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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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捧”与“杀”:来自本次肺炎疫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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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邢麟舟

防疫抗疫大势当前,有关公共卫生、微生物和病毒等方面的科学讨论理应成为政府和群众关注的焦点。然而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却清晰地看到,科学知识、科研活动以及科研人员处在了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它们要么就被官媒、群众高高捧起,要么就成为官方甩锅、社会舆论宣泄情绪的“垃圾桶”。从疫情“官宣”前被反复强调的所谓“未发现人传人”的争议,到此后对港大微生物专家管轶的先捧后杀,再到前几日国家疾控中心科研团队“先发论文再上报”的争议,最后到短暂持续却席卷全国的“双黄连抗冠状病毒”风波,莫不如此。往日似乎值得在任何情况下“相信”,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如今却让人们不断希望而又失望,前一秒捧上天,后一秒踩到地。

与科学相关的一切是如何在疫情中堕入当下境地的?又或许,这才是科学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用几个例子加以解说。


一、“人传人”的报道争议

本次疫情第一次科学相关的争议来自有关“人传人”的报道。自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红头文件在网上流传以来(至少到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多次强调,“病例未再增加”及“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截至1月20日前,武汉市卫健委的所有公开报告皆强调“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或“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令人眼花缭乱的所谓科学术语,“不排除”,“未发现”,“有限”,“明显”,让民众实在摸不着头脑。怎么办?只有暂时相信科学,当做“没有人传人”咯。但就在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的重磅发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让群众大跌眼镜:原来“没有人传人”是假的,“人传人”才是真的!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政府,乃至各种相关专家于是被绑到了“瞒报”、“欺骗民众”的耻辱柱上。

抛开武汉市相关部门的瞒报行为(现在看来,这种行为显然存在),民众所不了解的是,所谓“不排除”,“未发现”,“有限”,“明显”,在科学上都有其相关的意义。根据果壳文章的科普,所谓“有限人传人”(limi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指的是:

高度偶然的、不会多代传播的,通常只会发生个例传染,极少出现一个人传染给多个人的情况。

而所谓“持续人传人”(sustain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指的则是:

传染并非偶然发生、一个宿主可传染多人、可多代传染。
果壳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yfRn_6TatLygC5v59NiATw

而“不排除”“未发现”则是科研文献中常用的术语,用以表示研究者对于结论的谨慎态度。

然而对普通人来说,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情况描述却与文字游戏无异。很多情况下,民众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到底传还是不传?同时,他们也想得到一个明确的指引,吃一颗定心丸:“我需不需要开始预防?我需不需要担心?”。科学能否给他们这个答案?似乎可以。但事实是科学家需要时间作出科学判断,科学需要“懵逼”一段时间,科学研究的结论也具有模糊性。更进一步,科学研究的结论需要通过官方和媒体的中介才能为民众所接收。

问题是,武汉市卫健委只会告诉你“不排除”、“未发现”,它不会向你强调“不排除”的意思是真有可能,未发现”意味着也有可能发现,也不会向你强调科学家仍需要一些时间来判断这件事的严重性,更不会向你解释有限人传人等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危险(当然,更进一步地,它可能甚至不想让你知道病毒和疫情的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及该过程中产生的知识经过官方机构、媒体、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包装,脱去了其与生俱来的模糊性与渐进性,化为了似乎可以一锤定音,解决一切,让人完全托付的神迹。但这样的神迹不会持续多久:钟南山一句“肯定人传人”之后,它立刻跌落神坛,坠入深渊,开始背负群众的骂名。

二、管轶的“出尔反尔”:科学家的局限

另一则关于疫情的科学争议来自香港大学著名病毒学家管轶。自管轶1月中旬就武汉肺炎疫情发声以来,我就一直关注着以他为代表的港大医学院相关专家们(袁国勇、梁卓伟等),毕竟这是母校科研人员为全国做贡献的少有机会。

1月23日,财新对管轶的专访放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文中,管轶痛陈武汉菜市场、车站等地卫生条件极差,政府、民众毫无防控意识与措施,科研机构与政府官方不愿合作等现象,对政府封城等措施进行了评判,并为个人防疫提出了建议。转载的媒体以“这次我真的怕了”“疫情是SARS十倍起跳”等管轶在专访中的只言片语为题,传播着对于疫情的恐慌。

