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家书

2020年，我们就像被时代的车轮卷起的尘埃，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扰动，当尘埃落定时，生活已然变了，回不去了。而有些，却再也落不回地上，永远地离开了。

大姨父，本来每年过年我们一家都会去看他，老人家巍巍然长者，在家族里德高望重。今年春节因为疫情，大姨父早早给我打电话叮嘱，说养老院封闭了，外人概不许进，让我们今年就不要来了，等解封了再说。疫情没我们想象的结束那么快，当环境稍微轻松一点儿的时候，都临近端午了，我给大姨父打电话想了解下他们那边的情况，看我们能否进门。电话响了好久，最后接电话的是他孙子，就是我侄儿，小侄儿说，爷爷住院了，在ICU，因为疫情的原因，所有亲属都不可以进入探视。老人家心脏有两个支架，这次又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情况很不好，我只希望他能从ICU出来，给我们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结果50多天过去，奇迹还是没有发生。在一个昏昏沉沉的早上接到哥哥的电话，大姨父走了，享年88岁。早先大姨父的那通嘱咐我们不要在疫情期间去看他的通话，竟成了诀别。

在父辈里，大姨父是家里不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也赖于此，大姨父也是家族中在世俗意义上最成功的几位长者，老人在退休前是一家大型国企的党委书记。他其实帮过亲戚们很多，但他又很清廉和理想主义，又没帮那么多，没达到有些亲属的预期，在家族中尤其是退休后，还有亲戚对他不满意，但我家绝不会。爸爸在部队里是大姨父的下级，大姨父做媒娶了我妈，这层关系使我们的感情又多些亲近。在我眼里，当年部队的“四好连队”的连长，先后被毛主席和林彪接见的历史，更让大姨父蒙上了传奇的色彩。敬佩，是大姨父在我心里的底色。

在我学龄前，曾有一年多和爸爸在部队里生活。老爸对我要求挺严的，偶尔还会有些体罚，而这样的事要是被大姨父遇到的话他一定会批评老爸，大姨父在我心里就成了“救星”。在大姨家里住一段时间，听到老爸要来接我回部队的消息，我都会哭。那时候大姨父就喜欢摄影，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我现在能找到的小时候的照片，大都出自大姨父之手。大姨父会做出小花饰，在冲洗照片的时候来美化一下，这在我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手艺。我后来对拍照的兴趣有部分也是缘于此吧。

后来，老爸复员转业，我们一家生活在长春农安，大姨一家还是在大连金州。在80年代，这距离感觉还是很远的。这期间大姨父去过几次农安，或出差，或探亲，或去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胆囊。每次他来，我们一家都是特别重视和开心，他也总能拿一些新鲜的东西给我们开眼。我第一次见到aiwa的随身听就是在大姨父手里，金属的，极其小巧紧凑，音质在我听来如天籁，那时候他们听的是李玲玉和任静。而更难忘的还是我们暑假去大姨家里，那时候从长春到大连的直快列车要开一整天，大姨父是真心欢迎我们去他家玩。傍晚列车到金州站，我们下车四处张望来找接我们的大姨父，然后看到大姨父穿的一丝不苟却像个小孩子样的双手紧握着车站的栏杆，从栅栏的空当里向月台张望，也在找寻着我们，目光碰上了就高兴地挥手指向出站口的位置，出来后让他司机帮拿东西，带我们上他的伏尔加轿车，浅色的。这一幕就是我对暑假最美好的期待。在他家的这段时间，他都会尽可能安排的丰富多彩，去大连市的景点玩儿，去海边玩儿，节目不断，后来我们乘船去上海，因台风延误，他还急忙忙的来码头寻我们，想接我们回去。

再后来，92年暑期，我上高中那年，在大姨父的帮忙下，我们全家从农安搬到了大连开发区，我们两家又在一起了。这时候恰逢国企转制改革，大家都“下海”，大姨父也“下海”了，以他理想主义的个性，做过几个项目也都没成功，也就渐渐过上了退休生活。我在高中大学期间思维还算活跃，对历史、政治，哲学还都有点儿兴趣，在这些方面和大姨父常常能聊到一起，堪称“忘年”。大姨父教我从更广、更深，更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他对中华文化非常热爱，同时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有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坚定。大姨父酷爱阅读和藏书，书是他最珍爱之物，不轻易与人，但送过我一些书，我最喜欢的还是《哲人的心灵对话》。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大姨父对体制的支持也越来越极端，而我则渐渐接受了“普世价值”，接受了政体应保障人权的理念，我们在政治上的见解开始渐行渐远。我不能就此议题和老人家辩论，父辈这一代人，大多是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经历了文革也经历了改革，人在老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寻找归处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意义”放在他们年轻时最笃信，投入的事情上。“主义”有时候会超越亲情，这是有些可悲的。

最近一次和大姨父翻看他的老照片，那照片年代太久远了，大姨父想让我通过数码技术给照片放大，处理的更清晰，他会指着照片上的少年说这是50年代他在北京读大学和同学们在北海泛舟，还会讲起那个漂亮的女军医和他是如何错过，那时候他不再是眉毛都白了的老人，而是穿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少年。

在这个秋风萧瑟的时节，我写下这些文字，在文字里和大姨父一起回到从前的快乐时光，也希望在另一个时空里的大姨父能看到，补上因疫情而错过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