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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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中的壁障必须被打破, 思维和社会的夹角应当被敞开, 久居黑暗的角落需要被烛照—— 在行动中扬弃异化, 这就是无隅的意义!

与“侠客岛”商榷: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教育优惠政策

作者:邢麟舟

近日来,为表彰一线医务人员在抗疫过程中的牺牲与奉献,以湖北武汉为首的部分地区出台了一系列表彰与优待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了各种工作补助、医疗费用、职级晋升、家庭照顾等内容,大部分都属于应有之义;唯有一系列医务人员子女教育机会优先政策引起了社会舆论关于教育公平的强烈反弹。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关爱和激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节选

针对这样的反弹,近日 “侠客岛”公众号发表了文章《给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加分?加就对了》一文。令人惊诧的是,文章作者竟然认为给一线人员子女提供升学政策优待不仅没有危害社会公平,反倒弥补了社会不公。

侠客岛公众号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_Xgqzy5_g3ElMXIhBBrTRA

在本文中,笔者将试着抽丝剥茧地分析这一系列教育优待措施的潜在弊病与危害,并顺便回应一下侠客岛这篇奇文(后文称《加就对了》)的观点。


弊病一:医务人员内部的不平等

让我们从涉及本次疫情和本次优待政策的最小群体开始,一层一层说开去。如此,首先需要讨论的是这一系列政策在医务人员内部所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对此,《加就对了》认为:

“试想一下,有的地方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可以加分、入幼儿园也有优先权。若按照批评论断者的逻辑,家有中学生的一线抗疫医生,还享受不了“子女上幼儿园有优先措施”的政策呢,岂非也是不公?”

然而笔者的看法是,没错,这正是一种不公。但它的问题不在于“有的地方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入幼儿园也有优先权”,而在于,无论这样的优惠政策能够以何种程度广泛地覆盖子女的各个年龄段(如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笑),它都无法广泛覆盖医务人员本身:子女已经成年,大学毕业的向谁说理,孩子太小今年赶不及上幼儿园的向谁说理,孩子刚好在五年级、初二、高二、大三的向谁说理,单身的又向谁说理?

当然,《加就对了》在以上引用的上一段似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从前述优待政策的多种面向来看,有一点很明确:参加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都能享受到对应的奖励政策。这意味着,不同政策适用于不同年龄段、不同特征的医务工作者,“照顾”到了他们的不同求。”

还说:

“这种情况下,如果单挑出某一条政策,说它只照顾到一部分人、忽视了其他人、因此不公平,实在是鸡蛋里挑骨头。”

乍一看这样的解释很有力,但我们仔细思考后却能发现一些问题。除子女教育优惠之外的政策固然照顾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特征的医务工作者,但这些其它政策无一不是针对“医务工作者”这一职业群体的全体:真金白银的奖励和补贴,人人有份人人受益,职称评定等方面的职业优惠一样对全体医务工作者都有效。正如《加就对了》作者自己提到的:

“这些措施包括工作补助、工伤认定、医疗费用、职称评审、职级晋升、岗位聘用、家庭照顾等。”

然而对子女的教育优惠却仅仅圈定了医务工作者全体中的一部分——“当年入学”的限制完全是随机抽取优待对象,而整个教育优惠政策的设置更是直接将单身医务人员群体排除在外。从这个角度来看,承认其它政策的合理性与批评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单挑出某一条政策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反驳毫无意义。

而至于以上的辩驳如:

“试想一下,有的地方一线医务人员子女中考可以加分、入幼儿园也有优先权。若按照批评论断者的逻辑,家有中学生的一线抗疫医生,还享受不了“子女上幼儿园有优先措施”的政策呢,岂非也是不公?”

就显得不值一哂了。我们明明讨论的是能享受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医务人员与无法享受该政策的医务人员间的不公,该文作者却将概念偷换为能享受某一项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医务人员与能享受另一项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医务人员间的不公。这就好比我们在讨论有ABC和没有ABC的群体之间的不公,该文作者却指责我们在讨论 “有A没有BC和有B没有AC的群体之间的不公”,可谓鸡同鸭讲。

总而言之,子女教育优惠政策最明显、最狭义的弊病就是造成了医务人员全体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一方面是随机的,它用设定年限的方式挑选了得到优待的个体,但它也是系统性的,它涉及对未婚未育人员的歧视。


弊病二:涉及外省援助人员的不平等

当我们把视角扩大到全国各地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时,这种不平等就显得更为复杂幽微一些了。当湖北省率先发布子女教育优惠政策时,其它地区针对其赴湖北援助医务人员的政策显然是参差不齐的。君不见,湖北省采取了“从摇篮到坟墓”全年龄段覆盖的政策,但其它许多省市则只执行到中考或高考,更有许多省市至今并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安排。再加上各省中考、高考的积分、录取、选拔系统乃至教育资源丰度的严重不平衡,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几乎没有办法做到哪怕是“相对”的公平。

当然,如果我们再扯上各地赴湖北援助人员的组织、选拔过程,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他们是被征调的,被要求的,还是自愿加入的?他们是报名即进入,还是有各种筛选的程序?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及不同省市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多样化情况,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公平乃至落实就更成问题了。


弊病三:涉及其它行业从业人员的不平等

视角进一步扩大,映入我们脑海的是维护城市基本运行的其他从业人员,包括外卖员、保洁员、司机等等。如果医务人员的子女能够得到教育优惠,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呢?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群体的子女教育优惠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在大城市中,这一类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来自外地乃至农村,就我国目前基于户口的教育制度来看,只有户籍所在地能够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优惠——然而谁又会去统计这个情况,户籍所在地的政府又怎么可能花大气力为这些零散的少数人开绿灯呢?