财新原文“去过武汉请自我隔离”,在其它媒体处变成了“我真的怕了” http://www.caixin.com/2020-01-23/101507670.html

有趣的是,当日财新放出报道后不多时,网络舆论开始对管轶在1月15日接受《大公报》采访时的乐观判断大加挞伐。在此前的报道中,管轶表示“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强调“不要低估中国近几年疫情防控能力的巨大成长”。管轶对于疫情判断的前后不一立刻招来了各种道德、人格的审判乃至攻击。“心口不一”“砖家”“蛀虫”等人身攻击词语在社交和新闻媒体中层出不穷。管轶此前在SARS及禽流感疫情中的各种言论也被扒出,似有多处前后矛盾,其人被网民斥为“谣言制造者”。更有人传小道消息称管轶之所以改变口径,是因为“去武汉讨要样本做科研碰了一鼻子灰,泄愤呢”,并称管轶在SARS期间出尽风头,如今气急败坏,才不是什么真正的防疫学家。

管轶1月15日的判断


网传管轶“造谣”史
所谓关于管轶的“内幕消息”

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从报道的只言片语中获取。仔细阅读,我们发现,1月15日管轶的判断,是基于“冠状病毒最常潜伏期是十五天,而自3日后内地无新增传染病例”。此时的判断,乃是基于武汉市卫健委和国家的疫情通报公开信息——而从现在来看,这一信息的准确性可谓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管轶在财新的报道中也回应了这一点。财新报道原文引管轶指出:

“之前曾经报出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硬仗。(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至16日发出的通告中均维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无新增)”

如上所述,管轶的乐观判断似乎是基于卫健委的公开信息,而在赴武汉实地考察后,他的态度才出现明显的变化。然而网民并没有时间、精力或意愿仔细阅读前前后后的报道:一个科学家基于(权威机构发布的)二手信息和实地考察的一手信息所得出的结论偏差,却成为了网民向其泄愤的原因。

不论管轶作为科学家的人品、水平如何,围绕他的舆论风波都展示了科研工作者在面对权力机关和社会大众时的局限与无奈。在有关重大社会利益的科学现象(疫情)面前,科学家赖以创造新科学知识的数据、信息、样本来源受制于官方,而其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与存在感又逼其不得不仅仅根据手头可以掌握的信息来源进行即时判断——毕竟,科学研究的渐进性和模糊性在媒体与公众面前,是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科学研究中看似非常正常的“结论提出、推翻与证伪”成为了媒体、民众大肆进行道德挞伐、情绪泄愤的对象,而操纵、篡改、隐瞒第一手数据的官方则悄然隐身在舆论的海洋中——直到事态恶化到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三、论文争议:科研活动与政治、权力

新的舆论旋涡于1月29日形成。著名科研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了一篇主要作者来自国家疾控中心及湖北省疾控中心的论文,论文指出“早期就存在大量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患者”。这篇论意味着,湖北省疾控中心及国家疾控中心似在12月底1月初就掌握了“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大量、准确数据,但“病毒可以人传人”却直到1月20日才由钟南山院士披露。

NEJM论文

有意无意地,几乎在同时(1月29日~30日),国家科技部发布《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并“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网民不是傻子。两条新闻同时发出,大家立刻拼接好了似乎天衣无缝的真相:卫健委相关科研人员为了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具独创性的论文,刻意隐瞒了早已得出的“病毒人传人”结论,耽误了防疫。由此,群众义愤填膺,开始对“科研买办”进行各种舆论审判与攻击。

而关注科研新闻的读者必然知晓,在此之前,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与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已经上演了一场科研闹剧。据传,张永振团队第一时间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数据,但却顾全大局,向社会公开数据以帮助抗击疫情。而高山团队则在未与张永振团队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抢发论文”,引发了科研界的争执。

这类科研争执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其中的各种机构、权力、伦理问题也曾被不止一次地讨论。但在网民的眼中,广大群众一度十分相信的科学与科学家的形象又一次轰然崩塌,一般被认为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却做起了买办的勾当,这的确让人出离愤怒。

