫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汪精卫）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胡适把汪精卫的行为概括成一种“烈士”心理，余先生则认为这是一出完完全全的历史悲剧。

  “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伶仃叹，检点平生为尽心”读着这些诗句，会想象到这是一个在国家危难关头为国所伤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汉奸。汪精卫是复杂的，也是悲剧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政客，他没有在历史上做出这样惊天的丑闻，对于他的诗，也许我们会有不一样先入为主的看法。百年将过，如今的人，对于汪精卫的诗，应该分开来看，艺术与政治虽相连但并不相通，对于他的诗词，应该将重点放在诗词本身，细读你会发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汪精卫，是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