而《加就对了》一文是如何解释的?

“他们当然值得政策倾斜和照顾,事实上,也已经得到了。”
“以外卖小哥为例,媒体报道,银川一外卖公司为骑手们提供免费保障方案,从检查、疑似、隔离、确诊以及治疗的每个阶段,都将给予骑手相应保障补助,最高可给予30万元特殊保障金。如骑手家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就医,也可获得相应补助及保障,包括生活关爱金、疾病慰问金、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以及最高10万元特殊保障金。”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在弊病一讨论的问题。以上的政策倾斜和照顾自然毫无问题——它们都是真金白银,都是可以直接发放的金额和服务,完全不涉及个人户口、家庭等因素。但这样的政策并不能为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问题开脱。


根本的弊病:教育资源公平与关于普通民众的不平等

以上的分析都显得有些细枝末节,如果硬要坚持如《加就对了》中的观点,我们似乎也无话可说。然而这些分析尚属表象,对医务人员子女实施教育优惠政策的根本问题在于我国教育资源的性质与现状,及随意对这些资源进行再分配所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

自古以来,教育就是我国民众最关心、社会舆论最敏感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城乡、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每一次教育改革和特殊政策都牵动着广大民众的注意力与情绪。要理解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非特殊情况下,我国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乃至公立幼儿园的学额学位是总体恒定的,也是极为稀缺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一部分人加分,导致的是另一部分人的损失,因为前者加分后所取得的教育机会,正是牺牲后者的教育机会所带来的。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政府为医务人员提供高额补贴,不也是从财政上挪用纳税人的款项吗?且不论我国税制及政府与纳税人关系等较为细致的学理问题,我们至少可以想象纳税人的“损失”——或者说利益让渡——是较为均衡地分摊在大部分人身上的,而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使用也有一套成熟的计划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不公平”的问题是间接、值得商榷和较为微小的。但教育优惠,尤其是加分的影响则更不均衡、更不明确:被教育优惠受惠者挤掉的学生往往是一部分人,他们超过了分数线,本可以得到较好的教育机会,却承担了本该由全民承担的责任,失去了这样的教育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公平”的情况显然与财政补贴、纳税等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我们放眼更多省市,考虑各省市政府刻在基因里的“锦标赛”习惯,我们或许能想到一种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为了彰显自己在表彰抗疫人员方面的决心与努力,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可能会被不同的地方政府进一步加码用以“攀比”:你加十分,我就加二十;你加三十,我直接保送。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这一政策负面影响的普通民众数目则会进一步上升。

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加就对了》是理直气壮的:

“疫情之下,父母没上前线的孩子,有父母全程陪着。辅导学业、精神陪伴、营养用餐都备得妥妥的。反观医护人员的孩子,要参加中高考了,父母或一方或全部都在前线,一不能辅导、二不能陪伴,孩子还得分心担忧父母,对这些孩子来说,是不是“不公平”?从这个角度说,加分政策不是造成了不公平,而是为了弥补不公平。”

然而教育资源是稀缺的,总量是恒定的,它不是可以创造的财富。剥夺一部分人本该享有的现有资源,以表彰另一部分人,在结果上并不能弥补公平,反而是惩罚了另一群无辜的人——如果说给医护人员子女加分是为了弥补不公平,那么没被加分,却因此没法得到应有教育机会的人有什么责任呢,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如果说加分是为了弥补一线人员抗疫造成的“不公平”,那造成这种教育不公平的疫情最初是谁的责任,又该谁来买单呢?难道是由普通民众来买单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子女教育优惠政策的本质不是奖励了什么,而是分配了什么。各级政府在实行这一政策时不需要财政上的一分钱,它们只是通过剥夺了一部分民众的教育资源,把这部分教育资源包装为奖励,赐予另外一部分人。这样的奖励显然无助于社会公平,恐怕还有懒政的嫌疑。


结语

总而言之,湖北及其它省市的医务人员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值得商榷:它无助于医务人员内部平等,也涉及扩大与外省援助人员相关的不平等,更扩大了与其它城市服务行业从业者相关的不平等。从本质来说,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牺牲一部分民众的“懒政”型奖励。这样的奖励在抗疫进行到关键时刻时放出,更会对抗疫人员及全社会的士气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笔者认为,奖励医务人员应当拿出“真金白银”,而不应当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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