但如果仔细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的论文争议恐怕根本轮不到科研工作者来背锅,而“谁隐瞒了武汉肺炎的爆发情况与人传人消息”这一争议,则更像是一场“击鼓传锅”的猜谜游戏。截止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仍然在强调“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现象)”,而1月12日至14日,上述表述逐渐消逝。1月15日,以上的“文字游戏”变为了“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一表述撑了5天,终于被钟南山院士戳破。

基于钟南山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的身份及群众对于中央级别政府机构的信任,网民自然而然地将“瞒报”归咎于武汉市卫健委及市政府。于是,以武汉市长周先旺为首的武汉市政府领导班子接受了一轮网络舆论洗礼。然而,1月27日,周先旺却“不装了,摊牌了”,他表示“地方无授权不能发布疫情信息”,似乎企图把锅传给中央。然而,1月29日上述论文的信息与科技部的规定发出后,这口锅又回到了一部分科研工作者的身上。而这些被网民和某些掌权者甩锅的科研工作者却也不是吃素的:国家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就强调,疫情信息发布滞后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却也不能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中心主任高福和疾控中心官方则回应,该论文是根据1月23日上报的425个病例所做的回顾性分析,这些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经向社会公布,而“人传人”的结论是回顾性的推论,并非在拿到样本后第一时间就发现的结论,无所谓“压住不报却去发论文”的情况。

“瞒报”这口大锅至此似乎消弭于无形,但其背后的真相却也无从查考:“人传人”和“疫情爆发”这两项科学知识,在被制造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某些专家压住不报拿去发了论文,还是专家报告后被武汉市卫健委及武汉市政府压住不报,抑或“压住不报”的决定来自更高层。又或者,1月20日之前,没有任何一方了解“人传人”的情况(这似乎不太可能,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至此,有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生产并传播科学知识这件事,似乎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论是科研活动本身,还是科研人员,乃至科研结论传播的过程,都受到各种非科学因素的影响,而在这次疫情中影响最大的非科学因素,无非还是政治与权力。在此,我不想判断以上那口锅是谁的,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科研工作者作为渺小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疫情之下,面临着诸多局限。我不认为国家疾控中心的学者会铤而走险,在不向国家、政府上报疫情的情况下“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毕竟论文发表与上报疫情并不矛盾。所以,单就这一事例,我认为网民应该多加思考,不应将道德审判与个人情绪宣泄在科研工作者身上。那么这口锅到底是谁的,就留给诸君自行评判吧。


四、双黄连风波:科研操守与科学知识传播

在上一部分我提出观点,网民不应将道德审判与个人情绪宣泄在科研工作者身上。然而这不代表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操守无可指摘。紧随论文争议的双黄连风波告诉了我们科学传播的些许偏差可能造成多大(坏)的影响。同时,它也教会了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操守不是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审视与批判的。

双黄连风波始于1月31日。令我惊诧的是,这次的风波竟然源于官媒的亲自下场。31日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等渠道突然发声,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从以下官微截图可以看出,这篇微博几乎已经是言之凿凿:它并未提及任何实验或研究的条件,便直接甩出一个似乎已经得到反复证实,板上钉钉的结论,双黄连可抑制病毒。此后,这条官微更是科普了上海药物所此前进行的各种关于中药抑制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的研究。最后,它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目前,双黄连口服液已在两个医院展开临床研究。

《人民日报》官微

有一定科学素养,并能够耐下心来阅读官微内容的网友或许可以发现,在微博开头,人日强调了“初步”和“抑制冠状病毒”,而在结尾却说刚刚开始“临床研究”——合着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但广大网民可能没这个精力和意识:这可已经是《人民日报》的消息了,而这个上海药物所也是中科院下属单位。从知识生产到传播,都足够权威了吧?还等什么,买啊!于是,被钟南山院士苦苦相劝回到家中的群众们,就被这一条官微,一项八字没一撇的研究“成果”,又拉回了街上,排队冒着感染的风险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京东的双黄连口服液已被抢购一空
民众深夜排队抢购双黄连口服液

而双黄连真的管用吗?出来辟谣的首先是各种医疗自媒体:

丁香医生辟谣

接着,《人民日报》也跳出来了:

抑制不等于预防治疗?又是我们熟悉的文字游戏。说句实在话,作为半个理科生,我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抑制”某种病毒不等于“预防和治疗”这种病毒所导致的病症,而我能够搜索到的信息仅仅告诉我,这种“不等于”是因为“实验尚在初步阶段,需要大量临床实验才能确切证明”。没错,又是我们熟悉的科学研究的渐进性和模糊性。这一次,抹杀这些渐进性和模糊性,又自打自脸的的,是广大群众最为信任的,中国官方最权威媒体。而抹杀它们的代价,则是一大批深夜出门排队购买双黄连的群众的感染风险。广大网民、群众有错吗?他们是不是无知的、缺乏批判性思考和科学素养的?我想是的,但在这次风波中,我并不觉得我们应该批判广大群众——毕竟,这条消息是《人民日报》发的,他们上街抢购,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及其中央政府的宝贵信任。

此处忍不住引用某湖南老爷爷的批语进行一番嘲讽

故事到这里还未结束。那么消费这种信任,率先发布这一科研成果的机构是什么样呢?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科研发现”又如何评价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科学的事情我们不想说得太过”——原来他们自己也理解科学研究的渐进性和模糊性——而用我的话说,就是“一问三不知”。

“国是直通车”紧急采访记录 https://mp.weixin.qq.com/s/rgv01ZBQoiC7XGX5xNIuwg

如果我们再扒下去,就会进一步为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联合研究所的不堪感到震惊:

上海药物所:洁尔阴洗液预防非典
武汉病毒研究所:81年出生,靠舒红兵院士裙带关系快速上位的年轻所长。顺便,舒红兵与饶毅同年参选院士,前者当选而后者落选的故事,也算当年生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以上这些记录足以令人沉默——我还记得在疫情爆发之初,朋友曾经告诉我,这次疫情在武汉算它倒霉,毕竟武汉有全世界最先进的P4病毒研究所。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还是太年轻了,对于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操守,我们从来不能掉以轻心。


五、结语:非常时期,我们如何看待科学

非常时期的事例更能集中体现平日我们难以察觉的道理。在这一次的疫情防范中,科学进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民众曾经“相信科学”,也曾寄希望于“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但大家豁然发现,科学竟然有如此无力,无能、漏洞百出的一面,于是与科学有关的一切便遭受了舆论的挞伐。科学到底是神圣的、万能的, 还是无力、无能、漏洞百出的?我认为都不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活动是由人主导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社会、权力等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科学活动的参与者,过程,乃至结论,都不会如其所宣称的,或被包装的那样,客观、理性、完美、解决一切。科研人员如普通人一般良莠不齐,他们中会有如钟南山院士一般的英雄,也会有第四部分所述的败类,但唯独不会有智识和道德上的完人。科学实验会受到科研人员主观意识的影响,它的结果并不如它所呈现的那样完美。科研人员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往往十分低下,这意味着他们会受制于其它更有权力的社会组织与机构(没错,比如政府与卫健委),而后者则可以影响其科研结论,甚至使其噤声。而就算以上所有的因素,科学知识在经过媒介和传播后也会遭受几乎是必然的损失与扭曲。

科技社会学家Bruno Latour及Steve Woolgar名著 Laboratory Life,讨论了科学实验日常实践中的各种社会建构因素

这些因素在政府、国家、社会对科学的日常“神化”中不知不觉地被抹去了,科学不再是受到各种政治、权力、社会因素影响的,具有模糊性和渐进性的事物、活动或现象,而是变成了一种如宗教一般即时解决问题,永远客观正确,随时可以依靠的存在。

以当下的情况看,所谓提高科学素养,掌握更多科学知识,恐怕都是缘木求鱼。在疫情的推动下,我们当然会对传染病相关的知识有更多的了解,并对相关科研结论产生更强的判断力。然而科学知识纷繁复杂,与公众利益相关的科学事件又层出不穷。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真正能做到的是“釜底抽薪”,认识到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缺陷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不仅仅意味着批判性思考,更是要对——曾教会我们批判性思考的——科学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或许,以下的学术著作是一个好的开始。

Robert 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Barry Barnes, David Bloor & John Henry, Scientific Knowledg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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